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九章《悲伤之镜》（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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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大晌午的时刻，地铁里并没有太多人，巴黎已经走空了近一半。费尔南坐在一个木头的弹簧折叠椅座上，军用背包放在双膝之间，他意识到它在这一阶段应该起到的奇特效果：一个穿军服的机动卫队队员带着一个背包，准备出发去旅行……但是，它却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惊讶。他根本不知道他被召唤去寻南街监狱到底是要执行什么任务，他在问自己，要看住这个包是不是很容易，因为，现在，它让他觉得颇有些难为情。  爱丽丝出发已经有四天了，在此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很多事，使他实在无暇去细细回想，当初，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什么样的热情希望，引导着他同意让她坐上那个蠢货基耶弗的汽车去旅行的。从第二天起，他就后悔地咬起了自己的手指头。他所等待的结果并没有来到。上级派他和他的部队一起去了奥斯特里茨火车站[12]，在那里，成千上万期待出发的人争抢着为数不多的几列火车的车票，而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那些列车到底走不走得成。一节人满为患的车厢最终留在了站台上；另外一节车厢，停在对面的月台上，却突然开动了，但没有人说得出它要去哪里，有个人说，那是去第戎的；另一个则声称，根本不对，是去雷恩的。费尔南召集起他的队伍，并派出一个人去车站值班站长那里打听情况，但还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在负责，那个卫兵嘟嘟囔囔地返回，却怎么找也找不到他的部队了，直找了一个昏天黑地，两眼翻白，因为，费尔南当时不得不紧急带队跑去了车站的另一头，那里，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比利时难民与想赶往奥尔良[13]的旅行者之间打了起来。

费尔南目睹了这一派乱象。成千上万的人传播着从无线电广播里听来的消息：“听说，在杜邦先生的专栏节目中，他说过，德国佬都赌咒发誓了，要砍断他们在巴黎大街上碰上的所有孩子的右手。”这消息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费尔南听到还有人在说，实际上，德国人不会去砍孩子们的手，而是要去砍掉他们母亲的脑袋。这都他妈的什么世道啊，他心里想。

他所等待着的，他在那上面建立起一切来的基础，爱丽丝的出发，还有他自己那被一再推迟的出发，全都没有成功。他已经成了一种幻景、一种盲目希望的牺牲者，他简直就是个白痴。

星期五那天，他终于给卢瓦尔河畔的维尔纳夫那边打了电话。他姐姐的杂货店有一台电话，是给街区所有人使用的，而这些天来，除了火车，就没有任何东西比电话运作得更糟糕了。

真像是奇迹一般，他竟然拨通了电话。不过，费尔南却从一种担心走向了另一种担心。爱丽丝确实早就到达了，她只用了一整个白天的工夫，就从巴黎来到了那里，但是，她立即就又出发了。

“又出发了……去哪里了呢？”

“我得中断你们的通话了。”电话接线员已经这样说道。

“总之……又出发了……我是说，并非真正地又出发，她是前去寻找……”

还没有等他的姐姐把话说完，通话就被切断了。总之，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别的，她总是一开始就有很多话要讲，而且从来都讲不完。

后来，他接到了前往伊西-雷-穆里诺执行任务的命令。他有理由稍稍地相信天主。他本来是会原地跳舞的。

那一天，费尔南来到伊西-雷-穆里诺的时候，正是八点钟，官员们已经在那里了，但人数比上一次少了很多。兴许，被征调来监控这次行动的临时人员觉得，更为要紧的事情，是要看一看奥尔良那边，还有卢瓦尔河沿岸一带天气如何，人们都说六月时多为大好晴天。这些幸运躲过了意外的旅行影响的人，面色苍白，互相对视，神经质地彼此分摊着角色。工人们(人们把他们叫作道路清洁工)在工头的安排下排列成行，静静地等待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整个现场笼罩着一种奇怪的气氛，没有人明白为什么他们会在一个星期天来到这里干活儿。

他们让工人们在登记册上一一签字，还验证了那些机动卫队队员的身份。直到卡车驶入的那一刻，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除了那些街道清洁工有点儿士气不高，他们明白，这整整的一天，他们都会干得很辛苦，因为一眼瞥去，那一大堆需要拖曳拉扯和焚烧的装满纸张的口袋足有八到十吨……但是，最精彩的节目马上就要上演了。它就发生在一个小时之后，当各个出口和入口全都布满了检查人员，当人数众多的检查人员盯住了卡车的卸货，看住了升降机的底部和顶部，还有送料管的通道口、入料口、漏斗口时，人们终于运过来了第一批口袋。

口袋里头装的，不是没有了用途的表格单据，而是不同面值的崭新钞票，五十法郎的，一百法郎的，二百法郎的，五百法郎的，一千法郎的，所有人全都看得有些晕头转向。

费尔南跟那个矮个子工人交换了一个小小的手势，就是他两天之前见到过的那个腿很短，还长了一个将军肚，轻轻松松地就把大包大包的票据扔上传送带的工人。他也被眼前的情景吓坏了。仅仅一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就抵得上他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了，而他应该扔到输送带上去的第一个大包，重量有大约四十公斤，他用不着是一个数学很好的人，也能一眼估计出，整整一天里，他们大概能毁掉三十亿到四十亿法郎的钞票。德国人在逼近，而政府，作出了一个悲怆的抵抗行为，决定要在敌人赶到之前就把战利品烧毁。

监视者每隔十米站一个，清点着包包的数量。

那些干活儿的家伙，平日里习惯于分拣罐头盒、自行车的打气筒、装橙子的木箱，今天却在这里搬运着足够买下整个工厂并付足全厂人员五代人生活费的财富。但是，人们会习惯一切的。于是，一开始，清洁工们还把嗓子揪得紧紧的，贪婪地斜睨着这一袋袋象征着几乎难以想象的财富的钞票，而到了晌午时分，他们为你们搅动着一锹锹的现钞，就像是在搅拌着墙纸糊。无疑，他们就那样眼巴巴地瞧着国家的资本顷刻之间化为了烟灰，反正，它们从来都不是属于他们的。

费尔南肯定是唯一一个感觉到满足的人，他的本能并没有欺骗他，上一次的装卸工作仅仅只是一次排练预演。

人们终于快要完成任务了。

负责清点的雇员高喊了一声，说是数目对不上了，少了一袋。

总数近两百袋中，独独少了一袋，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清洁工们似乎在这样说，但是，官员们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给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即一袋的价值远远不止一袋，那是一种象征，假如它消失了，那是因为它被偷走了，偷窃，这个词被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

两个检察官、费尔南，以及另外两个机动卫队队员在工厂中到处搜索，想找到这一口袋该死的钞票，人们数了一遍，然后又数了一遍，最后，人们找到了它。只见它掉到了传送带的底下。一只空口袋掉在这个地方，说明它的内容已经被烧毁了，人们弄明白了事情如何会这样发生，而时间也几乎快到傍晚了。几乎快了，但还没有完全到。街道清洁工们早被白天的工作给累垮了，正准备离去，突然，他们又被叫了回来，喂，你们，都到那里去，一根手指头弯了弯，一道小学教师般的目光……费尔南召集起了他的人马，然后，就跟那些检察官来了一通长时间的交头接耳，完了之后，一声命令下达，明确无误：所有人全都脱衣服。

这当然是根据一种更为行政化的方式提出来的，但这里头毕竟具有一种寓意。

一个道路清洁工开始抱怨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他一起抱怨，然后则是第三个，我们不能就这样脱衣服吧，在这里，我们只不过是工人……当权威人士要求费尔南提供支援时，所有人都傻眼了。事态变得很严峻。

面对着这一天快结束之际突发的出人意料的结局，费尔南不禁皱起了眉头。

他笔挺地站到一个工人前面，平静地劝他脱下上衣。乖乖服从。那工人用自己滚圆而又无表情的眼睛盯了他一会儿，那副样子活像一只苍鹭。然后，他开始解开纽扣，解开皮带，解开裤裆。所有人，一个接一个，或前或后，只剩下一个高个子蠢人，他开始哀叫道，不行，他可不是拿钱来干这个的。等他尽情地发泄完一通抱怨之后，所有人都已脱下衣服接受了检查，只剩下他一个人还穿着衣服。

在一个检察官的要求下，所有人都得转过身去，举起双臂。他们曾经都服过兵役，战友之间日常生活的混杂相处本身并不是一种别扭的感觉，但是，在这里，在这工厂中，脱得只剩下裤头，同时又面对着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官员，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当他们得到允许可以重新穿上衣服时，那个高个子蠢人还在那里换着脚地蹦跳，但他已经不再叫喊了。他应该下定了决心，解开了纽扣。所有的目光一起转向了他，除了他的几个同伴，因为那几位正集中精力，忙着重新穿上衣服，像是专心致志的孩子那样。那家伙浑身大汗。他褪下裤子时，发出了一记痛苦的叹息。从他的内裤中，鼓出来厚厚的一大把面额为五十法郎的钞票。

“把他押到车上去!”头领立即高声喝道。

人们本来还期待会有一声集体性的抗议，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命令落下来，恰似一块石头落到了一片普遍的惊愕中。

费尔南向前走了一步，用一种温柔的口吻，要求那个工人把短裤里的东西都收集到一起，然后穿上衣服。一位官员赶紧过来，用手指头捏着钞票，点数了一遍，一共是十一张五十法郎。

当那个工人重新穿好衣服后，他的同事不无怜悯地瞧着他，看着费尔南的那一队卫队队员把这灰溜溜的违禁者押上了车子。政府的惯例早已明明白白地告知了每个人，即便是最贫困的人犯了事，也不能允许得到哪怕只比对最富有者多千分之一的原谅，话虽如此，这家伙看起来还是蛮可怜的。

于是，某一件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保存了很久。法兰西银行的几个高级雇员过来，跟排队站在通道底下的清洁工们握了握手。这一小小的仪式，一旦起了个头，也就无法结束了，所有的高级雇员也就跟所有的人都握了手。这一创举无疑出自一种善良的情感，但是，这致意的队列搞得就像是葬礼一般。感恩的国民感谢清洁工，并向他们表达慰问。

那个鼓着将军肚的工人对费尔南做了最后的一个手势，表示了一下友好之意，然后就消失了。一个工头前来关闭了工厂大门。

正当手下的两个队员坐车押送着那个贪财的清洁工前往警察分局时，费尔南走出了办公室，对同事们说了一声晚安，就骑上了他的自行车，来了一个大转弯，返回到工厂，他沿着那一段围墙骑行了好一阵，一直来到一个技术操作间的门前。他打开了门，在那里找到了那辆小拖车，那是他头一天就停放在那里的，当时，他匆匆忙忙地把那个一度失踪的袋包中的东西倾倒在了那里头，是厚厚的一大堆一百法郎面值的钞票。

费尔南把那一堆钱分成两个小口袋，把第一个口袋，最鼓的那一个，留在了一个角落里，那个大肚子工人会在当天夜里过来寻找的，他把另一个口袋装到了他自行车的拖斗中，然后就寻路回巴黎去了。

来到自己家之后，他发现有一份通知正等着他，让他第二天下午十四点钟时去一趟寻南街的监狱。通知上还附有一道命令，说的是“目的：不明”，另外说明，必须装备“执行短期外出任务的必需品”。

他一边在心里想着，那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一边把那个口袋拿上楼，却没有点数一下。里头有好几百万法郎，足够让他的妻子用来去好好地发现一番她的波斯了。

一想到爱丽丝，他的心顿时就软了下来。他承诺第二天一定再给她打个电话。

桌子上，那份任务书仿佛就是对他的一种责备。他应该假装不知地出发走掉吗？既然现在他有了这么一笔钱，那么，就像其他那么多人一样，他自己也紧跟着悄悄走掉，去找他的爱丽丝，那不是更合理的做法吗？

若不是有任务在身，费尔南会感到自己是完全自由的，完全可以离开巴黎，去维尔纳夫跟妻子会合。但是他无法严肃地想象自己可以无视一份正式的任务令，他知道，他将会去他的上级派他去的地方，那是他的脾性使然。

他决定装满一背包的钱。他把剩下的战利品统统塞进一个旅行箱，然后下到地窖，把它藏到了两个木头箱子之间。

现在，他坐上了地铁，把他那个塞满了钱的背包放在两腿之间。

他又拿出来那份通知书，又读了一遍他那项任务的地点。它并不能给他任何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