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沟通的现象(2)
第12章沟通的现象(2)
分析
1.东方人的会议，本来就和西方人不同。拿日本人来看，他们在会议上经常表现的“三s”便是“保持沉默”（silence）、“有人看见时微笑”（smile）、“没有人注意时打瞌睡”（sleeping）。
日本人并不推崇“能言善道”，反而欣赏“不善言辞，却专心去做”的人，不知道我们在研讨日本式管理时，有没有把这一点纳入考虑？
中国人不是不喜欢说话，而是中国话多半不容易表达得很清楚。话本身已经相当暧昧，听的人又相当敏感，于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往往好话变坏话，无意成恶意，招来洗不清、挥不掉的烦恼，何苦来哉？所以中国人对闲聊很有兴趣，见面不谈正经话，专说一些没有用的“五、四、三”。会议既然要谈正经事，大家只好面面相觑。不是真的没有话讲，而是谁也不愿意先说，因为事实证明：先说往往先死。
会议中敢于发言的人，通常是这三种人：一是怎么说都不会死的“红人”；二是反正说与不说都会死的“黑人”；三是被人家扣上高帽子，不知不觉地自以为正义凛然的“白人”。算来算去，说得好是应该，说得不好就会死的“黄人”，还是少开口或者后开口比较安全。
“红人”在会议中，常常狐假虎威，开口就是“开会嘛，便是大家要讲话，为什么不讲呢？”不料大家脸上没有表情，嘴上不说，心里却嘀咕着：“哪天轮到你下台一鞠躬，你会讲这种话？”
“黑人”什么话都敢说，因为他抱着“大不了一死”的决心。他一不怕死，主席就怕他了，虽然心里十分恼怒，表面上也要虚与委蛇，好像是很有风度，其实这是中国式管理必具的“虚功”。
“白人”被捧得高高的，真的以为自己足以双肩挑重担，认为自己不说，大概没有人会说。这种人利用价值很高，结果却成为人人害怕的“破玻璃”，大家敬而远之。
“黄人”说也死，不说也死，处境最尴尬。必须运用智慧，才能合理地突破，所以中国人的道理最难讲，最不容易懂。
总经理看见大家不说话，居然不高兴，这也是中国人“占了便宜还卖乖”的作风。假若大家踊跃发言，讲得总经理下不了台，是不是又要拍桌子骂人呢？总经理看见大家不说话，实在应该发觉问题的症结，是“会前沟通不够”，以至大家不知道从何说起。
中国人注重会前会与会后会，会议本身，往往流于形式，如果不能把握此一特性，贸然指责中国人“会而不议”，鼓吹什么“不说话大错”，强调什么“我有话要说”，都在不知不觉地害死人。
但是，尽管自己也是“黄人”，尽管说话会死，必须提醒自己，不说话照样会死。
2.王君学历、经验俱佳，顶头上司李经理为什么不敢推荐他担任主管？李经理讲得很正确：“对他不够了解。”王君平日沉默寡言，问他几句话，常常只能得到简短的答复，给人感觉高深莫测。孔子欣赏木讷的人，却也主张言词必须通达。少说话很好，不至于言多有失。但是少说话绝对不是不说话，不说话大家不可能完全了解，有时会成为自己升迁的障碍，不可不慎。
3.平日少说话，忽然话多起来，或者一向多话，居然不说了，都会令人起疑。这种比较明显的变化，多半被认为是心理不平衡的反应。
中国人好朋友才一道喝酒，一道喝酒时又要想尽办法把好朋友灌醉，弄得外国人莫名其妙，摸不清楚究竟有什么大道理。我们认为：朋友贵在相知，可是这些朋友到底是本性如此，抑或伪装成这等模样，实在弄不清楚。如果一直弄不清楚，就不敢当真把心交给他。彼此之间，就是好朋友，难免也存有一些戒惧。因此找一个机会，拉他一道喝酒，趁机把他灌醉，看看他醉后的表现与未醉之前有什么差异，以便判断这人的本质与习性，作为应不应该交心的依据。
现代中国人，若是只知把朋友灌醉，却未能把握时机好好观察，甚至对方尚未醉倒而自己已经糊里糊涂，那就毫无作用，失去原本设计的功能。
醉后一反常态，不是借酒装疯，便是平日尽力压抑，此时趁机反映出来，我们比较前后的差异，应该有所判断。就算没有醉酒，人也可能产生异常的现象，管理者必须详加考察，深入探讨异常的原因。不可掉以轻心，等到后果严重，才来设法解决，已经坐失良机。
董事长觉得汪经理一向见到他都有说有笑，最近一两次，却一反平日的作风，显得沉默无言，他马上提醒总经理，去了解一下汪经理的境况。这种做法，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汪经理既不属于董事长派，也不属于总经理派。换句话说，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关系相当不错。总经理不会把汪经理找来，出卖董事长说：“你要小心一些，董事长的个性多疑，看到你近来不太讲话，已经对你起了疑心。以后在董事长面前，还是当心应付一下比较好。”
汪经理和总经理处得如何？也是董事长应该顾虑的因素。明知两人处得不好，又要总经理去了解汪经理的情况。如果不是强人所难，便是有意添油加醋，让两人相处得更不愉快。
董事长若是顾虑太多，干脆不讲。将来汪经理发作起来，做出对公司重大的破坏，董事长心里不安，事实上也会蒙受不利。说出来固然是一种冒险，不说出来也可能招致不良的结果。
4.总经理请朱专员陪同，一起去拜访客户，必然是经过考虑的，认为朱专员对于客户以及业务多少都有一些认知。总经理的用意，当然是万一遭遇到什么难题，朱专员可以从旁协助。如今朱专员居然固执“先说先死”的传统，大装迷糊，难怪总经理火冒三丈，给予不客气的斥责。
朱专员真的可以率直地指出总经理偏离了事实吗？有些人喜欢说“当然应该如此”，理由是“总经理必须有此雅量，接受朱专员的陈述”，甚至进一步说“这样不但无损于总经理，而且使部属更加具有效率”。我们听多了，似乎忘记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式“用别人的拳头捶打石狮”，然后大喊“不痛，不痛”。打的人疼得冒出一身冷汗，抓着手的人，还要不解地说：“不可能呀！不应该觉得疼才对。”
我们建议朱专员及时补充或更改总经理的偏差，受害者是朱专员，当然不是我们。朱专员想必吃过几次亏，上过几次当，才会造成这种不闻不问的“活死人”形态。
5.我们在接受“先说先死”的教训之后，必须赶快体会“不说也是会死”的道理。一味不说，同样死得很惨。
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常常把互相矛盾的两句话连接在一起讲。我们讲究“先说先死”之后，马上接下去讲“不说也死”。“先说先死”和“不说也死”根本是彼此矛盾的两句话，中国人把它们连接起来，正是“化矛盾为统一”的伟大思想。想想看：说会不会死？再想想看：不说会不会死？千万不要抱着反正是死的念头，而不重视这种观念的圆融性。任何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会死得令人无法同情，这才是真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