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三章病人
姜培生太过虚弱，掩面哭着说了几句话便又晕过去。安宝被他这样吓了一大跳，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缓好半天才站起来，然后快步出门找了黄政委，把姜培生的情况一股脑地说出来。黄政委知道后想了片刻，对安宝说：“等姜培生醒来，你问问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我也向上反馈，看能不能帮他找一找家里人。”姜培生闹了一通自杀，被救回来后倒是消停老实不少，不再折腾，只是依旧拒绝跟人说话。安宝几次问他老婆叫什么名字，姜培生都不回答。最后还是安宝过来跟他讲：“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老婆叫陈婉萍对吧？”听到婉萍的名字，姜培生终于肯开口，一脸丧气地说：“她人已经去岛上了，你们知道又有什么用呢？”“你老婆没走，在北平呢。”安宝看了眼姜培生故意慢悠悠地说。“不可能！”姜培生听后立刻摇摇头：“我给家里要来三张去岛上的船票，婉萍……她带着我老娘和孩子应该已经走了，怎么可能在北平？一定是有同名的人，你们搞错了。”
姜培生太过虚弱，掩面哭着说了几句话便又晕过去。安宝被他这样吓了一大跳，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缓好半天才站起来，然后快步出门找了黄政委，把姜培生的情况一股脑地说出来。黄政委知道后想了片刻，对安宝说：“等姜培生醒来，你问问他老婆叫什么名字，我也向上反馈，看能不能帮他找一找家里人。”
姜培生闹了一通自杀，被救回来后倒是消停老实不少，不再折腾，只是依旧拒绝跟人说话。安宝几次问他老婆叫什么名字，姜培生都不回答。最后还是安宝过来跟他讲：“我们已经知道了，你老婆叫陈婉萍对吧？”
听到婉萍的名字，姜培生终于肯开口，一脸丧气地说：“她人已经去岛上了，你们知道又有什么用呢？”
“你老婆没走，在北平呢。”安宝看了眼姜培生故意慢悠悠地说。
“不可能！”姜培生听后立刻摇摇头：“我给家里要来三张去岛上的船票，婉萍……她带着我老娘和孩子应该已经走了，怎么可能在北平？一定是有同名的人，你们搞错了。”
“搞错不了！你老婆的表姐叫陈瑛对吧？她是我们的同志！”安宝说话时一脸的得意：“现在陈婉萍和她在同一个中学工作呢！”
这消息来得太过突然，惊得姜培生一时反应不过来，他愣愣地看着安宝，冒出来满肚子的问题。正要开口，见到黄政委走进来，他对安宝说：“你先出去一会儿，我跟姜培生讲几句。”
安宝出去后把病房门关上，姜培生看着黄政委坐下来，问他：“我老婆怎么会没走？难不成……她……她也是你们的人？”
“陈婉萍不是我们的同志，她为什么没走我也不太很清楚，只知道人是筛查户口的时候在北平发现的。”黄政委见姜培生一脸紧张，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说：“你不用担心家里人，我们是有政策的，对你尚且优待，肯定不会为难你太太。”
这话倒是不假，人家给他用了好药，是真心实意地要救他这条命。如此看来，婉萍落在他们手里至少比在岛上强，而且陈樱花落海洋瑛与婉萍在同一个学校工作，肯定也会帮衬着她。
姜培生虽然不是共产党，但跟他打过交道的几个共党，不管是陈瑛，周子寅还是潜伏在他身边长达八年的冯明远为人做事都无可挑剔，想来这些人的确不太像会刁难婉萍的，比起在岛上被特务监视，如此看来留在北平倒也不是个坏选择。
想开这些姜培生长长地出了口气，说：“我跟你们打过仗，说到头不过是听命行事……你们不能把战争的过错完全推在我个人头上……再说了，我身边陈瑛也好冯明远也好都是你们的人，我还帮过他们，尤其是冯明远……他都把我骂成榆木疙瘩了，我还是帮他给你们传过紧急撤离的消息。这件事情你们当时在天津的人应该是知道的……所以……”
“所以……”姜培生盯着黄政委，试探着问：“所以你们不会枪毙我吧？”
听姜培生喘着粗气费劲儿地说了这些，黄政委笑出来：“你怎么不想着寻死觅活了？”
“我老婆在北平，我还干嘛要寻死觅活？能出去……能和她团圆才是重要的，”姜培生想着前几日自己的行为不由有些尴尬，强撑着脸面解释说：“讲道理军人也是人，是人就会有感情。能被人牵挂着，又有牵挂的人，何必要急着死呢？”
“你想得开最好，看样子冯明远同志说得没错，你还真不是个顽固分子。”黄政委说。
姜培生心里仍计较冯明远曾经称呼自己是“树”的事情，听黄政委也说起来他，忍不住问：“冯明远跟你们是怎么说我的？”
“他说你人心肠不坏，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只是组织出于对冯明远同志个人安全的考虑，让他暂时不要暴露自己，本意是想再观察你一段时间，毕竟你当时在天津手上的生意太不干净，谁都不敢保证你愿意放下到手的金条票子。”黄政委说：“还有你刚才说他骂你是榆木疙瘩，姜培生，你冤枉他了。冯明远同志给你的代号是‘树’，主要原因他认为你啊，是棵长了虫子的‘树’，他愿意当啄木鸟把钻进你身体里的顽疾恶虫叨出来。只是可惜……冯明远同志太早被叛徒出卖，你这棵‘树’到底也没被他拉到正确的路上。”
“他叫你满哥对吧？”黄政委看着姜培生说：“冯明远同志牺牲前曾经托联络员送回一封信给延安老家的母亲，信里说等全国解放了，他要带你和你太太去村里吃碗他母亲做的酸汤臊子面。”
听到黄政委这样说完，姜培生长久以来对冯明远的怨气一朝散去，他闭上眼无力地摇摇头。命运真是太过无常了，在冯明远去世两年多后，姜培生对这位惨死于特务之手的袍泽弟兄生出巨大而强烈的悲伤。他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自己病得太过厉害，所以此刻人也格外脆弱，眼泪多得像金沙江里的水一样，昨天哭了一场老婆，今天又因为冯明远而泪流满面。哦豁，小伙伴们如果觉得不错，记得收藏网址https:///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你现在身体太差，等身体好些可以给家里人写封信。”黄政委从兜里一踏信纸和一支钢笔放在病床边的矮柜上，说：“你要多吃饭，有什么想吃的，可以跟安宝讲。”
可以给婉萍写信的确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好消息，姜培生很乐意动笔，只可惜他实在身上没有力气，那条烂掉的左臂已经被截掉了，只剩右边一只胳膊，短期里肯定是坐不起来，拿不动笔。但因为心里有了个盼头，姜培生明显比之前更加配合医生的治疗。
两周后，姜培生身体稍有好转，他便立刻开始动笔写信，断断续续写了一周，写满五张信纸才心满意足地交给安宝，请他帮忙寄出去。
寄出去没几天，姜培生晚上又发起高烧，打过退烧针却不太见作用。医生查房的时候皱着眉，虽然嘴里说着“都还好”，但姜培生猜测应该是情况不太妙，果然一会儿安宝进来也是满脸愁容，不断鼓励姜培生一定要多坚持几天，等下礼拜西洋特效药回来准可以把他治好。姜培生点头笑着答应，这还是他头一次收敛起满身丧气，仅仅因为不愿意让这个十九岁的孩子再过度操心。
等药的日子实际上非常难熬，姜培生几乎每天都在发低烧，人倒是不迷糊，但长期这么烧着，医生总怕病情会突然恶化。
原定药物送来的那天，安宝来得比平时都要晚。按惯例他应该是七点半过来叫姜培生起来吃早饭，但这天直到九点多点，姜培生才等到他带着早饭进病房。
姜培生看着安宝鼻头眼睛通红，瞧着像是刚哭过，笑起来逗他说：“怎么大清早想你的曹细妹，想得直掉眼泪啊？”
“你当我是你？为老婆要死要活的！”安宝拖着鼻音，口气很是不好。姜培生见他这样猜着该是出了什么事情，连忙问：“今天怎么脾气这么大？是出了什么事儿吗？”
“从香港买的药要晚两天才能到，”安宝说着抽抽鼻子。
姜培生敏锐地猜到可能出什么事，忙问：“你们去香港买药的人受伤了没有？”
听到姜培生这样问，安宝咬紧牙齿，憋了好半天说：“本来你的药应该是今天早上七点到成都，但等到九点我也没见人，去问了才知道我们买药的同志在九龙湾的大街上被特务用枪打了，一死一重伤。”
“啊！”姜培生不由地发出一声惊叹，他料到了特务会捣乱，但没想过他们敢在香港大街上直接开枪杀人。
“我们还有同志在香港，这次的药打碎了再买可能要等几天，反正是少不了你的药。”安宝说到这些气呼呼的：“听说那些人本来是打算埋伏北平买药的同志，可他们先走了一步，让我们成都的同志撞上了。”
“我也是说……我应该轮不到这么大的排面……他们那些人的情报工作啊……什么时候能准了才稀奇呢。”姜培生自嘲地咧嘴笑笑，拖着虚弱的声音说：“你们肯救我，我已经非常满足了……刚才听你说又赔进去了人命，实在是心里有些过不去。”
“我们共产党不像你们，我们说话算数，说优待战俘就优待战俘，说给你们看病就给你们看病。”安宝把鸡肉粥放在姜培生病床边的矮柜上说：“这不是你要担心的，你就多吃点东西，先养好病再说其他的。”
因为买药折进去了人命，姜培生一时心情十分复杂，对这些人有敬佩也有愧疚，同时又好奇，好奇他们的信仰，好奇他们哪儿来的这种精神。以至于他对安宝总挂在嘴边的新中国开始有了些许期盼，于是问：“你们的新中国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怎么叫我们的新中国？”姜培生的话音刚落，门外有人接过了他的话。姜培生顺着声音看过去是黄政委。他走进来，站在姜培生的病床前，说：“你养好病，将来认真学习改造，就有机会重新回到人民中去。到时候我们的新中国不也是你的新中国吗？新中国就不该分是你的还是我的，它应该是大家的，是所有人的。新中国会实现工业化，每个人都能吃得饱穿得暖，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电灯电话。没有战争，没有饥荒，往后不管你是谁都不能随意地屠杀欺负老百姓，所有人都能过上安稳的太平日子。”
“若是真能有这样的太平世道，想来党国的将军也没什么好留恋的。我太太婉萍是个极好的女人，她从不求我多么富贵，只想和我过安稳日子……可就这么点要求也被我搞砸了……我真是混蛋啊……”姜培生说话声音很轻，听了好半天后，他问：“黄政委，你说我还有机会从监狱出去过得上安稳日子吗？”
“怎么没有可能呢？你心理上不要有负担，眼下主要的任务是养好身体，”黄政委笑：“今天是除夕，你们北方人习惯要吃饺子的吧？晚上让厨房给你做一盘，不过医生嘱咐过你肠胃太差，不能多吃哦，尝尝味道就好了。”
“谢谢……我听安宝说了香港的事情，”姜培生身子很虚弱，他讲几句话便要大喘气一会儿才能接着说下去：“为了救我这样的人……真实对不住了。那个牺牲的战士还很年轻吧？黄政委，劳您代我向他家里人说声抱歉。”
姜培生的话说完，安宝在旁边碰了碰他的胳膊。姜培生没太明白这话里有什么不妥，只是见黄政委愣怔几秒，随后点点头说：“没有什么好抱歉的，他是无产主义战士嘛。”
黄政委说完从病房里走出去，安宝绷着脸看向姜培生说：“死掉的那位同志就是我们黄政委的儿子。所以你可得好好争气，一定要活着等药买回来。”
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为了给我买药死了？他却要反过来安慰我？不得不说姜培生此刻心里被狠狠地震住，他反思着自己是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度量，换做是他，一定会拔枪崩了眼前这个敌人。
“我尽力，我一定尽力……”姜培生对安宝郑重地说。
白天姜培生与黄政委说话时精神还挺不错，安宝以为他的病稳住了，只要等着药一来就能把人治好，但不知何原因，夜里姜培生忽然发起高烧，烧到41度陷入昏迷。退烧针完全不起作用，安宝看着医生护士进进出出，只后悔白天自己多嘴，怀疑是不是因为他说了香港的事情加重姜培生的心理包袱这才导致病情恶化。
到第二天早上八点，高烧终于退下去，但人还在昏迷。安宝守着姜培生直到下午三点，才见他终于睁开眼。
“你感觉怎么样？要不要见医生？”安宝连忙问姜培生。
“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好长好长的梦。”姜培生轻声说：“等我病好了，我要把它写下来。”
安宝见姜培生能清楚地说话，以为他脱离了危险，所以也没急着去叫医生，而是问：“你梦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