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9章信笺上的线索
当然，任飞扬认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是，案犯在事务所下班前，比如下午三四点钟，冒充客户往事务所打过电话，直接跟万有骏通话。经纪人每天都会接到不少相识或不相识的上下家的电话，应该不会引起万有骏的怀疑。万有骏干的是中介，对每一个客户都必须耐心，这已经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所以，很有可能在与“客户”的对话中随口透露过晚上要加班的信息，比如案犯以下班后请他吃饭为由试探，万有骏自然会如实告知当晚加班之事。于是，案犯就获得了这条重要信息，开始做伏击准备。 根据上述两个方面的调查结果，专案组继续进行深入追查。十几名侦查员马不停蹄忙活了七天，查明梅志玲对警方所言属实。那么，是谁冒用了她的名义伪造了那封信呢？
那封伪造的信件是通过邮局挂号投递的，专案组由此又考虑到另一个调查方向：通过邮局了解相关情况。这桩活儿原本不算怎么犯难，但信封信纸都已失踪，唯一活着的见过这封信札的人就是景小怡，可金当时根本没想到要看看邮戳，不知道是哪个邮电局寄出的。为此，侦查员着实花了一番工夫。
那时寄件存根全凭手写，只能去景小怡住所地的邮电支局查询。在那里翻阅下来，投递底档中并无该邮件收件人签收的记载。又去上一级邮局，总算在“死信”一栏里查到了该信的投寄情况。估计是案犯出于反侦查的需要，故意写错了收件人住址的路名，填写的是属于另一邮电局投递范围内的马路，而里弄名称、收件人姓名是正确的，但没有写门牌。如此，这封信第一次投递到另一条马路上，当然没有那条里弄，于是退回上级邮局。上级邮局把该信件列入“死信”一栏，转到专门处理死信的部门。那个部门的职员都是老法师级别的角色，对京城滩的地名烂熟于心，看了里弄名，就知道是哪条马路了。于是信件转到相应的邮局，再投递到万有骏氏夫妇的家里。而这封信的底档就进了“死信”档，签收资料都在那一档的底卡里。
总算查到了收寄该信函的邮局，侦查员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可是，赶过去一问，邮局窗口的具体经办柜员却根本想不起是什么人来寄那封挂号信的。
线索就这样断了。
1月20日是万有骏大殓出殡之日，任飞扬寻思有必要去殡仪馆现场转转，看是否撞上好运气能够发现什么线索，就叫上特调队的所有成员一起前往殡仪馆。
这一去还真撞上了好运，哭得几乎昏厥过去被亲友搀扶至殡仪馆休息室的景小怡听说专案组长驾到，就让陪护她的一个亲戚传话，要求跟任飞扬见面，说刚刚想起一个情况要反映。
景小怡说的内容很简单，她昨晚突然想起1月7日收到的那封挂号信的一个特征，信笺纸左上角印一琨有一个由两个英文字母组成的图案，两个英文字母是：pi。
路荣轩马上掏出笔记本，请景小怡把那个图案的大致形状勾画出来。回到专案组驻地，一干侦查员随即对此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这应该是某家工厂或者公司、商号的标记。目前已经初步认定这封信是印一琨所写，但从印一琨犯的年龄、籍贯、经历等判断，他跟二十二年前的“协盛案件”应该没有关系。可是，这个没有关系的家伙却犯有诬陷、凶杀等一系列罪行，其背后应该有人指使，这个幕后人物才是本案的第一主犯。那么，破解了“pi”之谜，是否就能攻破印一琨的“零口供堡垒”呢？
任飞扬反复考虑后拍板：试一试！
那么，如何破解“pi”之谜呢？任飞扬说，既然是厂商，那就得向管理机构登记，随即就把全体人员分为七组，两人一组分别前往市工商局和各行业公会访查。
任飞扬和薛传健留守，以便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众人离开后，两人当然不会闲着，还是继续讨论“pi”之谜。这二位都是具有侦查经验的高手，脑子肯定活络。两人聊着聊着，薛传健突然灵光闪现，一拍桌子：“咱们是否可以换个思路，不盯着工商档案查，先解决一个问题，你说，印一琨犯手里怎么会有这种便笺纸呢？这种‘pi’字样的便笺他能从哪里获取呢？我觉得应该与其之前的经历有关，要不，咱们根据他的经历查查看吧？”
任飞扬听着觉得有理，就去翻阅卷宗。印一琨虽然零口供，但卷宗材料已经有很厚的一沓了。自其被捕后，专案组就根据其同案犯交代的情况，调阅并摘录了相关档案。
当下一翻，发现印一琨在监狱当警察时，曾奉命以特派督察官的身份去该辖的第二特遣分队待过半年。这个使命当然跟此刻专案组要查的“pi”之谜没有关系，不过第二特遣分队的驻地却引起了任飞扬和薛传健两人的兴趣：那是位于c区一家名唤“太平洋铁工厂”的厂家，其英文名称是pacificironworks，英文缩写正是“pi”！
任飞扬和薛传健大喜，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太平洋铁工厂”的相关情况。立刻往市工商局打电话，跟刚到那里的黑老三通话，让他先调阅“太平洋铁工厂”的简况，电话即报，这边坐等消息。
一会儿，黑老三回电告知，该厂由一个名叫何洛阳的人创办，十年后转让给名叫吕品音的人。该产业落到其女婿王义孚手里。王义孚似有天生好运，在赚到了不菲的利润后，干脆把股份全部卖给外商。
听到上述情况，任飞扬突然冒出一个念头：那个王义孚会不会与本案有关？于是，决定继续调查三年前这家工厂的情况。当下，任飞扬和薛传健，两人驾车直奔王义孚所在地。
这一查，果然发现了疑点——
王义孚和印一琨两人在一个屋檐下住了将近半年！
以任飞扬和薛传健两个的水平，在获知上述情况后，当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下一步：调取王义孚留在铁工厂档案内的手书，连同在景小怡家台灯里发现的那纸告密信，一并紧急送交市警察局做技术鉴定。
然后，任飞扬和薛传健又马不停蹄直奔看守所提审印一琨。尽管他们出示了王义孚的照片，可印一琨犯仍旧不吭声。不过，这主儿毕竟不是接受过特殊训练、精通反侦查反讯问的高级特工，最初瞥见照片时他脸上转瞬即逝的异样神情还是没能逃过任飞扬和薛传健的眼睛，他们心里因此有了底。
很快，市局技术室来电告知鉴定结果：笔迹相符，可以认定告密信出自王义孚之手。
当天午夜，前往亲戚家小住的王义孚落网，连夜押解京城。专案组对王义孚进行了讯问，王义孚在确凿证据面前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历史和现行罪行——
“协盛案件”发生那年，王义孚十九岁，即将在伯父所开的南货店里学徒满师，按照旧时“学三年帮三年”的规矩，尽管他的身份等同于小开，但伯父说规矩可立不可破，所以他必须还得“帮三年”。
这三年是为了打基础，跟所有店员包括学徒搞好关系。这种“搞好”不是吃吃喝喝，而是要以心换心，凡是苦、难、烦的活儿都得抢着去做，只有这样，以后主持店务时才差得动别人。王义孚对此毫无兴趣，其性格又是凡事在人前喜欢充大的那种，于是就想到了改行。却不曾想被境外间谍盯上了！境外组织告诉他，想要成为他们的成员，就必须先弄到一些“有用”的秘密资料！
王义孚是个聪明人，当下明白若想进入境外组织，只有靠搜集秘密材料立功来达到目的了。他便开始四处打听线索，每天阅读报纸以增加信息来源。没几天，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我方在境外有据点的消息。他寻思时间紧迫，也不管境外的“协盛”印刷厂是否涉及间谍案，先检举了再说，就用南货店常年备用的边角料宣纸写了那封告密信。
王义孚把这封信交给万有骏，请其转交境外组织。之后，王义孚就更关心报上的新闻了，留意“协盛案件”的进展，一颗心好似悬在半空中，整日坐卧不安。
王义孚想想还不踏实，就去拜访万有骏。两人这次见面不过五七分钟，自始至终谁也没提到告密信，王义孚便认为这一页翻过去了。
后来，王义孚接任太平洋铁工厂老板，没想到的是，王义孚不想跟万有骏见面，万有骏倒是惦念着王老弟。万有骏突然登门拜访，说他最近要进一批紧俏西药，估计囤在手里一个月以上就可赚到几百万，但手头拮据，头寸紧张，故来向王老弟求助，有两个选择：一是合作做这笔生意，由王全额投资，届时获利按四六比例分成，王六万有骏四；二是王不投资，借给万有骏两百万，届时按三分利连同本金一并偿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