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量地起纷争，金余两家始结怨
除了哑巴金先福，银竹沟的每户人都派了一名代表在余运武家的堂屋里召开社员大会，大家是提前一天接到的通知。
参会人员里面，取代之前胡老爷子位置的是姜贵兰，也是唯一的一名女性。
尽管金先明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和支委成员，且早就知晓会议内容，但这样的会议还得由生产队长余运武来主持，这是组织原则。
“今天的会议讨论两件事，都非常重要，跟我们银竹沟生产小队的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所以昨天通知要求每户人都不得缺席。”
小队长余运武开始了会议发言，“第一件事是关于村委下达的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问题。按照村委要求，我们小队实行小包干，也就是大家不再集中在一起吃大锅饭，采取自由结合的方式划分成组，各自完成生产责任。”
余队长把意思讲得很清楚直白，大家仍听得云里雾里。
“不要集体了，地里该种啥不该种啥由谁来安排？这活还怎么干？”
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坐在门槛边上的余运文应该是听明白了，但仍旧把一连串问题甩给他这位冷面的弟弟。
余运武继续用大白话解释：“小组内成员自己商量着种地，怎么种都可以，甚至撂荒都行，只要年底前能把任务交上去。”
这样一来，参会的所有人都清楚大概意思了，无非就是把现在的生产小队切割成更小的组。
“干嘛不直接分到每家每户，还要多此一举继续分组呢？”
不用看人，就知道这是大力士余运彪的声音。在原来的大集体时期，他总认为自己最吃亏。
事实也确实如此，毕竟他的力气大，干活时一个可以顶两三个，但挣的工分比别人也多不了几个。
“倒是有一些地方在这样做，目前我们村上和公社对政策还拿捏不准，所以采取了这个折衷的办法，我之前跟金先明队长也商量过，根据银竹沟的人口分布情况，决定将我们生产小队分成两个组，先试行一年。”余运武解释。
听余运武讲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对准姜贵兰这位第一次参加社员大会的女人，司马昭之心人尽皆知。
“我知道大家的意思，胡老爷子去世之后，他们家就失去了劳动力，胡昭恩是个没法参加劳动的残疾人，胡显荣还在上学，家里还有一位年龄更小的娃娃，姜贵兰毕竟女流之辈，按照我们之前的一贯做法，只能算半个劳动力。”
一向最有领导范的金先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他继续讲道：“虽然是分成两个组，我们银竹沟小队还是要集中统计核算生产任务的，只是年终分配时，组与组之间不再搅合到一起。”
见金先明把话讲到这里，余运武赶紧插话。“刚好金队长提到了胡家，那我就顺带说一下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件事，就是关于他们家的优待和扶持的问题。
胡老爷子为生产小队丢了性命，在战争年代评个烈士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所以我们决定让胡昭恩接任保管员的位置，他只是腿脚不便，又不是瘫痪在床，给大家看管个库房还是没问题的。对他这个保管员，每天按一个全劳力计工分，队里不另外从物质上为胡家提供帮助。”余运武一口气把该说的内容全部抛出来，生怕再被金先明抢了话头。
真是天道好轮回，胡昭恩在学大寨运动中负伤，让胡家老爷子当了保管员，胡家老爷子这回为了生产小队丢了命，又将保管员的位置交回了儿子。
转瞬间，姜贵兰一家的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人人嫌弃变成了人人争抢。
当然，具体加入哪个小组，还得看她自己的意愿。在感情上，他更愿意加入金家院子小组，一方面是住得近，另一方面是感念金先明在处理老爷子丧葬问题上出了不少力。
社员们很快自发地分好了小组，结果也并不出人意料：庙坪余家人一组，中沟金家人加上以姜贵兰为代表的胡家人一组。
接下来就是关于两个小组的土地丈量和划分问题，银竹沟的每一块土地，哪块好，哪块差，大家都心知肚明。
最终，社员们按照就近原则达成一致意见：将土地分成较为集中和完整的两片区域，上半沟地势向阳，人均少一点面积，分配给金家院子小组；
下半沟光照时间短，人均面积多一点，分配至庙坪余家小组。具体的标准，等测量完面积之后再分配落实。
银竹村小学背后的山上，是村里划给学校老师的自留地，胡显荣和他的同学们正在地里参加劳动课。
他们是学校里最高年级的学生，这样的任务落到他们身上，早已成为惯例。
胡显荣因为上学较晚，中途还留级蹲班两年，便成了全校年龄最大的学生，跟成人相比显得个头不高，但在学生堆里却是巨人一般的存在。
他是五年级的劳动委员，尽管他不喜欢这个职务，但怎么也推脱不掉。
后来他也就慢慢习惯了，真把自己当起“干部”来，逐渐显露出一些威严，尤其是在参加这样的劳动课的时候，同学们多少有些惧怕他。
赶在春节前，他们要将学校的自留地翻整完，这个过程叫做“挖冬地”。
地要挖两遍，第一遍是将板结的泥土挖成块状，经过十来天的夜露和霜冻之后再挖第二遍，将成块的泥土敲细、整平。今天，他们进行第二次翻挖。
胡显荣正在用锄头认真敲打着地里的大土块，突然有一只手在他的左肩拍了一下，等他向左扭头，却发现拍他肩膀的人站在右侧身后。在他们班上，能这样跟他逗趣的除了余兴彩，再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余兴彩从大棉袄内侧的兜里掏出一把红薯干，硬塞到他的手中。“快吃吧，趁还热乎着，冻硬后就嚼不动了。”她笑嘻嘻地说道。
余显荣将红薯干塞进裤兜，埋头继续挖地，回了句“我等会儿吃，这块地还有那么多没挖完。”
“你是劳动委员，让他们多干一点就行了，干嘛还亲自挖地，你看我手上都起血泡了。”余兴彩继续调侃和抱怨着。
“人多力量大，班干部也得带好头，你没做惯农活，就去把地里的枯草扒到一起，等会焚烧了。”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胡显荣自然知道余兴彩来找他的意图，也遂了她的意。
“就知道你会罩着我，下次我给你带两个火烧馍，纯白面做的那种，我爸烤馍的手艺你是知道的。”
捡到一个轻松活的余兴彩，嘴都笑歪了。她蹦蹦跳跳地跑开了一些距离，突然又扭头说：“显荣哥，上次我们小队分组，你家怎么跟金家院子分到一起了？要不你还是回去跟姜婶商量一下，分到我们庙坪组，我们两家还在一个锅里吃饭，我爸是队长，我回去给他说一声，应该问题不大。”
“组都分好了，怎么可以反悔？再说这是大人们的事，我们小孩子就别掺和了。”胡显荣一边干活，一边应答。
余兴彩立马收起花儿般的笑容，嘟嘴回道：“你马上都是可以娶媳妇的人了，还把自己当小孩子，害不害臊？”
这句话让显荣有些上头了，恨恨地说：“你信不信我收回刚才的安排，让你继续挖地？”
余兴彩回了一个鬼脸，风一样地跑远了。
刚才那番谈话，让胡显荣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如果不是爷爷为队里丢了命，队里同情和照顾他们家，无论哪个组都不愿意接纳他们，他对此感到又气又恨。
他丢下锄头，瞬间就觉得干活没意思了，甚至觉得上学也没意思。
“妈，我不想上学了，学不进去，您还是让我回来参加劳动吧？”晚间，胡显荣在火塘的角落里跟姜贵兰说出了他的想法。
“别在那里胡说八道，我现在想上学都没机会，如果当年不是我大骂着把你舅舅劝回学校，他现在还跟我们一样在土里刨食，你看他现在给人把个脉，开个方子就能挣钱拿工分；你的表哥在公社联防队当领导，坐办公室，是何等威风？这样的好事到哪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