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二章《胡适留学日记（第四卷）》（1）

第五十九章《胡适留学日记（第一卷）》（1）

台北版自记

这几十万字的日记，最初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来改称《胡适留学日记》，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仍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借这个机会，改正这里面几个错误：

一、页七九七，《读〈集说诠真〉》条。《集说诠真》的作者是天主教司铎黄伯禄斐默氏，我当年错认他是一个外国人，故说，“又以其出于外人之手也，故记以褒之。”黄伯禄是江苏海门人，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天主教神父，他的著作很多。方豪先生去年曾指出我这个错误，我很感谢他的指示。

二、页七九九—八〇〇《印书原始》一条。依现在的知识看来，此条错误不少，例如，其中引《事物原会》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命雕板。”末四字当作“悉令雕撰。”又如其中说“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范昇者，为活字板”，范昇当作毕昇。毕昇的活字，详见沈括的《梦溪笔谈》。

三、页八〇四，第十行：“至于唐人之繁而无当（邢昺以百八十四字注《学而第一》四字，孔颖达以千六百四十字注“俟我于著乎而”三语）”。……

邢昺是宋太宗真宗时人，他的《论语正义》是咸平二年（西历九九九年）奉诏撰定的。所以“唐人之繁而无当”应该改作“唐宋人诸经疏之繁而无当”。

这几条错误都在七页之内。其他错误想必还不少，倘蒙读者随时指示，我很感谢。

民国四十六年除夕，在纽约记

重印自序

这十七卷《留学日记》，原来题作《藏晖室札记》，民国二十八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曾排印发行，有民国二十五年我写的自序，说明这七年的日记保存和付印的经过。这书出版的时候，中国沿海沿江的大都会都已沦陷了，在沦陷的地域里我的书都成了绝对禁卖的书。珍珠港事件之后，内地的交通完全断绝了，这部日记更无法流通了。

去年我回国之后，有些朋友劝我重印这部书。后来我同亚东图书馆商量，请他们把全书的纸版和发行权让给商务印书馆。这件事现在办好了，这十七卷日记就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发行了。

我向来反对中国文人用某某堂，某某室，某某斋做书名的旧习惯，所以我自己的文集就叫做《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这个法子可以节省别人的脑力，也可以免除后人考订“室名”“斋名”的麻烦。“藏晖室”本是我在四十年前戒约自己的一个室名。在日记第十一卷的开始，我曾说：“此册以后，吾札记皆名《胡适札记》，不复仍旧名矣。”民国初年，我的朋友许怡荪摘抄我的日记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曾用《藏晖室札记》的标题。后来我允许亚东图书馆印行全部日记的时候，因为纪念一个死友的情感关系，我就沿用了《藏晖室札记》的名目。现在回想起来，我颇懊悔这件太牵就旧习惯的举动，所以我现在决定改用《胡适留学日记》的标题。

亚东图书馆的几位朋友校对这几十万字，用力很勤苦，错误很少。今年我曾自己校对一遍，又改正了一些小错误。

民国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十一月八日

胡适记于北平东厂胡同一号

自序

这十七卷札记是我在美国留学时期（一九一〇—一九一七）的日记和杂记。我在美国住了七年，其间大约有两年没有日记，或日记遗失了。这里印出的札记只是五年的记录：

一九一〇年八月以后，有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一年一月至十月，有简单日记。（卷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二年八月，这中间只有短时期的日记（名为北田northfield日记），遗失了。

一九一二年九月至十二月底，有日记。（卷二）

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九月，只有四月间记了一条札记（卷三的首二页），其余全缺。

一九一三年十月至一九一七年七月回到上海，有礼记十五卷。（卷三至卷十七）

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的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了一册就寄给他看，请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一九一四——一九一七），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thinkingaloud）。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就不肯寄给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因此我对于这种札记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所以无论怎么忙，我每天总要腾出一点工夫来写札记，有时候一天可以写几千字。

我从自己的经验里得到一个道理，曾用英文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