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格物致知：鬼谷子的哲学思想(3)
第26章格物致知：鬼谷子的哲学思想(3)
由于不同事物的矛盾各不相同，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各有不同，因此我们在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时，应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鬼谷子“事无常师”和“谋不两忠”的思想，强调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
人们不会一成不变地看问题，因此不会轻易相信他人的言论。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事实胜于雄辩”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等，都是“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与鬼谷子“事无常师”和“谋不两忠”的哲学思想大同小异。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处理事情应该实事求是，这就要求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且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来指导实践，达到不断解放思想和与时俱进的目的；也应该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去探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还要求我们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
总之，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将客观存在的事物作为根本出发点，而且分析问题要尊重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以此作为我们行动的重要依据。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根本要求。我们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应该做到使主观符合客观，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决定我们的主观思想和行动，并从客观存在的情况出发来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对策。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要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全面把握客观实际、把握多个事实所组成客观实际的总和以及使自己思想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情况，就是把握客观实际的全面性、整体性以及变动性。
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实事求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实际”指的是一切客观存在的事物，而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独立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也是客观的。二者强调的是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所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按规律办事，这就是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但要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并非轻而易举。既需要我们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又必须坚持唯物主义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还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将它们融会贯通，自觉地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行动，分析和处理所遇到的一切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具体的历史统一，从而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鬼谷子说：“故善反听者，乃变鬼神以得其情。”善于用反向思维来听取别人表述的人，就如同鬼神一样可以深入到别人的内心深处去了解别人的真实意图。这就是告诉我们要根据瞬息万变的事态发展，来不断地审察自己筹划谋略的正确性，并根据变化情况不断调整谋略，使谋略能够与时俱进。如果不能根据变化而变化，那么得到的情况就不会真实，就不能对症下药。
鬼谷子认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观其次”。其意思是说，语言有可以模拟的形态，事物也有可以类比的规范，认识就是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样的能动反映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反映具有摹写性和创造性，人作为客观事物的反映，必须以客观事物为原型。而“事有比”说的则是反映的摹比性，它决定着事物的客观性，在认识过程中，不仅有对认识对象信息的接受，而且有对认识对象信息的分析、选择、重组、整合、虚拟和建构。
我们用“象比”的方法来推测他人的真实意图，别人也会用“象比”的方法来推测我方的真实意图。所以，要用相反的语言表述混淆对方的“象比”，让对方听不出我们的真实意图。而为防止对方也用相反的语言表达混淆我们的视听，还要通过对方的语言表象以及他的所作所为进行前后对比，来反向推测对方的真实意图。
如果想要听别人的表述，自己就不能滔滔不绝，要给别人表述的机会。在别人开口时，自己要保持沉默，并且专心致志地凝听，然后反复运用“象比”推测别人的真实意图。在自己发表见解时，应该时而谈此、时而谈彼，时而语言谦卑、时而义正词严。只有这样才可以扰乱对方的视听，打乱他们应对的策略，同时运用反向思维刺探出对方的实情。这就是鉴别真伪了解真实情况的办法。
古往今来，那些有大智慧的人，认知事物的内在本质，往往不会通过直截了当的方法，而是运用一种推理、类比的哲学思想来进行思考，然后通过很多正面或反面的线索进行推理、类比，最后得出的结论往往都十分准确和真实。他们不会简单地调查“离去”的原因，而是通过“到来”的现象类推“离去”的原因，然后通过类比推理思考得出结论来验证发生的事情是否与事实相符，从而预见下一步的发展趋向。如果发现根据对方的行为举止无法判断他的虚实，就通过考察他过去的行为，与他今天的行为进行对比，这样便可以得出他的真实情况。
鬼谷子说：“事有反而得复者，圣人之意也，不可不察。”由“此”推测“彼”，再由“彼”推测“此”，万事都可以通过“反”得到“复”的类推规律，而掌握这种类推能力的人便具备了成就大造化的前提。
大智慧的人，如果发现今天一些事情不合常理，很难找到应变方法的话，他们便会到古人的经验中去找答案。古人的经验经历了千百年的磨合、千锤百炼，往往是行之有效的。这也是鬼谷子给我们阐述的关于“古为今用”的哲学思想。
在鬼谷子看来：“己欲平静以听其辞，观其事、论万物、别雄雌。虽非其事，见微知类。”这就是反映术的战略运用，运用逆反心理追索过去的精神寄托。自己要想平静，以便分清对方的言辞，考察事理和论说万物，而辨别雄雌虽然不是事情本身，但可以根据轻微的征兆，探索出相类似的事情。人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现象，还可以进一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考察事理，论说万物不仅能够反映事物的现在，也能反映事物的过去，不仅能够反映现实中的事物，还可以塑造出虚幻的事物。人的意识不仅可以反映世界，还可以创造世界。
鬼谷子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的影响
鬼谷子的哲学特点，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归类，一方面是谋略哲学，另一方面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鬼谷子的谋略思想主要分为：“约不主怨，伐不挫强”的韬晦策略，“形同忧而兵趋利”的联盟策略，“战攻非先”的智胜策略，合理分析各种利益矛盾关系，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制造矛盾，瓦解分化敌人；转移矛盾，赢得主动；转化矛盾，以屈求伸。
而在“天人之辩”上，鬼谷子讲“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纪也，物质所造，天之所生。”进一步区分了“真人”与“圣人”：“生受之天，谓之真人。真人者，与天为一。而知之者，内修炼而知之，谓之圣人。圣人者，以类知之。”他将符合自然之性的人称作“真人”，将通过学习获得知识的人称作“圣人”。显然，他承认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以及环境的变化改变自身的本性，具有唯物主义倾向。他还认为“圣人”的修成需要社会实践，可以通过学习游说之术，运用到实际生活当中，然后通过不断地参验获得真知。他在《转圆》《损兑》篇中具体阐述了实践所具有的反复性、前进性和曲折性。
在“名实之辩”上，“循名而为实，安而完，名实相生，反相为情。故曰：名当则生于实，实生于理，理生于名实之德，德生于和，和生于当。有主名。”鬼谷子认为，依据客观事物的名称考察事物的实际情况，按照客观事物的实际情况确定事物的名称。名称是从实际当中派生出来的，客观实际产生事物名称。二者相互循环，互为表里，这是事物常情。因此来说，事物的名称产生于客观实际，而对于客观实际的把握，则取决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对于客观事物取得正确认识的标志，是对客观事物做出符合实际的表述。这种表述，取决于我们的认识与客观事物相吻合。而这种认识与实际吻合取决于我们运用恰当的方法。在这里，鬼谷子认识到实践的意义，可以通过实践来沟通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具有物质统一性思想成分。
另外，鬼谷子还认识到“社会改良”与“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量变与质变的关系。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物有自然，事有合离”“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之理也”。在社会矛盾可以转变时应该采取改良的方法，但实在积重难返了，就必须推倒重建。这样的思想为以后的纵横家们所吸收。虽然在历史上众多农民起义中纵横人才群立，但是每次改朝换代也只是社会改良。这与鬼谷子本身有关，他没有像法家那样认识到改革政治制度的重要性。在历史观上，他坚持“反以观往，覆以验今；反以知古，覆以知今”的观点，他鉴古知今的认识论具有很多合理因素。
鬼谷子的纵横学说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倾向，但他的历史观受时代局限性影响又是相当狭隘的。而他的谋略哲学在中国近现代外交思想上却有着重要影响和启示。
鬼谷子的纵横之术主要是从其谋略哲学中汲取营养。《史记》记载苏秦、张仪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后来在战国七雄中纵横捭阖，利用“连横”与“合纵”之术，左右各国的外交，刘向在议论战国纵横形势时说：“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弛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纵。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听秦。”由此可知，合纵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而连横则是事一强而攻众弱。
但当时的“连横”与“合纵”并非司马迁和刘向描述得那么简单，它并非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国家联盟战略形成两极对立的格局。其中，各个诸侯国不断调整外交战略，使得战国局势更加错综复杂。从近现代国际关系也可以发现大国间不断通过各种国际联盟和国际体系来实现均势格局，但当时鬼谷子的纵横之术并不是为了维持均势政策，而是希望通过强势力量整合来实现华夏的统一。但战国七雄倘若各行其是，可谓是力量相当，谁都不具备那种统一天下的实力，而要实现统一，战争更是不可避免的，但鬼谷子不希望那些不成气候的小诸侯为小小的既得利益而进行战争杀伐，所以通过“连横”与“合纵”来吞并小国减少诸多无谓的战争，将更多人力财力全部用到统一战争中去，利用最小的损失实现最大的利益。实际上，这也是鬼谷子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具体体现。
《鬼谷子》作为我国最早的外交策略著述，其中的思想理论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外交思想。
鬼谷子主张要正确地分析客观形势，并如实估量主观条件。这种思想在鬼谷子的《揣篇》与《摩篇》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量权不审，不知强弱轻重之称；揣情不审，不知隐匿变化之动静。”这是关于客观形势的，而“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和孟子所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谋而合。关于主观条件，他认为“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只有知己知彼，才能制定正确的策略方针。国与国之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在外交上做到知己知彼，这样才能既反对保守主义，又反对冒险主义。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掌握时机，因势利导，使国家稳步前进。
另外，鬼谷子还强调应该对自己的国力与影响外部世界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既不能高估自己的实力，也不能过分宣传敌国实力的强大。
鬼谷子说：“变化无穷，各有所归。”“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他认为对待矛盾事物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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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思想的鲜明特色和活的灵魂就是要在外交实践中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注重实事求是，也应把握策略的权变。
鬼谷子对我国外交的影响并不是根本性的，而是技术性的。这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应变之术，鬼谷子外交辩证的方法论精髓具有长期的借鉴价值。
鬼谷子纵横之术重“连横”与“合纵”，对我国现行的在政治上不结盟，在经济上加强国际合作的外交原则有着深远影响。
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而发展是和平的保障，所以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又是十分必要的，但中国严厉阻绝以经济渗透来干涉内政，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这也是鬼谷子留给我们振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在历史上，华夏民族总的来说并不是一个尚武的民族，采取的战争形式往往都是防御性的，一方面是在整体上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注定了东方人独有的内敛谦谨气质，另一方面受到兵家和纵横家历来注重以和平方式解决邦交问题的传统，因此中国自古至今都是承认矛盾但又重视矛盾转化的。诚然，中国的外交在根本上是受中国国情和文化积淀影响的，但通过对鬼谷子哲学的分析，可以发现，纵横思想与儒家文化一样，都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