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从“一九八四”出发(12)

第16章从“一九八四”出发(12)

我们之中，多少人有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譬如在月光笼罩的海滩上看见卡车盗沙——你视若无睹呢？还是恨恨骂一声，继续钓鱼？还是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就算了事？有多少人会追根究底地，要求政府制止盗沙的行为：通知警察局，无效；再试环保局，无效；再试海防部队，海防说：“我们不负此责”。好，那么从头研究法令，到底海滨的沙地由谁负责。我们有多少人有这种精神？前人种树，后人纳凉是件美事；但是你不种树，身后的人又哪里有凉可纳呢？那群少数人的努力或许能冲破僵硬的水泥地，你就不能也投入作一点草根里的养分吗？我不知道谁视台湾为家。有人依依不舍地回顾过去的大陆，有人拿着绿卡飞向未来的大陆，有更多的人不想过去，不想将来，也不知珍惜现在脚下的泥土。我是个要浪迹天涯的人，但是深切知道，即使穿着凉鞋的脚踩在土耳其的石板路上，别人问“客从哪里来”时，我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湖南，不是纽约，不是慕尼黑。家，可以暂时挥别，可以离弃，可以忘怀，但家，永远还是那么一个。四十年后的台湾，有想走而走不掉的人，有可以走而不走的人，也有一心一意在这儿今生今世的人；不管哪一种，只要他把这里当“家”——心甘情愿也罢，迫不得已也罢——只要他把这里当“家”，这个地方就会受到关爱、耕耘、培养。怕的是，过了四十年仍旧不把这儿当家，这个家才会破落。信心不信心，在此而已。

五颜六色的牌楼又搭了起来，五颜六色的灯又亮了起来。庄严的人物在演讲，报纸的刊头用红色……但这是四十周年的光复日，人生有几个四十年？五颜六色之外、欢呼与口号之外，是不是该有一点新的、诚实的省思？

容忍我的火把

——与一位告密者的沟通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快要生产了。常常会感觉到胎儿的小手小脚在里头踢动，心里觉得甜蜜又幸福，但是一封告密者的信，辗转来到我面前，这，是一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东西。

在黑夜里思索：是暂时停笔避难，还是迂回以对？还是正面迎战？

我决定正面迎战。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直接与告密者对话。但是，我们都知道，这篇如果刊出，很可能就是最后一篇了，因为，已经走到主流媒体的悬崖边，快摔下去了。

也因此决定这篇一刊出，就马上出书，而且书要出得够快，也卖得够快，要快到他来不及查禁或没收。

这篇文章刊出一个月后，《野火集》的书被推出印刷厂。我，被推进产房。

孩子出生的当天，国民党所属的各个报刊正式开动了全面的对《野火集》的围剿。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野火集》在二十一天之内再版二十四次。

国民党文工会送来一大篮水果。电话里的人很客气：“不知您愿不愿意见官？”那时负责国民党“文化工作”的官，是宋楚瑜。

我开始哺乳。

赵先生：

不知道您姓名，姑且以百家姓上第一姓称呼。

您给“有关单位”写了封长信，指控我以“野火集”进行“煽动”、“挑拨”，“无中生有”地攻击政府，鼓动青年学生制造事端等等……基本上，您对我的恐惧来自《不会“闹事”的一代》（九月三日）和《啊！红色！》（八月二十九日）两文；前者，照您的解释，在唆使年轻人走出校园示威抗议，点火闹事；后者，则有意侮辱政战官，离间军中感情，埋下闹事的种子。为了保护台湾社会的“安定”，您希望“有关单位”能把“野火集”封掉。

通常，这样一封完全曲解我文章的信，我是一概不予答复的。但是您这封信不是直接寄给作者的读者来函，而是投给“有关单位”的密告，其中就表露出一种特殊的心态，很值得探讨。

首先，我要请您“读书求甚解”地把“闹事”一文重新阅读一遍。您会注意到，我为“闹事”一词特别冠上了引号；引号的用意，就是说，这个词在这篇文章中不作一般解释，而有我特定的意义。这个特定的意义在文章中也说得相当清楚：

“如果‘闹事’也可以解释为‘以行动来改变现状’的话，我们这不会闹事的一代就值得令人忧虑了。”

以这样一个新定义为基础，我所举的“闹事”的例子，是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所作所为，而且强调“闹事”有先决条件：

“一个满足现状的民族不可能进步，但是要对现状不满，一个人必须先有所关心，用心观察，观察之后作判断，判断之后付诸行动。关心可以是感性的，只是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的一份爱，但是空有感情无济于事，它必须有冷静的理性的支援——判断与行动需要坚强的理性。”

这样的白纸黑字怎么会使您觉得我在鼓动学生杀人放火呢？加了括号的“闹事”指的是一种行动的道德勇气，以及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先学习关心社会，再训练独立思考、培养理性，最后才能产生有价值的行动。在前两样没有成熟之前，行动也没有意义。我所担心的，是我们的年轻人表面上顺从而安静（使您这样的人觉得天下皆太平），而实际上，却因为他们的习惯于服从被动而永远不会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闹事”一文的主旨甚至不在于批评我们的学生，而在于提醒成人——像您这样的成人——不要以“安定”的大帽子因噎废食地去压制下一代革新、创新、独立思考的自然生机。

您之所以会大起恐慌，显然是在瞄了题目、触及“闹事”两字之后起了杯弓蛇影的反应，“想当然耳”地认定“闹事”就是“共匪”的勾当，完全不顾我文字里的心血，这不太公道吧？！

其实，误读文章还算小事，值得深思的是您对“行动”（还是改称“行动”吧，以免您惊慌）的恐惧。您会说：好，就算有关心、判断、理性为基础，行动——任何行动——都是社会不安的表现。四十年前学生闹的风潮给我们这一代人印象太深刻了。台湾好不容易有一个安定的局面，我们要牺牲一切地来维护这份安定。

牺牲“一切”吗？您可曾想过这“一切”包括了我们社会前进的基本动力？为林安泰古厝和林家花园呼吁奔走的一小撮人是“行动”的一群。为关渡的水鸟请命、对核电厂抗议、为环境生态喊叫得声嘶力竭的人也是“行动”的一群。当初组织消费者团体到处“惹祸”的也是“行动”的一群。这些人之所以有所行动，都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消费者觉得卫生署检验工作不够周全，维护古迹者嫌“内政部”步调太慢，环境保护者怨环保局效率太差。因为对现状不满，又不甘心逆来顺受，再加上不屑于袖手旁观，所以这些人毅然站起来，组织，行动。

您或许会说：啊！可是这些人干的都是有益社会的好事呀！您是否想到，在您确实知道他们做的是“好事”之前，在这一小撮人最初挺身而出，大声指责政府缺失，大胆采取行动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您这种崇拜“安定”的人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当这少数人因为不满现状而投书、抗议、联名陈情、呼喊“闹事”的时候，您曾经有勇气支持他们吗？现在，您享受着这些人努力的成果——坐在安乐椅中读消费者日报，喝不含毒素的饮料；当时，您却可能正是那种写黑信到“有关单位”去指控这些行动者包藏祸心、破坏“安定”的人！

我不认为您是坏人，您之所以会对行动者充满疑惧而且必除之为快，大概因为您有两个基本信念：第一，所谓“安定”，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没有冲突；有冲突，就是不安定。不安定使您恐慌。第二，批评政府就是不爱国，爱国者不批评政府。换句话说。爱“国”＝爱“政府”，“国”＝“政府”。

爱国先生，您能不能理解——政府与人民之间不可能没有冲突？譬如说，当政府觉得核电发展在经济利益上有绝对必要，而民间有人认为核电发展将严重破坏生态的时候，冲突就存在了。处理冲突方式的不同就造成民主与独裁的分野。一个民主的政府了解民意并且时时检讨修正自己的政策，一个独裁政府根本就不让民意有表达的机会。所以“安定”也有两种：在政府与人民沟通、协调之后而使冲突化解的安定，是真实的、持久的安定。不经沟通，却以政府权力抑制民意以遮掩镇压冲突的安定，是假的安定，也是暗流潜伏、危险的安定。您认为“野火集”应该受到封锁——这就是您所希求的“安定”吗？这种“安定”对我们珍爱的台湾有好处吗？

至于爱“国”＝爱“政府”，因此批评政府等于不爱国，老先生，您这个填空题填错了。您可曾仔细推敲过孙先生的老生常谈：政府是人民的“公仆”？爱“国”＝爱“人民”，不是爱“政府”。爱国要以爱人民——也就是你和我和街头卖蚵仔煎的老头——为出发点，政府为人民所雇用，做得好则留，做不好则解聘换人，根本无所谓爱不爱。我们也常说要爱乡、爱家；但是可没人说爱“乡”就是爱“村干事”，爱“家”就是爱那个“掌柜”的，那么爱“国”怎么会变成爱“政府”呢？村干事可以换，掌柜的可以换，政府当然也可以换；下个月不就有选举了吗？人民这个主人要决定这下个四年由谁来掌柜。批评政府，等于是监督、训导雇来的帮手如何把家务事做好，是你与我与卖蚵仔煎老头的权利与义务；您怎么会认为批评政府的人就是“阴谋分子”呢？“野火集”如果对政府有所批评，那只代表作者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深切的关怀，不愿坐视少数公仆误了主人的福利。要真正比爱“国”，我可觉得我比您这种不管公仆做了什么都只会在旁唯唯称是的人要爱“国”得多多。

《啊！红色！》的短文，您说，也使您坐立难安，因为我显然一点没有“反共”意识；海峡对岸就有强大的敌人，艺术独立当然不如“安定”来得重要。

无一错一首一发一内一容一在一6一9一书一吧一看！

赵先生，您以为您是“反共”？不，您这叫“恐共”。和那位写信到“总统府”去指控李再钤的雕塑品有“红色嫌疑”的人一样，您流露出一种盲目的、情绪化的“恐共”心理。可是我不能理解台湾“恐共”的心态。一个纯艺术的创作，只因为它令一两个人联想起红星，您就怕有“匪谍”渗透，破坏“安定”。以发扬艺术为宗旨的美术馆就赶紧改漆颜色（是否事先征得创作者同意其实并不重要）。更荒谬的，这样严重侵害艺术的事件发生之后，既不见市政府官方作任何补救措施，也不见艺术界团体有任何抗议或自救的行动。大家噤若寒蝉，似乎整个社会都在屏住呼吸低声说：啊！红色！

对别人恐惧只有一个解释：对自己没有信心。可是努力了三十几年的台湾，经济发达，教育普及，政治民主稳健，为什么还如此缺乏自信？我很不希望这个红色雕塑事件传到国外去，传到国外就暴露了两件“家丑”：一是台湾对艺术的践踏与轻蔑，一是我们近乎荒谬的“恐共”情绪。盲目地“恐共”，赵先生，不足以对付新的现实了，因为盲目的恐惧通常导致鸵鸟式的逃避或者拿石块砸自己脚的惊慌失措；您大概也打过仗，这样打仗能赢吗？我们需要的是知己知彼的自信，是正视现实的勇气，是运筹帷幄的极端冷静；不是，不是把眼睛遮起来恐慌地叫：啊！红色！

在您的观念中，把艺术品改漆成银色，把“野火集”这样的专栏封锁，把“以行动改变现状”的人囚禁起来……我们的社会就“安定”了。为了“安定”，什么艺术、自由、改革，都可以牺牲。赵先生，我也珍惜台湾的安定，尤其是从譬如菲律宾之类有游击队横行的地区回来，在夜里的台北搭一趟公车都令我充满欣慰之情。可是，您仔细地想一想：如果为了您那种假象的“安定”而牺牲掉台湾三十几年来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民主与开放，这个纸包火的“安定”值得吗？如果为了“反共”而在我们自己的制度中压抑个人意志——我们还凭什么“反共”？蒋经国先生的谈话不尽然都是节庆的八股，今年他就说了句非常值得深思的警言：台湾与大陆抗衡的最大武器，就是我们的民主自由。事实上，台湾这个小小的地方值得你我珍爱，难道不正因为它有一个尊重人性的制度？

您显然不同意“野火集”对事情的看法，但是您并不光明正大地与我辩论，却悄悄地到“有关单位”去告密。这表示您肯定政府有钳制言论的权利。您一定也知道那样一封密告信对我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您还是写了，表示您也肯定“文字狱”的必要。抱有这样的观念，您可能也不是第一次写那样的信。因此，与您沟通，我实在并不抱什么希望。但是我对这个岛屿仍旧充满信心：几百封不断的读者来信，表示您毕竟代表少数；我们的“有关单位”似乎也比您容忍，比您开放，更比您了解：我们需要的“安定”是真实持久的，来自民主交流的安定，不是封锁式、镇压式的假象安定。

这个社会既然有我这种燃火的人，当然也就少不了您这种灭火的人。可是我们都爱台湾——您以您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那么，既然我可以容忍您的存在，您是否也该容忍我的火把？

[1]取材自s.i.hayakawa“.insolubleproblems”，inventionanddesign，n.y.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