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从“一九八四”出发(6)

第10章从“一九八四”出发(6)

一个女人扯开嗓门：“那你不能调动别的人来帮忙？你没看到这儿挤得不像话？人家古亭区就不这么糟！”主任生气地回答：“古亭怎么样与我无关！”

围在他身边的人愈来愈多，一个满嘴金牙的女人大声说：“那个小姐忙不过来，你这个主任就不能过去帮忙吗？你这算什么公仆？”

主任推开群众，走进办公室，“砰”一声把门关上。

这是令我高兴的一幕。这个主任就是构成所谓“政府”的一部分。像这样缺乏效率、不知检讨、毫无服务观念的政府“官员”当然不少，但是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愚民”。我很欣喜地看着大学生与学校当局热烈地讨论组织章程，大声地提出反对的意见。我很安慰地看见智能不足儿童的母亲集体到“教育部”去陈情，慷慨激昂地把现行制度对她们的子女不公平的地方一一指出，要求改善。

有指责，有要求，就算是“对立”，那么对立有什么不好？权利是争取来的。人民如果相信政府是一个需要无条件“支援”、“拥护”、“爱戴”的东西，那这政府也真可以为所欲为了。就是要有“对立”的人民，监督的人民，才可能有好的政府。从前教育不普及的时候，或许政府垄断了知识，民众不得不听政府专家的领导。今天的台湾，“在野”的知识说不定比“在朝”的还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能不经沟通就一厢情愿地要求人民“支持”、“拥护”吗？

“政府”，通常是个很吓人的名词，意味着权威、统治，非常的抽象。事实上，政府由个人组成——从户政事务所的主任到国家元首，而只要是个人，就有个人的偏见、私欲、学识的限制、才智的不足。由各种有缺陷的个人所组织起来的政府，可能“完美”吗？人民怎么可以闭起眼睛来，放心地“拥护”呢？

托马斯·曼写过一篇政治寓言似的小说，描写一个魔术师如何用他的意志与伪装彻底地瓦解了观众的意志。他的政治讯息是：如果没有观众的“默许”，这个魔术师不可能得逞；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默许”，任何独裁者也不可能得势。也就是说，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经过理性的争取，不懂得争取权利的人民，而受独裁统治，那是咎由自取。

有一天搭计程车，跳过马路上一个大坑，受惊之余，这个嚼槟榔的司机往窗外狠狠吐了口痰，骂了一句：“操国民党！”

这个司机完全错了！他可以“操”养工处，可以“操”市政府，但路上一个坑，与国民党这个政党何干？他的咒骂完全不公平。可是，或许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他骂党，因为他不知道政府哪一个部门负责那一桩事，路上有坑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找谁负责；换句话说，当他要争取权利的时候（譬如行路无坑的权利），他并不知道有什么管道可循。

这是一体的两面：如果政府只一味地要求人民盲目地“支持”、“拥护”，而不清清楚楚地告诉他如何由各种管道去争取各种权利，倒过来，当人民不满的时候，他的指责也就变成盲目地乱指一通。我们要的是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勇于负责的政府，但是要促成这样的政府，我们更需要有批判能力、有主动精神、有理性的人民。归根究底，实在是一句老生常谈：几流的人民就配几流的政府。这篇文章能够刊登，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吧？

焦急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六月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一天晚上，在淡江校园里，一个不认识的学生突然递过来一包东西，说：“老师，你拿回去听。”他显得很紧张，好像在做一件危险的事。

原来是罗大佑的歌。还有一张短笺，学生写着：“老师，我相信您和罗大佑在做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应该彼此认识的，但是您要保重。真的。”

很多年以后，另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在淡江行政楼里打工，曾经不小心看见“关于龙应台的档案”。他不敢声张。

为什么老写台湾的缺点？难道你看不出这里有任何一点美好的东西？为什么不说说台湾的好？

朋友这样指责我。

于是我带点罪恶感，走到人头攒动的淡水街头，再深深看一眼。

还有比阿华更好的肉贩吗？他的肉摊子在市场入口第一家。从清晨六点开始剁肉切肉，应该是血肉模糊的木台子却干干净净；他每切一次肉，就清洗一次台面。切肉的时候，专心一志，把皮切开，把肥肉去掉，然后小心地把你要的肉放在秤上，告诉你多少钱，再添上一点瘦肉。包好之后，如果嫌提着太重，他就先把肉放在他的冰箱里，等你回程再取。如果你不懂怎么去清理猪脑，他就做给你看：拿支牙签，很技巧地把表面的血膜一路卷下来，然后告诉你有几种做法。阿华是个卖猪肉的市场小贩，没读过几年书，可是他弯身切肉那个专注的神情，好像手里一块油腻的猪肉是珍贵的木雕艺术，一刀都错不得。他对自己行业的敬重，比一些大学教授还要来得虔诚。

到河边的邮局取信也是件愉快的事。认识你是“淡水人”之后，忘了邮箱钥匙也没有关系，窗后的人并不在意为你走一趟，把信递给你。买邮票少了几块钱也无所谓，下次再带来。如果你有远行，回来时急急探望堆积的邮箱，会发觉整叠整叠的邮件一捆捆扎好，等着你来拿。更好的是，插队的人挤到你前头去时，卖邮票的小姐会很有正义感地坚持先把邮票卖给你。

早上取信之后，我就绕到邮局后面的淡水河堤。十点钟，正是涨潮，水波一浪又一浪地扑着河岸，皮肤黝黑的渔民蹲在地上修补渔网。对着观音山，我坐在堤上读信，偶尔，水花会溅到信纸上来。如果是黄昏，艳丽的夕阳就把薄薄的信纸映成透明的红色。

在田埂上坐下。戴斗笠的男人卷着裤脚，正吆喝着黄牛拖犁，犁过的地方，黑色的泥土就松松肥肥地翻起来。面貌包扎得严密的女人用一支耙子，小心地在青叶的周围松土。

“你们种什么？”

“高丽菜。”

“真甘苦吧？”

“自己的土地，也没什么甘苦可讲。人就是爱打拼啦！”

黄牛脚蹄沉重地又迈了过来，女人说：

“阿兄，让牛休困啦！伊在喘呢！”

他们的语言，像田里的泥土一样实在，不是我学得来的。他们不吃牛肉，因为牛曾经为他们的土地喘息、流汗。他们用手脚与泥土接触，甘苦不甘苦，这是他们与大地之间生命的契约，没有置疑的必要。

谁说我看不出这块土地的美好？

可是，我确实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我说不出口。

住在校园中心，通往外界有三条路可走。出了前门是一条短短的下坡路，左边有栋朴素的老庙，飞檐很轻俏地指向天空。右边是青翠的稻田，荷锄的农人站在田心，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从侧门走出，是条充满蛙鸣与蟋蟀声的山路，通往长满相思树的山丘。夹道的茅草丛和茅草后的水田里藏了千百只生命旺盛的小东西，在夏天的夜晚，忘情地嘶喊。这条路只能散步，不能聊天，因为虫声很放肆。第三条路则从后门出去，路上没有一盏灯，就是黑暗中一条荒野小路。草丛的香味浓得像块固体的香皂。有月光的晚上，这条小径就变成了条白色的带子。

一年过去了，第一条路旁的水田被挖土机填平，拥挤的钢筋水泥楼房像肮脏的章鱼，张牙舞爪地延伸。路面被卡车轧坏了，凹凸不平。建筑材料到处弃置。再过几个月，人家会搬进来，骑楼会塞满货物，摊贩会占据路旁，货车会夹在路中；这条路，愈来愈难走。

蛙鸣的山路也结束了。建筑一寸一寸地把水田吃掉，蟋蟀和青蛙被机器压死。后山上满山遍野的相思林整片整片地被砍掉，花枝招展的墓园像癣一样，到处散布。建到一半又停工的房子露着生锈的铁管，很狰狞地霸占着山坡。

这条路，我不再走，因为每走一次，就发觉相思林又秃了一块。

最后那条在黑暗中仰视月光的小径，也失去了。半年前，草丛深处开始有人堆积垃圾，现在，短短一条路上有七个垃圾丘，一转弯就是一个，半年前丢在那儿的免洗饭盒、汽水瓶、废电池，现在还在那，明年，也会在那。有月光的晚上，垃圾的腐臭混合在逐渐消失的草香里。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

阿华的家就在这条小路底。他有四个眼睛圆滚滚的小孩，成天在外面玩；从前在草丛里玩躲猫猫，现在在垃圾堆里玩废电池。

邮局后面的夕阳依旧是红澄澄的一轮，很热闹地把河水染红。只是落潮的时候，河床所暴露的垃圾也是一片猩红。

指责我专挑台湾缺点的朋友，是个比我快乐的人。他可以站在渡船头，迎着河风尽情地去受落日的感动，毫无保留地去爱那满天的彩霞。我望着波光潋滟，想的是水中多少鱼已经含汞。望着河上如水上人家的采沙屋，想的是这些采沙商人如何把沙抽走，使得蚌壳没有附着的沙土而渔民要操作十几个小时才能捞起一点点收获；想的是河底的沙如何淤积在河口，造成浅沙风浪，使小船出海有翻覆的危险。望着美得令人心疼的夕阳，我想的是，为什么这样的美景，我却必须站在垃圾的腐臭中欣赏？坐在杜鹃花围绕的阳台上，我想的是，那三条路正一条一条地干枯，好像有人在我的血管末端打了结，好像有什么病毒正一寸一寸顺着我的四肢蔓延上来——我想的是：

这个美好的土地，你正在往哪里去？

原谅我，我真的写不出赞美的文章来，因为我心急如焚。

可是，你不焦急吗？

机器人中学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一所国中一口气处罚了八十个学生，因为他们头发过长。有一个教官在大街上罚学生站，因为学生穿着制服当街吃西瓜。还有一位国中校长，因为学生跷课出去闹事，痛心反省之余，大骂经费不足，未能把破损的校墙围好，所以亡羊补牢第一步，申请经费修墙。更有出了名的复兴中学，因为学生上台吻了异性表演者的面颊而将他们记“暗过”。

一个国中三年级的学生来信：“我们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专门检查服装仪容。夏天再热，衬衫的袖口不能卷起来，裙子要过膝。冬天的套头毛衣除了黑、白，不能有其他颜色，镶边也不可以。书包的背带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夹克的拉链必须拉到底。头发一定旁分，一定要用发夹。发长是用尺量的，多出一点点就要记警告；有刘海或打薄的，要记小过，而且，老师还会把你的头发剪成一边长一边短，后面剃平，作为一种羞辱、一种惩罚。”

是谁在作践我们的子女？老师吗？训导主任和管理组长吗？还是高高在上的教育执政者？

老师们，忙着把联考所需要的知识塞到学生脑子里，恐怕没有时间去管学生的袖子是否卷起。训导人员一手拿着一个四方框框，一手拿着剪刀，看到一个学生就用框框往他身上一套，超出框框的发丝、裙角、手臂、头脑，就“咔嚓”一声剪掉，再记个警告。这种所谓“训导”的目的呢，就是使所有台湾所培养出来的十几岁的小孩都长得一模一样——发型一样、穿着一样、举手投足一样、思想观念一样，像工厂的生产线所吐出来一部一部的机器。当然并非所有的中学训导人员都是剪刀与框框的信徒；把学生当作有尊严的个人去爱之诲之的一定也很多。可是这些剪刀与框框的信徒究竟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