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第23章蒋介石的金权天下(1)

为什么蒋介石掌握了政权，还要依赖江浙财阀的钱袋子？为什么蒋介石的中央银行早期拼不过中国银行？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如何挖到第一桶金的？

为什么上世纪30年代的白银风潮是中美第一次汇率战争？

为什么法币改革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蒋介石掌握了军队，左右着政府，但他还没有控制金融。缺什么也不能缺钱，而面对四面八方的挑战，蒋介石最缺的就是钱。他建立了中央银行，但暂时还斗不过中国银行，他发行了钞票，但接受度并不高。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统江湖。

于是，蒋介石开始了逐步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进而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部署。

当“废两改元”、“四行两局”、“法币改革”相继完成的时候，蒋介石终于实现了金权天下的梦想。

正在此时，白银风潮迭起，中国的银本位崩溃，法币向何处去？三大列强的货币大战暗潮涌动，最终点燃了抗日战争的导火索。

“剿共”缺钱，蒋介石“暴打”宋子文

1933年秋，蒋介石的日子并不好过。年初，日本并吞热河，虎视华北，其发动侵华战争的意图已昭然若揭。全国抗日的呼声使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相当被动。《塘沽协定》以承认日军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为代价，换来了中日暂时的休战，但却使蒋介石淹没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

在内忧与外患之间，他明白自己是无法“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谁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呢？他确信，日本再强大，日军再厉害，也不可能彻底打败中国，而直接将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他的心目中，英美列强不可能让日本独霸中国，而日本的经济和军事机器，如果没有英美的原材料和能源供给，以及世界市场对日本产品的开放，日本帝国貌似强大的权力大厦将会顷刻坍塌。因此，如果日本做得太过分，西方列强必会出手制止。所以，外患不过是疥癣之疾。

但是，“共匪”的性质就不同了，他们在江西、湖南、广东几省交界处建立的中央苏区竟然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就是“国中之国”！当年蒋介石最痛恨的就是“党中有党”，分化人心，瓦解士气，严重阻挠了他的集权之路。“四一二”政变以来，原本以为彻底消灭中共的“党患”，没想到现在居然占据了赣、闽、粤三省60多个县，人口300多万。“清党”搞成了“剿匪”。特别让他震惊的是，从1930年到1933年，原来数千的“流寇”，国军围剿了四次均告失败，“流寇”已变成“匪患”，“匪势”已壮大到了10余万人。蒋介石深知，中共真正的威胁在于对其统治基础与权力核心的致命挑战，这是一场极少数富人对绝大多数穷人的战争。当绝大多数穷人是没有组织的一盘散沙时，问题不大，但当组织能力超强的中共，将绝大多数人唤醒并组织起来时，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能苏醒的噩梦！因此，“共匪”的内忧才是心腹大患。

可是，多数国民党内的核心要员都不能理解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精要，甚至于他的大舅子宋子文都跳出来，公开主张抗日优先，更认为“共匪”乃政治问题，不是军事问题，军事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宋子文是党内公认的英美派领袖，英美自然不愿看到日本在中国独大的局面，自己的大舅子屡屡发表激烈的抗日意见，博得舆论一片叫好，而将自己陷于屈膝卖国的境地中。更有甚者，宋子文还力推国家财政预算制度，身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要职，却三番五次地反对自己的第五次“围剿”大业。此时的蒋介石早已憋了一肚子的火。

进入10月，蒋介石的百万“剿匪”大军已正式向中央苏区开始全面进攻，战争费用顷刻飙升。蒋介石催逼宋子文从速办理军饷之事，宋子文却总是推三阻四。这一天，蒋介石把宋子文叫到自己的行辕，单刀直入：“第五次‘围剿’命令已发，财政部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

“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呀，财政部正打算搞一个国家预算制度。”宋子文正要展开，没想到蒋介石根本就不给他讨论的机会。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吼道：“这天下是谁的天下？谁当家？”

宋子文有着响当当的家族背景，又受过西方教育，那也是个性十足。出任财政部长后，他常对人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实际上，这句话所指的正是蒋介石不顾财力一味“剿共”。

前线战事吃紧，蒋介石的压力很大，仗已打到关键时刻，宋子文却提出要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哪里听得进去什么预算的屁话呀！

蒋介石直接发难：“就是你‘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

宋子文扔下帽子，拍案而起：“瞧你这仗打的，是你没打赢，反怪到我的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

“娘希匹！”蒋介石忍无可忍，一直以来，对这位清高的大舅子的种种大不敬，早已淤积心头，被这话一激，火往头上顶，气向胆边生！一记重重的大耳刮子，直接招呼在宋子文脸上。

由于来得太突然，宋子文被这一记耳光给打懵了，半天没反应过来。宋子文长这么大，哪里受过这等委屈！一回过神来，抡起凳子就向蒋介石砸去。

蒋介石毕竟是行伍出身，身手略胜一筹，拧腰躬身躲了过去。

这可是国家元首扇了财政部长一个耳光啊，而且扇完了，蒋宋后来仍然能紧密联合在一起，可见家族的凝聚力是何等的强大。

宋子文挨了耳光，一气之下辞了职，由姐夫孔祥熙继任了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的官方解释是：“自国难以来，收入骤减，军政各费，约每月短少1000余万元之巨，因无法筹措，故欲求去。”[1]但蒋介石和宋子文的关系那是“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表面上宋子文“下课”，应该老实在家反省了，但事实上，他的能量却不减当年，“减负”后的他反倒可以安心“务正业”了。

其实，蒋介石确实也有些冤枉宋子文了，宋子文虽然不满蒋介石的“剿共”无休止地浪费金钱，但也还算是尽心竭力地去帮蒋介石筹款了。宋子文的困境在于，每年9亿元的财政收入，一半拿去打仗，国家早已入不敷出，只有向江浙财阀借钱，而财阀们对蒋介石的穷兵黩武也早有怨言。

孔祥熙上任后，江浙财阀感觉蒋介石的胃口越来越大，只会无休止地内战，便向孔祥熙提出，应当减少对银行垫款的要求，不能把银行当国库使。没想到这下可得罪了蒋介石，蒋介石要对银行“动刀子”了。

当过证券经理人的蒋介石，不同于那些旧式的军阀，他一直都清醒地知道，要想革命成功，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而此时的蒋介石更进一步认清了，从别人的钱袋子里掏钱，总是不如从自己的钱袋子里掏钱来得顺手，来得方便！1935年的“金融改革”中，蒋介石翻脸不认人，便印证了这一点。驴，可以拉磨，也可以做驴肉火烧嘛！

货币控制权是蒋介石与江浙财阀之间的主要矛盾，早在北伐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正是这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使他坚定了一种集权的信念，军事集权刚起步，政治集权学走路，金融集权才能统江湖。

中央银行pk中国银行

中央银行乃是一国金融高边疆的战略制高点，谁能控制中央银行，谁就能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军事的要害，这一点蒋介石是非常清楚的。南京政府成立之初，建立中央银行就成了“党国”的重大决策。

1928年11月，南京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成立，蒋介石将宋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的位置上，替他全权看好钱袋子。只不过，这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刚刚进入宁沪地区，长江上游的武汉尚未完全控制，北方的军阀仍未完全归顺，政府的财源非常有限，开支却远超收入。新成立的中央银行穷得叮当响，连本钱都拿不出，资本金2000万元都是用政府公债充抵。

其实，蒋介石最初对中央银行的设计是直接将中国银行改组，使中国银行多年积累的信用和资源为己所用。

不过，中国银行根本不吃这一套。

中国银行此时的“大掌柜”乃是张嘉璈，蒋介石、宋子文与张嘉璈早在北伐时期就打过交道。北伐时，宋子文向香港中国银行筹款，先借了50万为北伐之用，并电令北伐出师各军：“我军到达各地，当加意维持中国银行。”宋子文告诉蒋介石，中国银行的实权人物是张嘉璈，蒋介石便通过他的拜把兄弟黄郛，向张嘉璈伸手“求援”。

黄郛是蒋介石同江浙财阀及帮会首领联络的重要人物。张嘉璈见到黄郛，当然早已知道他的来意，虽算定北洋政府未必是北伐军的对手，但为了谨慎起见，他还是和黄郛周旋一番，先打发他回去。随后暗地里派人去广州探查情况，他自己则坐镇上海指挥，在判定北伐军肯定能打胜之后，再给予“经济支持”。

后来，派出去的人汇报“北伐军已顺利打到江西，蒋介石此时已进驻南昌”。张嘉璈认为出手的时机已到，决定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便通过黄郛送去了珍贵的“援助”。1927年，张嘉璈又密令汉口分行经理：“蒋抵达武汉后，可借支100万元。”真可谓步步为营。

当蒋介石到了上海后，筹款之事更是逐级加码，最后提出了要借1000万元。张嘉璈对于这样的大手笔没有思想准备，对于垫款当即一口回绝，不过他也意识到蒋介石要干的是“大事”。张嘉璈不愿垫付巨款，蒋介石与宋子文几次邀请他去南京商谈此事，张嘉璈都赖在上海，就是不给面子。

此时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开始翻中国银行的老底，“查中行从前借与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不可问。”并在电报中威胁道：“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蒋介石立下严令：1.中国银行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2.如不履行，即通缉中国银行负责人；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银行。

为此，上海金融界的另一大佬陈光甫来劝蒋介石：“政府一面固不得不筹款助饷，一面亦不可不顾全市面金融之流通，倘操之过急，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前途影响极大。”意思是：老兄，你现在惹不起中国银行！还是慢慢来吧！

中国银行到底什么来头，如此不把政府放在眼里？

中国银行的前身就是盛宣怀当年创建的清帝国中央银行——大清银行，盛宣怀本人是典型的亲日派，并和日本在汉冶萍等生意上“深度过手”。因历史渊源，其一直为北洋系所掌控，而历任的总裁又都是亲日一派的人物。中国银行的“大掌柜”张嘉璈，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他热衷于日本文化，迷信日本实力，甚至平时穿和服，说流利的日语，完全一派东洋作风。后来，宋子文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试图拉英美财团入伙，遭到日本强烈反对，而中国银行对宋子文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始终采取抵制态度，可见日本势力对中国银行的影响力。除了日本后台，中国银行大股东席家的势力后台则是汇丰银行，背后大英帝国的身影也不容小觑，而英日当年曾是重要的反俄同盟。

当年盛宣怀筹建户部银行时，洞庭山帮的掌门人席正甫，凭借席家垄断15家外国银行洋买办职位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深入指导”了盛宣怀的户部银行。盛宣怀与席家已有几十年的交情，曾联手做掉了胡雪岩。户部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其股本户部认股半数，另一半由私人入股，为官商合办银行。席正甫的四个儿子先后投资其中，长子席立功在该行陆续开设了几个股户，户部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后，席正甫的三子席裕光出任该行副理。[2]

后来，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席裕光任大清银行上海协理，席正甫次子席裕昆任营口分行经理，席正甫六子席裕奎担任汉口分行经理，后来担任汇丰银行副买办长达10年。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此时，席家成为中国银行的幕后“东家”之一，而席家的幕后“东家”就是汇丰银行。除了英资体系，席家与日本银行势力关系也非同寻常，席正甫六子席裕奎在1916年成为日本第三大财阀住友银行的买办，在位长达15年，席家的女婿叶明斋担任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的买办长达21年。

席家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陆续安排进了外国银行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有利、德丰银行，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银行，德国系的德华银行，俄国系的俄华道胜银行，比利时系的华比银行，美国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银行，日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银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上海先后开设的外资银行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5家的买办席位。除此之外，席家还是其他江浙财阀系银行的重要股东，上海的钱庄票号也唯席家的马首是瞻。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的根脉之深，影响力之大，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绝无仅有。可以不夸张地说，席家是江浙财阀体系的主要支柱，而在席家的背后，则是国际银行家的强大势力。

席家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不仅是“东家”，而且直接把持中国银行的重要业务部门，特别是外汇交易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