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9章阴霾下的“刺宋案”(3)
第159章阴霾下的“刺宋案”(3)
到了四月四日公审公堂的开庭预审上，武士英却当庭翻供，声称：“此次刺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个人。”当被问及刺杀宋教仁的原因时，武士英说“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又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此案凶手已经抓获，人证物证俱在，然而先后经过公审公堂七次预审，案情却始终模棱两可，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事实，究其原因，在于公堂之上始终没有让武士英和应桂馨这两个关键人物当庭对质。这样一桩并不太复杂的刺杀案，只须将已经抓捕归案的武士英、应桂馨、陈玉生，以及参与或见证此案的吴乃文、冯玉山、张秀泉、王阿发等人拉到一起当庭对质，便可真相大白。然而公审方似乎有意避免，七次预审都没有这么做。
四月十二日，在公审公堂的第七次预审上，应桂馨的外籍律师主动提起引渡移交的话题。这次预审当庭判决：“预审明确，案系发生车站，应即商明领事团，移交中国内地法庭，归案讯办。”
十六日下午，武士英从法租界的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押送至上海地方检察厅，交给厅长陈英收押，应桂馨则从公共租界押送至驻守江苏海运局的六十一团，由团长陈其蔚负责关押。
犯人引渡移交后，江苏都督陈德全致电袁世凯及内务、司法两部，提出应组织特别法庭来办理此案。袁世凯当天回电，表示“望速筹办”，同意了这一提议。
上海方面立即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报请北京政府批准。黄郛和王宠惠均为国民党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与孙文关系密切，所以这个所谓的特别法庭，实际上是国民党单方面的特别法庭。
宋教仁是国民党党首，哪怕是出于回避的考虑，此案也不能由国民党单方面进行审理，所以这样的特别法庭，北京政府自然不予同意。司法部于十七日回电，否决了特别法庭的提议，命令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审理此案。
然而十八日这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忽然接到程德全的命令，将武士英转押至关押应桂馨的六十一团兵营。地方检察厅甚为不满，派人前去询问程德全，得到的回复是：“为组织特别法庭，故不得不与上海固有司法机关脱离关系也。”此举等于是先斩后奏。地方检察厅没有办法，武士英就此被押往六十一团兵营进行关押。
二十一日，程德全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必要性。袁世凯回电解释说，司法总长许世英一再力争，拒绝副署，所以他无法宣布该项命令。许世英也在另一份回电中提出折衷方案，此案仍由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不过由伍廷芳暂署上海地方审判长进行审理。国民党方面却不肯接受。
就在南北双方互不相让之时，此案的关键人物武士英却在六十一团兵营里离奇暴毙。
六十一团是由陈其美、黄郛等人组建的前沪军第二师第五团整编而来，团长陈其蔚与陈其美私交甚厚，可以说，六十一团是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然而在看守如此严密的六十一团兵营里，武士英却在二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突然死亡，事后查悉，他是吞下了火柴头而死。上海地方检察厅原定于二十五日组织第一次预审，谁料到此案最为关键的人物武士英却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而亡。
武士英在法租界捕房拘留所关押时没有出问题，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关押时也没有出问题，可交由六十一团兵营关押后却突然死亡，而且不偏不巧，正好死在地方检察厅第一次预审的前一天。虽然六十一团方面给出的结论是武士英吞下火柴头畏罪自杀，但上海不少舆论却怀疑武士英是被人下毒，杀人灭口。
武士英一死，“刺宋案”就此变得扑朔迷离。
迷雾重重
从“刺宋案”发生，到武士英离奇死亡，前后共计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一个月里，一件凶手被缉、证据确凿的并不复杂的刺杀案，却越审越乱，始终没有审出一个确切的结论。
虽然庭审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但国民党方面却抓住这段时间，通过真假难辨的舆论宣传，将“刺宋案”的幕后主使指向袁世凯。
袁世凯的确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宋教仁组建国民党，主张政党内阁，矛头直指袁世凯，袁世凯自然是知道的。第一次国会选举结束后，选举的结果是国民党大获全胜，这对袁世凯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国民党若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将会极大地限制他的总统权力。为了收买宋教仁，袁世凯曾托人赠五十万元给宋教仁，但宋教仁却全数退回。收买不成，继而采用极端的暗杀手段，将政坛劲敌除去，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
除了动机，袁世凯被怀疑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还有相关的实物证据。
应桂馨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从应桂馨的家里被搜出，也在上海电报局找到了底稿。电报上的内容每一条都与刺杀宋教仁有关，而洪述祖则是内务部秘书，是国务总理赵秉钧的人，也即是袁世凯的人。在应桂馨发给洪述祖的电报中，多处出现“乞转呈”“望转呈”等词，显然洪述祖不是此案的幕后主使，在他的背后还有人，而站在洪述祖背后的人，便是赵秉钧和袁世凯。
既有动机又有证据，上海各界舆论，自然把矛头直指袁世凯。
不过此案却有诸多显而易见的疑点。
譬如说，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之后，为何不逃之夭夭，反而躲进应桂馨家里？他为何不扔掉行刺用的六响手枪，反而一直留在身边，甚至连剩余的三颗子弹都没有取出？应桂馨明知武士英是凶手，为何不将武士英送走，反而将武士英留在自己家里？他与洪述祖的往来电报，是证明他乃幕后凶手的唯一证据，为何不直接销毁，反而一直保留？举报第一条线索的六野旅馆的旅客，为何不向巡警总局或地方检察厅举报线索，反而直接向国民党方面举报？他在举报线索之后，为何不去领取各方悬赏的赏金，反而就此消失，没了踪影？
这些太过明显的疑点，让当时的舆论出现了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猜测，认为“刺宋案”的幕后主使绝非袁世凯。
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跟随陈其美多年，又替孙文做过事，换句话说，应桂馨长时间是革命党的人，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岂会把如此秘密而重要的事交给应桂馨来做，另寻更为值得信任的杀手岂不是更好？“刺宋案”是在陈其美严密控制下的上海地界内发生的，袁世凯如果要刺杀宋教仁，为什么不等宋教仁去往北京的半路上下手？如果在去往北京的半路上动手，不仅更容易成功，而且得手之后，“刺宋案”的审理权因为案件发生地的缘故，便会落入北京政府的手中，而不是一直由国民党方面进行操控。
持这种观点的舆论认为，“刺宋案”有可能是国民党方面故意设的局，以图栽赃嫁祸给袁世凯，至于背后的主使人，便是上海的实际掌权人陈其美。
和袁世凯一样，陈其美也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陈其美一直是孙文的左膀右臂，而孙文与宋教仁素有矛盾，尤其是国民党成立之后，孙文在党内的影响力大减，可以说宋教仁已经取孙文而代之，成为了党内的实际领袖。在宋教仁为国民党参加国会选举而四处奔走时，孙文却不闻不问，远赴日本，足见他对宋教仁持何种态度。主动下手，替孙文除去政敌，陈其美拥有刺杀宋教仁的动机。
在暗杀方面，陈其美是精于此道的高手，陶成章被刺就是先例。“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曾是陈其美的亲信，陈其美对其有知遇之恩，应桂馨虽然表面上投靠了北京政府，但他很可能暗中仍在替陈其美卖命。该案的直接凶手武士英，在预审的前一天暴毙于六十一团兵营里，而六十一团处于陈其美的绝对控制之下，陈其美杀人灭口，以免武士英在地方检察厅的预审上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也是有可能的。
两种猜测，各有各的道理。
但后来发生的事，似乎更倾向于后一种猜测。
宋教仁死后，孙文返回国内，成为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国民党方面一直操控着“刺宋案”的审理，按理说此时领袖回国，有了主心骨，应该不顾一切地查清真相才对，可国民党方面却偏偏有意遮掩，使得这件原本线索明确的刺杀案变得扑朔迷离。黄兴主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刺宋案”，孙文却坚持诉诸武力，最终发动了二次革命，致使南北之间重新开战。
在战争打响的同时，“刺宋案”的间接凶手应桂馨，却趁着战乱的机会，从六十一团兵营的监狱里越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