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九章《证据游戏》（1）
“法官大人，我方请求传唤雪伦·吉尔伯特。”
于是，一阵细碎的动作打破了法庭的肃静气氛。人们清着嗓子，翻动着文件，都伸长了脖子，想要清楚地看到证人席。法警是一位女士，身穿粉色衬衫和黑色法袍。她打开法庭后方格板墙上的门。“请吧，雪伦·吉尔伯特。”
萨拉·纽比坐在法庭的出庭律师1席上，身体前倾，十指交错撑着下巴。这还是她第一次见到原告，也就是控方口中被她委托人强奸的那个女受害者。为了让加里·哈克免除牢狱之灾，她要推翻这个女人的证词。她要毁掉这个女人的名誉，才能确保自己的声名扶摇直上。萨拉正式成为出庭律师已经3年了，这是她经办的第一个强奸案，她得表现出色才行，这会是她晋身皇家大律师2的踏脚石。控方律师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就是一位皇家大律师，此刻他正站在她旁边，面朝陪审团。
劳埃德-戴维斯把笔记放在自己带来的便携桌上，若无其事地用银铅笔轻敲桌子，等待委托人进来。和萨拉全神贯注、如临大敌的架势相比，他显得心平气和、成竹在胸。他的便携桌、银铅笔、丝袍3、昂贵的定做套装都是地位身份的象征，这种地位让萨拉既羡慕不已又心生敬畏。他的初级出庭律师詹姆斯·莫里斯坐在旁边，手里拿着笔，随时准备记录。劳埃德-戴维斯所拥有的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萨拉：劳埃德属于这里，这是他统治的地盘。在劳埃德旁边，萨拉觉得自己像一个新手。虽然她穿着自己最好的玛莎百货黑色套装，翻领和饰带硬挺，但她仍然痛苦地感觉到，袍子的黑棉布把她划入詹姆斯·莫里斯这类初级出庭律师的行列，而初级出庭律师在此类案件中一般只配协助皇家大律师，而不会担任首席出庭律师。
两位出庭律师前面是法官斯图亚特·格雷，他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背后墙上的皇家盾徽高悬过顶，是狮子和独角兽盘绕的图腾。他的脸很长，毫无血色，假发套下的双眼低垂，像警犬一样审视着萨拉。萨拉郁闷地想到，这位法官也曾当过皇家大律师，而且，他肯定毕业于英格兰顶级公学，说不定和劳埃德-戴维斯还是校友呢。
他肯定不像萨拉那样，15岁就辍学，住在利兹市条件最差的廉租房里，青少年的时光全都在抚养孩子。
萨拉缓慢地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尽量收紧腹部，缓解一下内心的惶恐不安。“我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站在这里，”她想，“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功成名就，而我却要靠自己慢慢打拼。如果我能赢得这个案子，这将是我最大的胜利。”
一个女人从法庭后门走了进来，犹豫地看了看四周。她将近30岁，身材高挑，穿着一袭很得体的绿色七分袖套装。一头漂染过的披肩长发，从精致的波浪卷发便可看出：在离家之前，她肯定在镜子前精心打扮了一番。她走上证人席，从法警手上接过圣经和宣誓卡。
“请右手拿圣经，读出卡片上的话。”
“我向万能的上帝发誓,我所作的证词将是事实，全是事实，绝无虚言。”
她发誓时，吐字清晰，语气中有一丝挑衅的意味。萨拉注意到，雪伦把圣经和卡片还给法警后环顾了四周。在这座建于18世纪的宏伟法庭里，她像众多证人那样，先是大吃一惊，有些茫然，不敢相信自己正在出庭作证。也可能因为看到旁听席上的观众，那些学生和一干闲人，还有后排坐着的记者，全都来到这里，倾听她那些会涉及隐私的证词。
萨拉仔细地观察着，努力判断她的性格。许多证人来到这个法庭都会感到害怕，讲述证词时就好像在公共图书馆说话一样，声音含糊，极不自在；还有一些人则因有机会登上这个公共舞台而感到十分兴奋。雪伦·吉尔伯特看上去像是后一种人。再说了，她肯定看过审判前的新闻报道；她心里清楚自己证词的重要性。
朱利安·劳埃德-戴维斯开始问她一些简单问题，意在确定几个基本事实，同时让证人放松。萨拉·纽比安静地坐在一边，认真地聆听。这个遭受了强暴和侮辱的受害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毫无疑问，她衣着得体、美丽动人，出发之前精心打扮了自己。从口音判断，她是本地人，没受过良好教育；萨拉之前说话也是这样，直到在中殿律师学院4学习时懂得了弱化元音，腔调才有所改变。大多数陪审团成员的说话方式应该也像和雪伦一样。
更重要的是，雪伦·吉尔伯特说话的方式就是她个性的流露。她的声音清晰有力、自信响亮，一副很了解自己的样子，至少她是这样认为的；但同时，她害怕遭到反驳，心里时时提防着。萨拉心想，雪伦也许是生活的受害者，但绝非屈服者；与其她强奸受害者不同，她不会在证人席上泣不成声，需要连哄带劝地挤出证言。
至少这一点让萨拉感到高兴。从她接手这个案子的那一刻，萨拉就一直忧心忡忡，对于在交叉盘问时该采取何种策略犹疑不定。她并非担心自己不够尖锐，不够冷酷；她相信自己擅长这些技巧，也越来越驾轻就熟。从业3年，她就已经取得了几次颇具份量的胜利。一位被告在离开证人席时破口大骂，但已属徒劳，因为他被自己的谎言缚住了手脚；另一位在面对她的致命一击时，竟张口结舌，无法作答；还有两位当场哭了。那样的时刻，萨拉心中掺杂着骄傲和怜悯之情：之所以怜悯，是因为她在公共场合让对方丢了脸；但萨拉心中更多的是骄傲，是欢欣鼓舞，因为她凭自己的能力打赢了官司，在残酷的庭审游戏中大获全胜。
迄今为止，她还算幸运，那些与她交手时败下阵来的人都罪有应得——几个窃贼、一个抢劫犯、一个诈骗犯，还有一个暴虐警察。
强奸受害者就不一样了。萨拉有些女权主义思想，一开始不愿意为这个被控强奸罪的男人辩护，尤其是像加里·哈克这样凶狠暴力、微不足道的罪犯。但正如她的事务律师露西·桑普森所说的，“如果你不干，就会由一个男律师接手，那样对受害者又有什么帮助呢？”萨拉告诉自己，毕竟每个人都有权得到正当辩护，如果她想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出庭律师的话，她就必须来者不拒，什么类型的案件都得接。然而，之前的一切全都只是设想，而她现在真的就在法庭上，准备看着一个女人讲述自己被男人施暴的遭遇，她的职责，却恰恰是为这个男人辩护。
为此，萨拉必须设法将陪审团对受害者的同情心转移到她和她的委托人身上。证人也许觉得她可以在舞台上一展风采，但主宰演出的还是出庭律师。如果这个女人生性害羞、表现紧张的话，那么羞辱她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只需纠缠强奸细节或者她以往生活的不检点即可，这是男律师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但如果可以，萨拉想尽量避免这样做。辩方律师若把受害者欺负得眼泪汪汪，只会让陪审团更加排斥她的委托人，而对受害者予以更多同情，毕竟，他原本就是一个令人反感的恶棍。
可不管怎样，他否认自己强奸了她，因此萨拉就得竭尽所能，验证雪伦证词的真实性。受害者给她的第一印象是坚强、直率，能够经得起质问，萨拉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
“吉尔伯特女士，你有孩子吗？”劳埃德-戴维斯礼貌地询问道。
“有，两个。7岁的汤姆和4岁的卡蒂。”
“哦，也就是说，在你遇到加里·哈克之前，他们俩就已经出生了。”
“是的，感谢上帝，他不是他们的父亲。他不配做任何孩子的父亲。”
萨拉注意到，雪伦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劳埃德-戴维斯也没问。但这时，雪伦甩过头去，大着胆子快速扫了陪审团一眼，好像在说，我看你们胆敢从孩子的父亲（或父亲们）不在身边这件事上推断出什么东西来！毕竟，这与本案无关。她是位母亲，而且被强奸了，陪审团懂得这些就足够了。
但萨拉很清楚，事实不止这些。萨拉15岁就怀孕了，她怎么会不明白？她明白为什么陪审团中有两位男士带着明显的爱慕之情盯着雪伦，而其他人却躲开她的目光往旁边看。她甚至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她确信雪伦是一个淫乱的女人，更可能是一个妓女，这个行当跟法律一样历史悠久。萨拉曾经也有过当妓女的念头：这事不需要什么训练,钱还来得快。萨拉想，我当时可能也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她深感自豪的是，自己作为单身母亲，能勉力支撑下来，毫无畏惧地面对任何人的挑战，虽然内心是个寂寞的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