第六十章《如果这是宋史叁：变革时代（舒适

庆历守望者

宋庆历三年，1043年的九月三日，宋仁宗把朝廷里的两府大臣，以及知杂御史以上的官员都召进皇宫，一直把他们带到了天章阁。天章阁，这座以前用来安放皇家御制文集，以及追忆本朝故去皇帝的宫殿，从此在历史上声名显赫，意义非凡。

那一天，登阁的人除了四人年龄稍大之外，都非常年轻。四位老人，晏殊52岁，范仲淹54岁；章得象、杜衍，各65岁。他们是两府的首脑。其余的三司使王尧臣40岁，富弼39岁，欧阳修、王素36岁，韩琦35岁，王拱辰、蔡襄31岁，都是年富力强、心系天下的年纪。尤其是韩琦和富弼，他们与异族在不同的战场上肉搏厮杀，堪称青年才俊，国之栋梁。

登阁之后，先由皇帝率领着参拜了太祖、太宗、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然后来到书桌前，上面已经准备好了笔墨纸砚：大家对国家的现状都有所了解，现在就把你们看到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办法都写出来，以振兴国家！

因为国家快完蛋了。

近10年来，宋朝外有西夏，内生叛乱，老天爷也趁火打劫，半年多不下一滴雨，直到近六月的一个夜晚，天空中终于传来了隐隐的雷声。

仁宗当时已经睡了，空阔皇宫里的他突然爬了起来，来不及穿鞋，赤脚跑到宫殿外面。他向茫茫的夜色跪倒，对苍天叩拜100次。雨，终于下了，瓢泼大雨倾盆而下，仁宗就在雨中伫立。这时，皇宫里所有的人都走了出来，陪着他一直站到大雨停了，才慢慢走回宫里。

旱情终于缓解了一点，这一年的收成似乎还可以盼望。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根本没法高兴。宋朝的钱、粮，这里专指皇帝可以动用的政府钱、粮，在赵光义耗尽赵匡胤毕生所积，赵恒自力更生又自生自灭，经刘娥稍微恢复，被李元昊、耶律宗真轮番消耗打劫之后，又所剩无几。维持基本运转，只能依靠皇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内库了！

如此局面下，历史迎来了上面这一经典时刻。

那一天，范仲淹、韩琦、富弼、王尧臣等人心潮澎湃，或在当天，或在回家深思之后，都写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中，根据各自的名声，以及后来在改革中起到的作用，把范仲淹的意见列在首位。他写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把问题所在以及改革的办法，具体细化在10个方面：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这10个方面、30个字，看着很枯燥，但稍微想一下，就会不寒而栗。这样想——一个国家，难道可以赏罚不明、胡乱恩典，拿官职当赏钱，科考乱七八糟，随便谁都可以当上司吗？不种田、不织布、乱派徭役，外加没有信用、毫无纪律吗？！

这还是一个国家吗？

这时的宋朝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逐条分析一下，真正弄清楚范仲淹讲的是些什么事。

第一，“明黜陟”。这条讲的是改变宋朝当时做官最重要的升迁制度，即“磨勘”。

宋朝的官员，只要不犯错，文官每三年一次，武官每五年一次，把政绩呈交京城考课院审查，就可以官升一级。

毛病显而易见，考的不是谁有多优秀，而是谁犯了什么错误。如果想升官，就别犯错。可做事难免会出错，于是就别去做好了……宋朝的官场就变成了佛教《金刚经》里的神妙境地——“使人坐荆棘丛中，动即被刺，不动即不刺，所以动不如静也”。

官员们都这么静，国家的事谁去办？

所以，范仲淹第一条就要改这个。从官员的办事精神上去革新，从奖惩条例上调动官员的工作积极性。具体的做法是：把太祖、太宗时期的保荐制度和真宗时期的磨勘制度结合起来，看一个官员的优劣，不仅要看他是否出错，更要看他的成绩。这个成绩就由上级部门，宰相、枢密们来确定。

同时规定，做官要分京、外两种。京官，经保荐的3年一次磨勘；自己申请的，要达到5年才准磨勘。这一规定针对的是富家子弟，这些人有门路，就是要压制他们。

还有就是完善惩罚条例，无能即是错，考课院以后会专门评定官员们的才能等级，凡是无能的……别怕，不是罢官，是另外安排。

第二，“抑侥幸”。

说“侥幸”，只这两个字，范仲淹就得罪人了。不仅是官员，还有皇帝。因为那本是皇帝的恩典，是从伟大慷慨的真宗皇帝赵恒开始的。

从他开始，宋朝官员们每年都热切地盼望着年关附近的南郊大礼，还有皇帝的生日。那两天，宋朝从两府大臣到各路的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请恩荫我的儿子侄子们吧——从此，这些官崽就正式当官了。

恩荫制度中还有严格的等级观念。比如翰林学士以上的官员们，每做一年，就可以恩荫一人。请想象年少中举、30岁以前就进入两制的高才生们，只升不降的官场生涯，做个20多年有什么难处？那就是有20多个不经科考就进官场的二世祖！

再凭着老关系往上爬，长此以往，宋朝的官场会是什么样呢？

所以要改。范仲淹提议，以后转运使和边防上的文官，到任满两年才可以提请恩荫；两府以及两制高官，每次大礼时只许申请恩荫一人，并且必须是亲生儿子，连侄子都不行；阁馆要职，也不许两府、两制高官的子弟们轻易进入，不仅要考，还要经过保荐才可以。

第三，“精贡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