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6章：堵漏 (19)
理工科搞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大型项目后，文科专家们有点坐不住，走访互动后集体找到老郭，意思请他出面和中央疏通疏通，也搞个大型项目。
在此之前，文科类大型项目是点校本《二十四史》。
这是由主席指示，总理亲自部署，由中华书局出面组织全国百余位文史专家，全国学术界、出版界通力合作的新中国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
本来历史上要耗费20年，直到文革结束才全部出完。
本时空没有层出不穷的运动，再加经费保障相对宽裕，从50年代后期开始，花费了10多年功夫最终完成，并在建国20周年之际推出。
既然该项目已顺利完成，大家就希望再搞个全国通力合作的大型项目，尤其总书记亲自指示义务教育阶段增加古代汉语后，学术界闻风而动，七七八八发了一堆文章，论证总书记“决策英明”、“高瞻远瞩”、“传承有序”等等。
在此之前，政治界、哲学界乃至于世界历史、国际共运研究人员等等也七七八八发表了一堆文章，坚决拥护总书记对于思想路线、学术路线的“重塑”。
这种“入关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的架势很好，当然也有不服气的顽固分子。
顽固分子不需要批判，更不需要打倒，将其边缘化并任由学术批评就行了。
老郭特意来找了林冠华一次，并递上了精心准备的课题：
其一是官修《清史》；11
其二是官修《中华民国史》。
历朝历代惯例，下一代给上一代修史都是常规操作。
近代特殊情况在于，由于政局混乱、经费不足、学术力量孱弱，《清史稿》是以赵尔巽为首的一帮清代遗老遗少搞出来的，不但存在大量美化和掩饰，还有大量谬误与混乱。
当时没办法，最终《清史稿》以这种姿态继承下来并刊印。
现在肯定需要重修。
《中华民国史》是新中国当仁不让的任务，况且民国不管从哪个角度衡量都已彻底玩完了，确实到盖棺论定的时刻了。
两个方案递上来后，老郭估计《中华民国史》可能会比《清史》先修，一则民国史时间短、内容相对较少，修起来方便；二则民国刚刚过去，很多关键人物都还在，要点与事实可以基本弄清楚。
林冠华找他面谈后却给了个出其不意的选择：夏商周断代工程。
主旨要求考古界、历史界、文化界利用建国后20年最新挖掘的考古成果，细致描写中国古代历史情况，尤是将外国历史学家不承认的夏朝历史给弄清楚、实证化。
夏朝由于没有直接佐证的出土文物和历史遗迹，一直按“传说”对待，最起码很多事说不清楚。
最早有记载的中国历史纪年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而这只是周代而已。
本来商代也被认为是“传说”、“神话”，最典型就是顾颉刚“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直到发现殷墟和大量甲骨文后，商代作为信史才被公认，即便如此，夏代依然缺乏有力证据。
别说20世纪的中国人搞不清楚，早2000年的汉代司马迁也弄不清楚。
汉代时关于黄帝时代以来的文献记载非常含糊且相互矛盾，司马迁无法确证准确性，不得不放弃使用，《史记》仅记录了夏、商、周三代君王世系，而未记载具体在位年份。
林冠华部署了夏商周断代任务，要求弄清楚，至少要有反映最近几十年来考古与历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谈话中，林冠华暗示：
第一，夏商周断代过程中可扩大考察与挖掘范围，不要局限于那么几年，尤其要囊括新拓展领土的内涵；
第二，《清史》和《中华民国史》不是不修，只是暂时不修、搁置，至于搁置缘故，就因为时间挨得太近，有些话不好定性，政治立场乃至社会气氛还有待进一步转变。
老郭心领神会。
搞夏商周断代是为了提振文化自信，推迟《清史》和《中华民国史》编撰，是要等待时机。
他喜滋滋带着“最高指示”回去酝酿并申报了，一举带走了2700余万的国家级项目经费，约定由古代史、考古两大研究所牵头，北大、人大、南大、南开、复旦、吉林大学6校的历史系和考古系为主力，再适当抽调其他院校的力量开展。
除此之外，林冠华还给了老郭惊喜：11大及明年两会闭幕后，将对中国科学院实行分拆，分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来单独运作，以后中科院仅仅指代自然科学。
分拆并独立运作意味着更加重视与更多经费，各方面干劲更足了。
至于《清史》和《中华民国史》编撰工程，后续肯定也要上马，先把史料体系和研究队伍先搭建起来，下个十年再申报项目不迟。
不管怎么说，总书记虽是理科出身，但对文科比较舍得给钱，持续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重视古典也比较契合专家教授们的心愿，都是嘎嘎赞歌，心急的人都开始提炼“林冠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准备为十一大造势了。
老郭听到消息后白了他们几眼，加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限定词呢？直接“林冠华理论”不对路么？
总书记学问包罗万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历史、艺术、文学各领域无所不包，还不够精深、全面、前瞻和具有战略意义么？
这样的学术通才和“英明领袖”难道担不起“林冠华理论”的名头？一堆人都表赞同。
新课题意味着新项目，与时俱进就意味着滚滚而来的研究经费。出钱了要办啥还不懂么？怎么能这么不懂事?
虽然批评汪东兴不懂，但在对方退走后，主席依然惆怅不已。
从种种迹象看，林冠华的指导思想已基本变成民族史观，且是特种变异的民族史观：对内更趋于阶级分析，对外更趋于民族分析。
也不能说斯小林当上一把手后就把狐狸尾巴暴露出来，十几年前没上台之前就是这态度。
都扯“自古以来”了，不是民族史观还能是阶级史观？
要不然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先中国然后才是共产党呢？
谈到对外问题时，主席也感觉阶级史观非常麻烦，尤其非洲这片烂泥地让他完全看到了人类生物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更大问题还在于强国间的阶级联合应该怎么做。
斯小林不止一次指出：资产阶级和资本家比无产阶级容易联合起来得多，美国工人阶级很难共情中国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