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从“一九八四”出发(4)
第8章从“一九八四”出发(4)
我一直以为大学校长是高瞻远瞩、指导学术与教育大方向的决策人，而不是管馒头稀饭的保姆，但这也暂且不提。这一类型的教育者的用心，毋庸置疑，当然是善意的，问题是，我们论“事”的时候，用心如何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实际的后果，而教育的后果何其严重！这种喂哺式、育婴式的大学教育刚好吻合心理学家levy早在一九四三年给所谓“过度保护”（overprotection）所作的诠释：第一，给予过多的接触——“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第二，禁止他独立自主——“你不许……”；第三，将他“婴儿化”——“乖，早睡早起”；第四，把自己的价值取向加诸其身——“你听我的……”在这种过度呵护的幼稚教育下成长的大学生，遇事时，除了“泪眼汪汪”之外又能做什么呢？教育者或许会说：这些学生如果进大学以前，就已经学好自治自律的话，我就不必要如此提之携之，喂之哺之；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没教好，所以我办大学的人不得不教。虽然是亡羊补牢，总比不教好。
听起来有理，其实是个因噎废食的逻辑。这个学生之所以在小、中学十二年间没有学会自治自律，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接受喂哺式的辅导，那么大学来继续进行“育婴”，这岂不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恶性循环？把学生口里的奶嘴拿掉，我们总要有个起点；大学不做，更待何时？再说，我们对大学教育的期许是什么？教出一个言听计从、中规中矩、不穿拖鞋短裤的学生，和教出一个自己会看情况、作决定、下判断的学生——究竟哪一个比较重要？为了塑造出“听话”、“规矩”的青年，而牺牲了他自主自决、自治自律的能力——这是我们大学教育的目的吗？
在生活上，教育者采取怀里“抱着走”的方式；在课业上，许多教书的人就有用鞭子“赶着走”的态度。
就上课点名这件小事来说，以学生出席与否作为评分标准的老师很多，他们的论点是：学生都有惰性，今天我逼你读书，日后你会感谢我。
这个说法也很动人，却毫不合理。首先，我们不应该忘记，开一门课程最根本、最重要的目的在传授知识，而不在铃响与铃响之间清数“少了几头牛”。照逻辑来说，如果一个学生不听课就已经具有那门课所要传授的知识，并且能够以考试或其他方式证明他的程度，那么他就没有必要为了一个人头点名的成规而来报到。归根究底，这个“成规”当初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帮助学生获取这一门知识——让我们在同一时刻同一地点去听同一个人有系统地讲——但是，一个学生，不论原因为何，已经拥有那个知识，那么要他来作充数的形式就是舍本逐末，也是为师者见林不见树的错误。
反过来说，一个学生没有那门知识却一再缺课，教授当然要淘汰他，但淘汰的理由应该是：你没有得到知识；而不是：你点名未到。上课出席率与知识吸取量并没有因果或正比的关系。
为师者“严”，我绝对赞同；愈严愈好。但是那份“严”与“逼”必须在实质的知识上，不在僵化的形式上。换句话说，教授可以用比较深奥的教材，出比较灵活的考题，指定比较繁重的作业，来逼使学生努力。但他如果尊重学生是一个有自主判断能力的成人，他就没有理由拿着鞭子把学生抓到教室里来；充其量，做老师的只能严肃地说：上不上课在你，努力不努力也在你；你要学会如何为自己的行为担负后果。
从小学到高中，我们的学生已经在“鞭策”之下被动了十二年，如果最后的大学四年他们也在鞭下长大——他们会长大吗？毕了业之后又由谁来执鞭呢？
这种“赶着走”的鞭策教育贻害极深。学生之所以不能“举一隅而以三隅反”，固然是因为在“抱着走”、“赶着走”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学过如何去思考，有一个实质上的困难使他即使想开始也不可能。
信仰鞭策教育的人不相信学生有自动好学的可能。于是设置了七七八八的课目，塞满学生的时间。大一的学生，譬如说，一星期就有三十多个小时的课。大四的课少了，有些系就强迫学生修额外的学分，作为防范怠惰的措施。
可是我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
文学是思想；每一小时的课，学生除了必须作两小时的课前预读之外，还得加上三小时课后的咀嚼与消化，否则，我付出的那一小时等于零。文学，也不是象牙塔里的白日梦；学生必须将那一小时中所听到的观念带到教室外面、校园外面，与广大的宇宙和纷扰的现实世界衔接起来，否则，这个新的观念也等于零。
这些，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可是学生办不到。他们的课程安排得满满的，像媒婆赶喜酒一样，一场接一场。他们的脑子像一幅泼了大红大紫、没有一寸留白的画。
如果怕学生怠惰，我们应该增加学分时数强迫学生把“身体”放在教室里呢，还是应该加深加重课程的内涵使学生不得不把整个“心”都投入？这是不是又牵涉一个本末的问题？
我们如果不给学生时间与空间去思考，我们又怎么能教他们如何思考呢？
在国外教书的那许多年，我踏出教室时常有生机盎然的感觉，因为在与学生激烈的反应与挑战中，我也得到新的成长。在这里，走出教室，我常有被掏空的感觉，被针刺破了的气球一般。学生像个无底的扑满，把钱投进去、投进去，却没有什么惊奇会跳出来，使我觉得富有。
说学生缺乏自治自律的精神，说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其实还没有碰触一个更基本的先决问题：我们的教育政策究竟希不希望教出独立自主的学生来？答案若是否定的，这篇文章便毫无意义，可以烧掉。我是在假定我们的社会有意造就独立自主的下一代的大前提之下写这篇检讨。
可是，如果这个假定的大前提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在思想的训练上，还是采取“骑着走”的方式？
一方面，学生懦弱畏缩，成绩有了失误，不敢去找老师求证或讨论。教授解错了题目，不敢指出错误，大家混混过去。对课程安排不满，不敢提出异议。不愿意被强迫住宿，却又不敢到训导处去陈情。私底下批评无能的老师、社团的限制、课外活动的规则，或宿舍管理方式，可是又不敢光明正大地对当事机构表达意见。偶尔有人把批评写成文章，要在校刊上发表——“不必试，会被压下来！”学生很肯定地说，“反正没有用，我毕了业就到美国去！”
另一方面，做老师的继续努力强调“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连学生少鞠一个躬都当作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背叛。“尊师重道”这四个字在历史上的意义我不去谈，在现代讲究分工与专业的社会里，却很有商榷的余地。“重道”毋庸置疑；对知识的肯定与尊重是教育之所以成为制度的基础。但是“尊师”，如果指凡“师”必“尊”——只因为这个人在这个位子——那就是鼓励盲目地服从权威。到处都有误人子弟的师，有不学无术的师，更有招摇撞骗的师；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学生“尊”无“道”的“师”？
学生怯懦畏缩，是他们缺乏勇气，还是我们迷信自己的权威，又缺乏自信，不敢给他们挑战的机会？
我们若真心想培养出有能力“慎思、明辨、笃行”的下一代，为什么又惧怕他因为“慎思、明辨”而对我们的权威造成威胁？
台湾的大学在师资与设备上，比我自己的学生时代要进步得很多很多。中国学生的聪慧、诚恳，与一心想讨好老师的认真努力，常常深刻地感动我。而学生资质愈好，这种幼稚化的大学教育就愈令我焦急难过。办教育的人，或许本着善意与爱心，仍旧习惯地、固执地，把大学生当“自己的儿女”看待，假定他们是被动的、怠惰的、依赖的。这个假定或许没错，可是教育者应对的方式，不是毅然决然地“断奶”，而是继续地呵护与控制，造成一种可怕的恶性循环。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他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恐怕答案全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真心要把台湾治好，我们需要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公民；在位在权的人必须张开手臂来接受刺激与挑战。如果我们真心要把教育治好，为这个民族培养出能思考、能判断、有勇气良知的下一代，那么办教育的、教书的，就不能迷信自己的权威；他也要禁得起来自学生的刺激与挑战。
把我们的大学生当“成人”看吧！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牵着他的手。
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三月三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台北市政府宣称要铸一个比自由女神更高更重的孔子铜像，使我觉得不堪忍受。
“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净的社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个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
十五年之后，我发现自己坐在台北市政府的办公室里，不断地跟工程单位的同仁推销什么叫“减的美学”。
台湾是个标语世界。走上街，看见“两个孩子恰恰好”，上了天桥，读到“迎头赶上”，经过电线杆，瞄见“保密防谍，人人有责”，在公车里坐下，猛抬头就是“敬老尊贤”，走进教室，有熟悉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进了厕所，大概是“养成洗手好习惯”，路过公家机关，就看见“民主、伦理、科学”、“检举坏人就是保障好人”。还有一些根本看不懂的：“拼命就是保命”，横挂在车马杂乱的大街上，好像鼓励开车的人要冲锋陷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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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台湾的标语这么多？是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努力造出一句话来，然后写在纸上、涂在墙上，使我们在生活空间中想逃也逃不掉？他的动机在哪里？
答案当然是，“解决问题”。因为有些人很脏，所以贴个“整洁为强身之本”。有人逃兵役，所以横街挂个大布幔：“兵役是光荣的义务”。因为拼命三郎开车喜欢追撞，所以车窗后贴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因为中国人自信心低落，所以在校门柱刻上“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每一个标语背面都有一个我们希求解决的问题。而台湾标语之无所不在，又使人相信，大概每一个问题都产生一个标语。
这些标语有用吗？你几时在行色匆匆之余，停下脚步来思索“民主、伦理、科学”？有多少人因为看见“消除脏乱，人人有责”的大字墙，回家就打扫庭院？又有谁看了电线杆上“培养书香社会”的条子，开始读起书来？在“倒垃圾者是畜生xx”的牌子下尚且有一大堆垃圾，这些不痛不痒、老生常谈的标语口号有什么潜移默化的效果呢？
中国人重形式、作表面的习性到处可见，标语的泛滥只是一个表征。拿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来看：大家都说，现代的中国人对自己缺乏信心，西方的文化只学到皮毛，而且不能消化，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已完全抛弃。怎么办？很简单！首先，到街头、学校、车站，贴上千千百百个标语：“复兴中华文化！”
然后，在台北市塑造一个比自由女神还要高、还要重的孔子巨像。气魄要大，所以单单铜料就要花一亿元以上。铜像用来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改善人民文化气质，更昭告世人，台湾是中华文化的堡垒。
我不是在说笑话；你没看报纸吗？市政府一点没有幽默的意思。
这个庞然巨物建立起来之后，大概会遮掉好大一片天空，使许多住家变得阴暗封闭。冬天的霪雨和市区的污染将为铜像覆上一层肮脏的颜色。铜像边的街道，大概与红毛城四周一样，会有像苍蝇叮肉似的摊贩，而街上的交通将因游客的往来而呈爆炸状态。至于这么一大块铜将如何“宣扬孔子思想”、“复兴中华文化”，我非常迷惑。
如果建个铜像能解决传统失落、自信缺乏的难题，那可好了。我们不是要培养书香社会吗？在基隆港口用水泥塑一本比军舰还大的书怎么样？要发展尖端科技吗？在鹅銮鼻头造个比山还高的塑胶火箭模型吧！要恢复民族自信心吗？何不在玉山顶上刻几个大到火星人都看得见的字：“中国第一”。如果你觉得这些例子很荒谬，那么用几亿元铸个铜像来宣扬中华文化就不荒谬吗？希望一个巨无霸的雕像能解救文化的危机，就好像寄望“在此倒垃圾是狗”的牌子去解决垃圾问题一样的愚蠢。
但是这种形式至上、表面优先的心态以各种方式在各个层面表露出来。学生头发长一吋或短一吋，似乎比他脑袋里的知识来得重要；制服上多一个纽扣或少一个纽扣，似乎比他心智的成熟与否要严重得多。要招徕国际观光客，不先默默地把环境整治干净，把古迹保存原色，把都市环境美化，却先大声嚷嚷“美丽的宝岛”，努力于宣传。听说要推行绿化运动，好，把树林都砍了，水泥铺上去，再用绿色的油漆把水泥涂绿。我们的小学生，上学时有憋一整天不上厕所的，因为学校的厕所太破太臭，但是如果有了一笔钱，学校会先考虑在校门口铸个伟人铜像，不会为孩子造厕所。究竟是见不得人的厕所重要呢？还是光洁体面的铜像重要？你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