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浩劫蒙难
派工作组进驻，本想稳定混乱的政治局势。但是，在“造反有理”的岁月，“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却由此发生了逆转。
1966年的开年，中国北方似乎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一样的三九严寒，一样的北风凛冽。冬日的阳光照耀大地，万物酝酿着生机和活力。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后，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多方努力，经济形势大大好转，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带来的巨大困难得到克服。就在人们心中那沉重的负担已经减轻、紧锁的眉头也开始舒展之时，这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通知”还强调：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以此为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久，北京乱了，全国乱了，人心乱了。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绝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的一个必然产物。其实，早在1965年下半年，就已揭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批判了撰写戏剧《海瑞罢官》的历史学家吴晗，并借此批判所谓彭德怀的“翻案风”。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1962年彭德怀向中央递交了长篇申诉书，毛泽东认为这是搞翻案活动，不能给他平反。实际上，《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由江青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秘密策划，姚文元捉刀写成的。
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在1959年4月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之后开始写作，于1960年底完成的。从1962年开始，党内在对“大跃进”的错误的认识，对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所应采取的措施的认识等问题上的分歧有所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毛泽东开始时虽不同意，后来还是被说服了。从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至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整个写作过程，是在中央政治局除毛泽东外无人知晓的状态下进行的。经过毛泽东前后三次审阅而批准发表，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吴晗听到有人准备批判他为北京京剧团写的《海瑞罢官》时，思想压力很大。彭真向邓小平反映此事后，邓小平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
邓小平还对彭真说：“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随后，在一次打牌中，吴晗有好几次出错了牌，后来竟索性把手中的牌全扔在桌子上说：“小平同志，今天实在对不起了，我没有一点打牌的心思，我……”邓小平宽慰他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吴晗的心情平静了，他们又继续玩起来。
但是，吴晗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后，吴晗感受到这是一篇不同寻常的有来头的文章。姚文元文章中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暗藏在文章中的杀机，令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不知所措，他思想上的负担是不言而喻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和中央第一线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对于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讨论、研究、同意，就擅自由上海《文汇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并扣上种种吓人的“大帽子”，欲置人于死地而后快，很不赞同。
然而，事态的发展不仅愈来愈脱离正常的轨道，而且朝着日益严重的方向愈走愈远……
也是在1965年的1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被免职，“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当毛泽东作出处理杨尚昆的决定时，邓小平却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其实，所谓“窃听”“秘密录音”“私录”主席谈话和“盗窃党的机密”等，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纯属政治诬陷——原中办机要室的录音工作是正常业务工作的一部分，实践也证明这可为党积累一批珍贵档案资料。后来在被迫“检讨”时，邓小平说，他曾长期没有认识到杨尚昆的问题，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这个“检讨”，说明了他对批判杨尚昆的不赞成。
紧接着的12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由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发难，林彪的夫人叶群登台发言几个小时，无中生有地对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政治诬陷。
12月10日，罗瑞卿接到电话通知：立即飞往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飞行途中，罗瑞卿习惯性地打开文件夹，认真批阅文件。这位心胸坦荡、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由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正张网以待。这时，以批判罗瑞卿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已经开到了第四天，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正把一盆盆污水泼向罗瑞卿。
原来，身为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当时已成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于是林彪就处心积虑地要把罗瑞卿置之死地而后快。到达住地后，罗瑞卿得知林彪、叶群等人对他进行了无中生有的肆意诬陷以后，一下子惊呆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不干工作、经常“养病”的林彪竟然会下此毒手。
尽管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表演”十分“出色”，时而滔滔陈词，时而声泪俱下，但因为她的“揭发”编造得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与会人员表示了极大的怀疑。
后来，周恩来和邓小平奉命去与罗瑞卿谈话。临行前，邓小平特意对夫人卓琳说：“今天我们去看罗瑞卿。你也去，看看郝治平，劝劝她。”在汽车上，周恩来与邓小平都心情沉重，一言未发。到了罗瑞卿被隔离的地方，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在楼下谈话。卓琳与郝治平上楼后，只对郝治平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地哽咽起来。后来批判邓小平时，造反派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证据”之一便是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期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中央总书记，对于中央书记处书记罗瑞卿的情况是了解的，对于罗瑞卿的工作是满意的。邓小平夫妇平时与罗瑞卿夫妇关系也十分融洽。邓小平说过：“我对林彪向无好感。”因此，邓小平对林彪恶意诬陷罗瑞卿的所谓“材料”根本就不相信。对于批判罗瑞卿，邓小平是消极和抵触的。军队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时，毛泽东指定邓小平等主持会议。邓小平同情罗瑞卿，却又无回天之力，到外地视察工作是他唯一能够采取的回避方式。
1966年4月8日，邓小平正与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率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干部在西北地区视察工作。一路上，他们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突然，康生打电话通知邓小平即刻回京。接到电话后，邓小平立即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抵京后才知道，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又出问题了。
原来，彭真不同意姚文元等人在《文汇报》上对吴晗进行政治性批判。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又是北京市副市长，彭真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理所当然地要查问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公开点名批评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为什么不向北京市委打一个招呼。江青、康生、张春桥等背着中央向毛泽东恶意告状，说这是“查到主席头上了”，从而引发了毛泽东的怒气，决定批判彭真。
这种反常的政治批判和无限上纲的做法，使在政治生涯中经历过几十年大风大浪的邓小平也很不理解。批判罗瑞卿，邓小平不能接受；批判彭真，邓小平同样不能接受。长期以来，邓小平与彭真、罗瑞卿等中央书记处成员之间，不但在工作上相处甚密，而且结下了深厚的相互信任的同志情谊。但是，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邓小平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的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来，他回忆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表明态度。”
当时“跟不上形势”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对毛泽东即将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也一无所知。因此，他们必然会犯“错误”，进而可能被“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宋一秀等7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在北大大饭厅外公开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革”时期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大字报一经贴出，北京震动了，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革小组”宣告成立，“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从此，江青有了公开的合法的“政治身份”，再也不用“偶尔露峥嵘”了。她堂而皇之地身着绿军装，在各种重大政治场合“表演”“亮相”，很快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力日益膨胀，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机构。
6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向全国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当日，《人民日报》发表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的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大字报。同时，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公开鼓动青年学生怀疑和斗争学校的党委。
随后，北京大专院校及部分中学出现了揪斗校党委的浪潮，正常的学校秩序被打乱了，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呈现向整个社会蔓延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