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

过去

陆淮第一次记住酒精的味道是在五岁的时候，父亲砸碎的酒瓶溅到他嘴角的残液。他蜷缩在儿童床下，透过栏杆看见母亲的丝袜勾破在打翻的斗柜钉子上，像条脱水的蛇皮。

父亲的声音从客厅传来：“贱人！是不是又去见了那个钢琴老师？”接着是耳光声，比每年春晚的《难忘今宵》更准时。

冰箱上的磁铁字母“family”少了个“m”，陆淮用黏土捏了个替代品。第二天清晨，他发现黏土被父亲的烟头烙了个焦黑的洞。

七岁，陆淮记得那个冬天的早晨，母亲拖着一只旧行李箱，拉链坏了，用绳子草草捆住。父亲醉倒在沙发上，手里还攥着半瓶二锅头，酒液顺着瓶口滴在地板上，像一道蜿蜒的伤口。

母亲蹲下来，手指冰凉，替他系好围巾：“小淮，我们走了。”

他回头看了一眼父亲，男人的鼾声粗重，胸口起伏，像一头沉睡的野兽。

十岁的陆淮有了继父，他是个普通的会计，戴黑框眼镜，话很少，对陆淮的态度不算热情，但也不坏。他只是……存在。像客厅里多了的一把椅子，不碍事，但也不会有人特意去坐。

新婚那天，母亲穿了一条淡紫色的裙子，比和父亲在一起时明亮许多。陆淮站在角落，看着继父牵起母亲的手，轻轻吻了一下。没有酒气，没有怒吼，只有平静的呼吸声。他突然觉得陌生。

十四岁时，母亲怀孕了，陆淮已经上初中了。他记得某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坐在沙发上织一件很小的毛衣，手指灵巧地翻动着毛线，嘴角带着笑。“你要有弟弟妹妹了。”她说。

陆淮“嗯”了一声，低头写作业。后来妹妹出生了，小小的，软软的，像一团棉花。继父抱着她，脸上终于有了笑容，那种陆淮从未得到过的笑容。

妹妹三岁了，喜欢追着陆淮叫“哥哥”。他不讨厌她，但也不怎么亲近。有时候，他会坐在书桌前写作业，妹妹就趴在旁边，用蜡笔在纸上乱涂乱画。

生活的苦乐与家境无关，穷人有穷人的不幸，富人也有富人的悲哀。

林逸从小就知道，自己身边的朋友大多对他有求必应。

不是因为他有多强势，而是因为他太擅长察言观色——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示弱，什么时候该温柔，什么时候该用那双忧郁的眼睛看着对方，让对方心软。

他依赖朋友，也对朋友很好。送昂贵的礼物，记住每个人的喜好，甚至愿意花整个周末陪他们做无聊的事。

新搬来的少年叫安乐。林逸第一次在晨雾中看见他修剪庭院，动作精准得像用尺子量过，阳光落在他沉静的侧脸上，却透不穿眼底那层薄冰。林逸听过那些骇人的传闻，但眼前的安乐更像一件被精心修复的古董，裂痕被金粉细细填补，努力维持着完整的表象。

他周身有种奇特的磁场——一种劫后余生者特有的、对“秩序”和“可控”的执着。安乐的靠近无声无息，却带着不容忽视的意图。

一本林逸在咖啡馆随口提过的时尚杂志，几天后便出现在他家门口的邮箱里，包裹得一丝不苟，没有署名。当父母的车又一次不知去哪、不知何时归时，隔壁二楼窗帘后那个一闪而过的、极淡的注视，不是好奇，更像一种沉静的确认。

林逸太熟悉这种目光背后的计算了。那是一种在长期匮乏中练就的本能——精准地捕捉他人的空洞，然后以最不显山露水的方式去填补。安乐在观察他，用那双经历过绝对控制又挣脱出来的眼睛，度量着他因父母缺席而留下的、那些难以言说的缝隙。林逸几乎能想象安乐内心的独白：“看，这个人也有缺口。而我，或许能成为一块合适的补丁。”这不是同情，更像一种带着伤痕的实践。

林逸知道但装着不知道。当安乐终于在一个微雨的傍晚，“偶遇”在两家花园旁的小路，用谈论天气般自然的语气提起那本杂质时，林逸只是温和地笑了笑，顺势邀请：“进来坐坐？我刚好煮了茶。”

他听着安乐对某件作品的独到见解，如同接过一份心照不宣的契约。他允许安乐用这种近乎探讨的方式，将关怀包装成知识交换；他会在安乐带来一块据说对熬夜有益的昂贵手工皂时，恰到好处地揉一揉眉心，流露一丝真实的疲惫；他甚至在父母又一次电话爽约时，让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滑过眼角，旋即又被惯常的温和笑容掩盖。他们的友谊在无数个这样的瞬间里沉淀。

林逸安静地扮演着那个“需要一盏灯照亮归途”、“需要一点知识解惑”、“需要一块香皂提神”的角色。他知道，每一次不动声色的“帮助”，都是安乐在小心翼翼地确认——确认自己不再是那个只能被动承受的伤者，而是一个有能力修补他人世界裂痕的人。

林逸提供着这些微小的、安全的“缺口”，像提供一片精心养护的土壤，让这株努力向阳生长的植物，得以舒展它新生的、想要荫蔽他人的枝叶。这沉默的给予与接纳，是他们之间最深的默契，也是一场无需言明的、关于各自废墟之上重建的庄严仪式。

然而林逸的内心深处依然渴望一份热烈而忠贞的感情。他想要被人坚定地选择，想要有人能看穿他完美的表象，拥抱他内里的不安和脆弱。大多数人只愿意接受他的好，却不愿意承担他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