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从“一九八四”出发(8)

第12章从“一九八四”出发(8)

然而，“哐啷”一声，高雄市民也跳上台了。写信的写信，打电话的打电话，明明白白地昭告世人这出戏里究竟谁扮演主人：我们市民要干净的环境，我们市民要安静的社区；大头市长所执行的不是“上面”的命令，而是“下面”——就是我小市民——的意愿。你别忘了你今天在台上有个角色演只是因为我让你上去演！别忘了谁是老板！真是大快人心的一场戏。我为每一个写过信、打过电话、表过意的高雄市民喝彩。常有人说：台湾不能实施真正的民主，因为台湾的人民还没有那个水准。这次高雄市民的表现可以作为对这种说法的反证。我们的人民显然渐渐了解到“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一种罪恶。排队买票时，真正可恨的并不是那一两个插队的人，因为他们是少数；真正可恨的是那一长排、几十个耐心排队的人眼睁睁看着少数人破坏秩序而不说一句话！没有勇气说，没有正义感！而走出车站时还要抱怨：没有用哪！乱糟糟，没有用哪！

中国人到欧洲旅游，常常赞叹欧洲环境的幽雅清净，欣羡之余，却不曾想到，美好的环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由每一个国民的努力争取来的。一个德国市民走在街上看见一个坑，他会生气市政府保养工夫没做好，会打电话去要求立即改善。具有这种态度他必须先有两个基本观念：第一，他是主人。城市的美好要靠他的督促来维持，政府受雇于他，就有义务把事情做好。第二，他不能“沉默”，他沉默，就不可能有任何进步。

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就有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这话一点也不错的。环境脏乱恶劣，就表示这里的人民没有能力创造美好的社会。我们是几流的人民呢？高雄市民拒绝作“沉默的大多数”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指标。不，沉默不是美德，是耻辱。

啊！红色！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时报·人间》

这还是个恐怖的年代，而且不知道它何时会结束；你常听见人们耳语，说哪个播音员在播报时咬错了一个什么字，或者放错了一段音乐，引起“红色联想”，所以人就消失了。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一句话，引来“一群政战官”在《青年日报》上投书，强烈批判龙应台“侮辱政战官”，“对国家的认识”有问题。

这样性质的批判语言，使朋友们紧张起来。开始劝我“小心”。

不久，“政战部”就来讯息了，要约我“吃饭”。

“野火”出书之后，接到现职的政战官来信，告诉我他收到指令，《野火集》在军队里明令禁止，可是在收到禁令前一天，他还在和弟兄们讨论“野火”文章，所以现在不知如何是好。

美术馆长是个艺术工作者，还是政战官？

如果新闻报道没有偏差的话，那么事情是这样的：李再钤的雕塑作品在市立美术馆展出，有人投书认为作品漆成红色有点像中共的红星；苏瑞屏馆长从善如流，立即把该作品花了八千元改涂成银色，遭致雕塑家本身的抗议。这是一件小事吗？我认为非常严重，因为“小事”暴露出两个文明社会所不能容许的心态：第一是对艺术的极端蔑视，第二是极权制度中才有的政治挂帅。

不久前我收到一份“中国天主教文化协会会讯”，发觉其中转载了《野火集》中一篇文章《正眼看西方》。文章是我的，名字也确实是我，但是内容中突然出现一段奇怪的话：“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奉，因为先在西方，而我们就认为是洋教，不宜信奉，其实，天主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原来降生在中东……”这段话不露痕迹地混进了我的文章，却不是我写的！但是任何读者都看不出来这段文字不属于原文。

这份天主教刊物不曾在事先与报社或作者取得转载许可就径行刊登别人的文章，这是对别人智慧财产的一种掠取行为。而涂改作品、穿凿附会以达到利于自己的目的，这对于读者是欺骗，对于作者，是栽赃。如果一个宗教团体可以涂改我的文章，那么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团体也可以在我的文字中插进它的宣传用语——身为作者的人，要如何向世界澄清他到底写了些什么？文字的后果又由谁来负担？

我相信天主教协会涂改我的文章并没有恶意，但这样的行为所透露的，是对创作者极端的蔑视。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我要为所写的每一个字负责；每一篇文章都是我全心全意的努力与我所有智慧的集合。恣意地涂改作品是罪行，也是侮辱。李再钤的作品如果是红色的，那么他一定有他最真切的理由；只有那一个颜色能真实地表达出他创作的意义，换了颜色，那个雕塑品就不再是他的作品。苏瑞屏擅自涂改了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就好像天主教协会私自改了我的文章一样，那篇面目已非的文章不再是我的作品，红色变银色的雕塑品也不再是李再钤的心血。这个行为叫做欺骗，叫做盗窃。天主教协会这样做，我觉得只是欠考虑的结果，或许可以原谅；一个美术馆馆长做出这样的事来，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涂色“小事”很明白地显示出来，台湾的艺术仍旧笼罩在若有若无的政治阴影里。首先，我们有这么一个人逛到美术馆去，他看的不是艺术品本身，相反的，他看到这么一件红色的作品，马上兴起政治的恐惧（害怕雕塑家是“匪谍”？害怕红色对观看人有洗脑作用？害怕共产党为这个作品拍照作宣传？）而给美术馆写这封疑神疑鬼的信。

其次，我们又偏有这么一位不用大脑的美术馆馆长。她涂改作品的动机大致上只有两个可能：第一，她也同样有这位投书人的恐惧；因为同意红色有政治危机，所以改色。第二，她并不同意投书人的说法，但为了避免“有关单位”可能会有的敏感，为了自己是“官”的身份，以为涂改颜色是最保险、最省麻烦的办法。

而最后，还有雕塑家本身。在他的抗议中，他说，只有一个人投书，怎么能算！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两个人或一百个人投书认为红色有“政治意味”，那么涂改颜色的行为就不算错。

这个涂色事件由三个人共同演出：市民、文化官吏与艺术家。三个人中，没有一个觉得政治干涉艺术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对。这是怎么回事？投书的市民患有恐惧症，我们可以说，他只是不懂得艺术独立的重要，可以谅解。那么苏瑞屏呢？她有没有受过任何艺术训练？她了不了解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有什么样的责任？她是政战官，还是艺术工作者？至于作品受到涂改的李再钤，难道他真的认为，多几封投书，政治就有理由控制艺术吗？

这真像个指鹿为马的社会。

不会“闹事”的一代

——给大学生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三日《中国时报·人间》

用“闹事”二字，把国民党因学潮而丢了大陆政权的恐慌记忆都勾回来了，编辑和我商量，用这两个字，很可能会真的“出事”，会“爆”掉，那么继续写，继续发挥影响的空间就会失去。

我舍不得放掉这两个字，因为，它很关键。

我们决定冒险。

过了不久，“教育部”来电话：“龙教授介不介意和部长见个面聊聊？”

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的《纽约客》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

我的母亲生在柏林，侥幸逃过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今年母亲节，我请她去看场电影。这部影片非常卖座，故事好像与非洲的黑人有关。排队买票的行列很长。有一个年轻白人在行列间来往发散传单，劝大家不要买票，因为这部片子是南非制作的。排队的人大概都想的和我一样：“看不看由我自己决定，不用你来告诉我。”所以没人理他。

入场之后，灯黑了，电影正要开始，前座的两个年轻女孩突然站起来面对观众，大声地演讲，解释这部影片如何地蔑视南非黑人的惨境，希望大家抵制。观众中嘘声四起，有人不耐烦地大叫：“这里是美国；你要抗议到外面去！”也有生气的声音喊着：“我们付了五块钱电影票，让我们自己决定爱看不看！”偶尔有个微弱的声音说：“听听她们说什么也好！”但是群众的喊声愈来愈大：“出去！出去！出去！”

坐在我身边的母亲显得很难过，她转身对我说：“这两个年轻女孩竟然愿意花十块钱买票进入一个人人喊打的地方来——或许她们真有点道理也说不定。”

在大家的鼓掌声中，戏院的工作人员很粗暴地把那两个女生架走了。灯又黑下来，但是没几分钟，一个年轻人，带着浓厚的英国腔，站起来说：“这是一部充满种族歧视的影片——”愤怒的观众打断了他的话，有人在叫警察，但这个青年毫无惧色，继续大声说：“你们不让我把话说完，我是不会走的！”群众喊着：“滚蛋！滚蛋！”好不容易，来了两个警察，笑容满面地把那家伙给请了出去。

观众情绪还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一个二十来岁、一脸胡子的小伙子在后排突然站了起来，说：“不不，我跟他们不是一道的；我跟你们一样买了票纯粹来看戏的。我只是想到，或许对于这样一个影响千万人一生的问题，我们应该有个坚定的道德立场，而不只是追求消遣而已。如果五十年前的人也像刚刚这几个人这样对被迫害的犹太人执著的话，我的祖父也许可以活到今天，不至于死在德国的煤气房里。”然后我就听到一个非常熟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他说的一点不错；你可别想叫我闭嘴！”我发觉我六十四岁的老母亲站了起来，面对着整个戏院；她全身在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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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则不起眼的小故事可以招引出许多值得争议的问题来。譬如说，这几个为道德感所驱使的年轻人有没有权利阻止别人看这部“种族歧视”的电影？如果我也在戏院里，我会是愤怒的群众之一，叫他们“滚蛋”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权利主宰我的思想——这个电影究竟如何要由我自己看过了再作决定。其次，如果这一撮以“道德感”为理由的小团体能打断我的电影，那么，一个宗教团体、政治党派、商业集团等等，都可以肆意地来强迫推销它的理想，那个人还有什么自由自主可言？

南非的是非善恶也是个棘手的问题。它的种族隔离政策现在是千夫所指，万人唾弃。南非的白人简直是二十世纪的污点。事情的另外一面却是：南非若由黑人自决自主，恐怕歧视与屠杀会比现况更为剧烈——看看乌干达！看看整个非洲大陆！

但是《纽约客》这篇短文令我沉思许久的，却是这几个年轻抗议分子的行为。他们不算少数；哥伦比亚大学在南非有金钱的投资，哥大的学生也曾经热烈地示威过，反对学校当局“善恶不分”的和稀泥作风。而在戏院里“捣乱”的这些年轻人，事实上是一次一次地花五块钱买票——对学生而言，五块钱不是个小数目；进到戏院去让群众嘘骂，然后一次一次地被踢出来。这些人中，当然难免会有少数是为了幼稚的英雄主义或纯粹嬉闹，但大部分的，是为了一个道德立场，择善固执的理想。在一个人决定到戏院去“闹事”之前，他必须先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他关心这个世界；因为关心，所以才会去注意南非黑人的困境。第二，他能作价值判断。对南非种族问题的报道纷纭不一，他得自己决定站在黑白哪一边。第三，他有充分的道德勇气，充分到促使他付诸行动的地步。于是，他走到戏院去买票；五块钱，他很可以拿去溜冰或吃掉。

我们的年轻人呢？或者，缩小一点范围，我们的大学生呢？有多少人具备这三个品质？

就我有限的观察，非常、非常的少。以对社会的关心而言，我们的学生在大学的四面围墙里自给自足地活着，不常把头伸出来。几个月前，当十四位省议员集体辞职时，我曾经对几百位学生作过测验，要他们写下议员辞职的原因，结果正如预料，有少数给了支离破碎而模糊的答案，显然是浏览报纸后的残余印象。百分之八十却很率直地回答：“不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当然是因为缺乏兴趣，不关心。坊间杂志选出来的大学校园“美女”，被人问到社会问题时，娇滴滴地说：“好可怕哟！”吐吐舌头。这样“可爱”又“纯洁”的大学女生为数不少，而且讨人喜欢。我们的学生不仅只对台湾本身的社会、政治问题印象模糊，对台湾以外的国际情况就更陌生了。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乌干达的政变、南美的游击战、天主教廷对堕胎与离婚的立场、菲律宾的军队暴行等等，都不存在，都没有意义。

没有关心，自然没有做价值判断的需要。根本不知道南非有严重的种族问题，当然就不必去思索谁是谁非，因为无从思索起。没有关心，也就无所谓道德勇气和道德行动。非洲的幼儿可以死光，南美的军队可以强暴妇女，因为事不关己。海山的煤矿可以一崩再崩，桃园的古迹可以拆了又拆，内湖的垃圾山可以烧了再烧，事不关己。大学四年之中，只有两件值得关心的事：一是把朋友交好，以后有结婚的对象；一是把功课读好，将来有满意的出路。对社会的关心，对是非的判断能力，择善固执的勇气，都不在大学的围墙以内。

换句话说，我们的年轻人天真、单纯、听话；他们绝对不会到戏院里去“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