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从“一九八四”出发(10)

第14章从“一九八四”出发(10)

我理直气壮地回答：“当然因为我文章好——我思考缜密、条理清晰、头脑清——”“得了！”他打断我，阴恻恻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得了！文章好！哼。只因为你是女的！女的！”

我顿时觉得心灵受伤，很难过，挣扎着反问他：“拿出证据来！”

他斜眼睨着我，从头看到脚，阴恻恻地一笑：“怎么，你不是女的？”

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六个月大的肚围，已经看不到脚趾头了。我叹口气：

“是的！我是个女的！”

我很遗憾。

奥威尔的台湾？

写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日

这一篇，写得够辛苦，因为，从环境污染和公共道德一路写来，这已经写到核心问题了，它不得不有很多修辞的策略和论辩的布局。写完了，传真到报社。等着。

我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大口大口喝牛奶，上下楼梯走三步休息一步，像一只喘息不止的野兽；然后接到电话：“没有办法，”那一头说，“这一篇，刊出来一定死。”

这是《野火集》里唯一一篇没上过报的文章。

要出书时，书稿要送印刷厂了，出版人和我面对面发愁：这一篇，收不收进书里？收进去，可能使整个书被查禁销毁，前功尽弃；不收进去，唉，龙应台实在，实在不甘心！

夜很深了，我抬起头，说：“收。”

今年八月五日的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有一篇关于台湾的报道，题目是“台湾的‘思想特务’”。节译其中两段：

年代也对——正是一九八四年；用的词语也是很奥威尔的味道。去年十月，台北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军官俱乐部讨论“不法言论的泛滥”。一个官员说：“文化战斗务必加强。”另一个说：“污蔑元首的一定要重惩！”这些高阶政府官员所计划进行的，正是奥威尔的“思想特务”所擅长的，那就是以钳制言论来压抑反对者的力量。

……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台湾政府的言论控制有转紧的趋向。三年以前平均每年的个案是三十，一九八四年却有一百八十七件取缔言论事件……

要了解这篇报道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记得奥威尔在《一九八四》那本书里所写的“思想特务”是怎么回事。一九八四年的伦敦，人民的思想与行为百分之百地受政府控制。满街满墙都贴着巨幅的领袖的照片，到处都是警告的标语：“老大哥监视着你。”私人家里都装了电眼与麦克风，个人的一声咳嗽、一个眼神，都逃不过“思想特务”的观察。连写日记，把个人的思想记录下来，都有被抓去判死刑的危险。人民只能够发表政府认可的言论。

《新闻周刊》的记者把台湾与《一九八四》相提并论会使许多人觉得过分；今日的台湾绝对不是奥威尔笔下的恐怖世界，“文革”时代的中国大陆倒可能有所过之。可是不管这两位记者的比喻是否过火，他们的报道中举证历历，有名有姓，而且不失公正：一方面列出台湾政府查封杂志的个案，一方面也解释许多党外刊物确实缺乏专业道德。该篇报道以一位反对人士的话做结论：“我们期望不高，但我们会奋斗到底。”

《新闻周刊》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样一篇报道直接地塑造了千百万人对台湾的印象。所以，我们该怎么办？最简单的，我们可以不理不睬，假装没事。但这太危险了，台湾的政治处境已经够困难，再自绝于世界舆论，等于自我流放。或者，我们也可以对《新闻周刊》提出抗议，甚至找这个记者的麻烦，采取一些报复的措施。这，不仅愚蠢而且也办不到。对方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请你指出报道中有哪一件不属事实？既是事实还有什么“抗议”或“报复”的余地？

第三个可能的应对办法，是从今以后我们努力地“作秀”，保持一个开放民主的“形象”。也就是说，政府一切控制言论的作为——查禁报纸杂志或检查没收书籍等等——都在暗中进行，不让外人发现，外人也就无从报道。在教育水准这样高的台湾，这个保密办法大概是行不通的。更何况，懂得中文、了解台湾的外国人也很多。发生在台湾的事件，譬如中坜事件与美丽岛事件，往往在国外消息比岛内多。为民主“作秀”，是骗不了人的。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诚心实意地自我检讨了。我们的言论够不够自由？许多人会马上回答：啊！那比起从前好太多了；台湾一年比一年开放、进步。这我也同意；许多现在能见诸文字的言论是十年前所不敢想象的。但是，比“从前”好并不代表就“够”了。言论“够不够”自由这个问题其实完全要看人民的“需求”有多少。对自由的需求高于它的现有供给，就是不够；反之，就是够。那么台湾的言论自由“够不够”呢？

显然不够。如果世界人权组织的估计是正确的，那么每一年平均政府要用各种方式取缔“非法言论”三十次，今年则暴增到近两百次。这种政府与民间的冲突原因，讲白了，就是一个要说话，一个硬不准他说；也就是说，政府所限的言论尺度不令人满意。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写了几篇批判性的文章，学生会关心地问：“老师，你不怕被送到绿岛去吗？”这是我的家，我对受聘治国的人提出批评与建议，难道不是我的权利？我为什么到绿岛去？而事实证明，从来也没有任何政府机构骚扰过我，但问题的重点是：为什么有这种恐惧？给我来信的读者，在发表完意见之后，总是要加上这么一句：我不能用真名，因为“曝光”会带来灾祸。甚至于十五岁的国中生也会说：请为我的身份保密，泄露了不得了。有这种恐惧，表示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但不敢说；说了，怕有后果。换句话说，在现有的言论尺度里他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么我们要不要言论自由？这个问题本身大概就是一个忌讳——我们对外号称“自由”当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而且是“宪法”保障的；问“要不要”简直是自打耳光。可是自打耳光总比等着让别人来打要好得多；《新闻周刊》的报道就是一记别人打的耳光，清脆而且难堪。在承认我们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后，许多人又会说：自由开放是个危险的东西；咱们大陆就是这样丢掉的。你看，有些政见发表会上，候选人黑白乱讲，选民偏偏要上当。你看，多少留学生，不是一出去就变了吗？思想言论一开放，台湾的安定稳定就要受到破坏。所以控制言论是必要的。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其实是没有深思的结果。选民“为什么”受哗众取宠的人的迷惑？留学生“为什么”一出国就“变”？因为在一个言论受到操纵控制的社会里，选民的知识就像饲料管中灌输下来的猪食，是强喂的，而且只有那么一种。既然没有多种思想饲料让他自己作选择，他就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如何去辨别品味，识别良劣。留学生在台湾时由教科书与报纸中对事情形成一种看法，到了国外，突然发现了未经封锁的消息与资料对事情提出完全相反的诠释，他怎么能不惊吓？怎么能不觉得受骗？他的“变”也理所当然。

那么还没有出国的学生呢？有一次我问一位来台教政治学的美籍教授：“你是否觉得台湾大学生对政治太天真，太容易接受宣传？”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说：“刚好相反！我的研究生非常的cynical——疑世。凡是政府的消息，他们就拒绝相信，凡是政府说是真的，他们就认定是假的。因为对宣传与报道极度的不信任，连大陆的‘文革’都有人认为大概也是好的。他们反灌输、反宣传的心理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

我不知道这位外籍教授所描述的情况有多普遍，但是不论是否普遍，问题严重的症结还是很清楚地暴露出来：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做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如果有人认为思想言论的控制只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影响社会其他层面，那他就太天真了。让我们看看培养社会中坚的大学教育。一方面，我们说要培育英才：读社会科学的要学会慎思明辨；读人文艺术的，要格物致知；读自然科学的，更要有锲而不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所谓“慎思明辨”、“格物致知”、“打破沙锅”指的都是同一个原则：对真相、真理全心全意地追求；学问由此而来。

好，这似乎是高等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精神。问题是，另一个方面，学生到图书馆里翻开英文百科全书，找到“中华民国”或“蒋介石”那几页，发觉“有关单位”已经把一些文字用黑墨一行一行画掉，只留下几行他本来就知道的。他读中国文学史，学到五四运动，但是想看那个时代的小说，老师说：是禁书，不能看，没有。他逛到书店，抽下一本台湾盗印的英文旅游指南，发觉有一页空白参差不齐，原来指南里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简介没有印出。在课堂上，他可以偶尔问一个存疑已久的问题，老师说：我们还是不要碰这个题目，不方便。他也可以为校刊写篇文章，发表一点意见，训导处把稿子退回，说：不能登，不能说，你思想有问题。

一方面鼓励学生去努力追求真理、真相，一方面又用各种手段防止学生得到某种知识——学生难道是智能不足，我们希冀他不会发现这两种态度间的严重冲突？这种掩藏式的做法不仅暴露出执政者及教育者的虚伪，而且更可笑的，它根本行不通！思考是追求真理的工具，学生一旦获得这个工具，我们就不可能对他说：你去治学问，但不要碰政治。譬如说一个有能力深思经济问题、文学问题的人，他一定也有能力分析政治问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执意不让学生在政治问题上刨根挖底，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本不教他追求真理的原则和方法，不给他“思考”那个刨根挖底的工具——但是这样一来，我们还谈什么教育？

在一个百般禁忌的社会里，我也怀疑会有真正伟大艺术作品的产生。艺术创作，是一种竞技。在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作家没有他不敢写的题材，画家没有他不敢画的意象，评家没有他不能攻击的对象，剧作者没有他不可表现的理念。只有在这种尽情发挥、全面竞技的情况下，才可能创造出真正尖端、真正伟大的作品来。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我曾经问一位电视编剧：“为什么这么多古装历史剧？”他的答案很简单：“为了安全。”这种情况就像运动员绑着一条腿，单足赛跑。我们如何期待伟大的中国作品？

十年来，台湾在言论尺度上的放宽大概是每个公民都能感觉到的。党外刊物有些言论虽然很缺专业水准，却正可以用来证明台湾的民主在不断地茁长中。也因为这种很明显的进步，《新闻周刊》把台湾比作奥威尔的警察统治世界就显得过分。但是过分归过分，有许多事实是我们所无法否认的。与其作情绪上的反应，不如利用这个“清脆的耳光”来作一番冷静的自省：言论控制的目的在哪里？手段是否合适？效果如何？最重要的，究竟有没有控制的必要？控制思想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合不合台湾现状与未来的需求？

在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中，不容许“莫须有”的白色恐惧存在。我们要用理性，还有面对事实的勇气，去取代恐惧；是深省的时候了。

精神崩溃的老鼠

原载于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李国栋床上堆着书，每天晚上睡在榻榻米上。读书读到清晨一两点，读到两眼充血，像针扎一样痛苦，才把书放开。蜷曲到榻榻米上，用条绳子把左腿跟一只桌脚绑在一起，熄了灯睡觉。

“这样一来，我一翻身，扯不动腿，就会醒过来；醒过来就马上爬起来继续看书——今年是第三年了，再考不上，就要当兵去了！”

联考前，李国栋很平静地这样解释他的生活方式。他削瘦的脸颊浮着一层暗暗的青气，眼白里一条一条细细的血丝。讲话的时候，眼神涣散，不知道他在看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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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换个读书方法？这种煎熬式不是效果很差吗？”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有什么别的方式。”

“为什么不先当了兵再回来考？让心理休息一下？”

他摇摇头：“非考上不可。”

“为什么不找其他出路？不要上大学，读职校或学技术？”

他开始咬指甲，每一片指甲都嚼得烂烂毛毛的：“不行，我非读大学不可。”

李国栋后来仍旧落了榜，但是也没去当兵。他在精神病院里住了两个星期之后，有个晚上，偷偷吞了五个大铁钉，从七楼的阳台上跳下来，刚好摔在垃圾车旁边。

麦尔教授对老鼠很有兴趣，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

把老鼠聚集在一个平台上，让它们一个个往下面两个门跳；跳向左门，它会碰得鼻青脸肿，跳向右门，门却会打开，门后是甜美的乳酪。小老鼠当然不笨，训练几次之后，就快快乐乐地老往右门跳去，不再摔得一鼻子灰。

可是，就在小老鼠的选择方式固定了的时候，麦尔就把乳酪从右门移到左门；本来以为可以饱食一顿的老鼠现在又碰得鼻青脸肿，不知道客观情势已经改变了。幸好，摔了几次之后，它又渐渐熟悉了新的情况：原来乳酪在左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