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引子

雪茄将要燃烧殆尽时，我们才体会到备受折磨的破灭感：过去的同窗好友在长大成人后再度相遇，彼此早已失去共鸣。卢瑟福现在是一名小说家，怀兰担任大使馆的秘书。就在刚才，怀兰邀请我们在藤佩霍夫饭店用餐，在吃饭的时候，我发现他自始至终都很淡定，没有什么兴致，就像一个外交官在某些相似的场合那般从容不迫。我们三个英国人，似乎仅仅是因为独自居住在异国的首都而相聚。与此同时，我还能隐隐感觉到怀兰身上依然有以前那股自视甚高的感觉；相比之下，我更加喜欢卢瑟福。如今的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瘦骨嶙峋的男孩，而是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回首当年，他整天被我欺负，同时又接受我对他的保护。现在看来，他是我们三人之中收入最多的，生活更是过得有滋有味，这使得我和怀兰十分忌妒。

那天晚上的经历一点也不沉闷，我们一起欣赏汉莎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从中欧各地飞来后降落在停机坪的景象。夜幕缓缓降临，机场开启了弧光灯，刹那间华灯闪烁，流光溢彩，仿若戏剧一般。在众多航班之中，有一趟航班是从英国而来，它的飞行员认识怀兰，因此他在经过我们饭桌的时候向怀兰问候了一声。起初怀兰没有看出他是谁，仔细回想之后便记得了，向我们做了简单的介绍，还邀请他加入我们。他叫桑德斯，是一个非常有趣、使人愉快的青年。怀兰向他表示歉意，因为他实在很难认出这个穿着飞行制服又戴着头盔的人就是桑德斯。桑德斯大笑着回答道：“哦，是的，我非常理解，请别忘记我曾经在巴斯库尔生活过。”怀兰也笑了，但是表现得很刻意，于是我们转移了话题。

我们的团体气氛因为桑德斯的加入而变得热烈起来，大家都喝了很多啤酒。大概到了10点钟，怀兰离开了我们一会儿，与邻近的一桌人聊天去了。卢瑟福继续刚刚被打断的谈话：“嘿，顺便说一下，你刚刚提及巴斯库尔，我大概知道这个地方，你刚才是不是想谈谈在此处发生过的一些事情？”

桑德斯羞涩地笑了：“噢，只是我在那个地方服兵役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令人激动的小事而已。”可他终究是太年轻了，情不自禁地坦白：“事情是这样的，一个来自阿富汗的人还是其他不知来自什么地方的人把我们的一架飞机劫走了，接下来的事情谁都能猜想出来。这可是我听过的最流氓的行为。那些坏家伙阻拦飞行员，一拳将他打昏在地，他们把他的飞行服扒下来，换上后便偷偷地溜进驾驶舱。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给技师们发送了对的信号，一路畅通地滑行，启航，就这样顺利地飞离。他们再也没有飞回来，这才是最麻烦的事。”

卢瑟福饶有兴致地问：“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嗯，大概在一年前，就是1931年5月，当时革命刚刚爆发，我们急着把巴斯库尔的居民转移到白沙瓦，可能你还有些印象，那时候情势非常混乱，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它的确发生了——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套飞行服使肇事者的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你觉得呢？”

卢瑟福依然兴致勃勃：“在我看来，那时一架飞机应该至少有两名飞行员控制吧。”

“对，一般的军用飞机都是这样，但这架被劫走的飞机不同，设计它的目的是服务于一些印度邦主，这种飞机机型相对较小。之后一些印度的勘测人员经常在勘测克什米尔地区的时候使用它们。”

“这也就是说这架飞机从来没有去过白沙瓦？”

“根据我的了解，是没有的，并且这架飞机没有降落在任何地方，这使人疑惑不解。当然了，假如劫机的人是那里的土着，飞机可能被他们开到山里去了，他们也许会威胁那些乘客，让他们缴纳赎金。我猜测他们被绑匪撕票了。飞机如果坠落在位于前线的边界地带，根本无人察觉。”

“确实如此，我对那些地方也有一些了解。飞机上有哪些乘客？”

“一共四个，三名男士和一名修女。”

“当中有一名男士，叫康维？”

桑德斯震惊极了：“噢，对，的确是这样。‘光荣的’康维——你和他认识吗？”

卢瑟福表情不太自然地说：“我曾经和他在同一所学校学习。”就算这是事实，他还是觉得这个答案难以使人信服。

“从他在巴斯库尔的一举一动来看，他真是一个不错的家伙，很讨人喜欢。”桑德斯继续说道。

卢瑟福点头表示同意：“是啊，这毋庸置疑……但这件事是如此稀奇……极其古怪……”他神志迷离了一会儿，继续谈道，“看来报纸从来没有报道过这件事，不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桑德斯顿时变得慌乱不定，我能从他的表现中感觉到他的愧疚感。“告诉你事实吧，”他回答道，“某些事情我不能讲，但是现在应该无足轻重。我的意思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了，没有什么人保持关注；后续的事情也不再声张，其实，这整件事的前因后果十分不体面。政府仅仅对外宣称有一架飞机失踪，公布了飞机的机型，只是这样罢了，与这件事无关的人对这件事不怎么感兴趣。”

此时，怀兰结束了与邻桌的聊天，重新加入到我们的谈话中，桑德斯一脸抱歉地对他说：“我想说，怀兰，他们刚刚不停地讨论‘光荣的’康维，我恐怕我坦白了巴斯库尔的事情，我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怀兰沉默片刻，神情严肃，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他不希望在同伴面前失去应有的仪态，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他要站在政府的立场表态。“我必须讲讲，”他安静了一会儿，终于开口道，“如果把这当作是奇闻逸事，那真是令人遗憾啊。我本来坚信你作为空军的兄弟，会为了保护他们的声誉不把这件事透露出来。”怀兰对桑德斯进行了一番训斥，然后亲切地对卢瑟福说：“当然，我非常能够理解你的心情，我也相信你可以意识到，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让一些发生在前线的事情保留一丝神秘的感觉。”

“可另一方面，”卢瑟福冷冰冰地回答，“人们对事实总是怀有好奇心。”

“对于一切想要知道真相的人来说，事实从来没有被隐瞒。我可以担保，那时候我就在白沙瓦。我想说的是，你与康维从学生时代起就十分熟络了，对吧？”

“也只是在牛津大学学习时有来往，后来就很少会面了。你和他经常见面吗？”

“我在安哥拉驻扎的时候见过他一两次。”

“你是否喜欢他？”

“我觉得他是一个既聪明又慵懒散漫的人。”

卢瑟福微微一笑：“他确实非常聪颖机智。上大学时，他的表现一直非常出色。遗憾的是不久后爆发了战争。他是学生会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得过许多奖，其中还有一项是划船队员的蓝色荣誉。在我所见过的业余钢琴家中，他也是最优秀的。他真真切切是一个了不得的全能型人才，我们都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总理候选人。然而，说实在的，我离开牛津后，就再也没有听说任何关于他的消息了。他的事业肯定是被战争阻断了，那时候他还是年轻的小伙子，我估计他是去参军了。”

“也许他被炸弹所伤，又或者遭遇了别的事情。”怀兰回应道，“但这也不是很严重。他过得挺好，还获得了法国授予的特等勋章，我认为在这之后他在牛津大学生活了一段时间，担任研究员。据我所知，他在1921年到东方去了。他会好几门东方的语言，所以他非常顺利地找到了工作，后来他还做过好几种不一样的工作呢。”

卢瑟福咧嘴一笑：“这样看来，一切的解释都显得非常合理。历史绝不会把破解情报密码所获的巨大成果公之于众，也不会把公使馆饮茶谈话时争论的内容透露出来。”

“他不是在外交部任职，而是在领事馆工作。”怀兰严肃地提醒。此刻的他明显是无意为之，对于卢瑟福的玩笑话，他也没有反驳。这时候，卢瑟福站起身来准备离开，他对此不作挽留。时间确实挺晚了，我也向大家告别。怀兰依然一副文质彬彬、自视甚高的样子，桑德斯则表示期待再次与我们相见。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去乘坐横穿大陆的火车。在等待出租车的间隙，卢瑟福向我提议到他下榻的酒店消磨时间。他说，我们可以在他房间内的小客厅里聊天。我愉快地同意了。他说：“好的，如果你乐意，又对康维这个人有兴趣，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他的事情。”

我不了解康维，但是我对他感到十分好奇：“在我大学第一学期完结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曾经对我关怀备至。我是大学里的新人，我想不出他为什么对我那么友好。尽管他做的都是很普通的琐碎小事，但是我一直念念不忘。”

卢瑟福非常认可我的说法：“是的，即使那么久以来我很少与他见面，但我依然很欣赏他。”

之后我们都没有说话，那段沉默的时间令人尴尬。显然我们都在回忆那个对我们造成深刻影响的人，这种影响之深，并非一时半会可以用几句话说清楚的。自此之后，我经常感受到康维给许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便在公众场合与康维短暂地接触过，也会对他难以忘怀。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年轻人，当我还处在崇拜偶像的年龄时，我便知道他了，因此，记忆中的他总是那么浪漫而且富有特色。他身材魁梧，面容俊俏帅气，他是学校的运动健儿，总是轻而易举地夺下多种奖项。感性的校长曾经称赞他为“光荣的”康维，他取得的卓越成绩足以般配他获得的这个称号。我还记得他曾经是学校里最受同学们欢迎的演员，还在毕业典礼上以一口流利的希腊语进行演说。康维才艺出众，俊朗洒脱，智慧与能力完美地结合，他就像是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社会上出现的非凡之人，又如菲利普·西德尼那样优秀卓绝。这是当代文明难以造就的人才啊。

我把我的观点向卢瑟福全盘托出，他回答道：“事实确实是这样。对于那些学识丰富但不精深的人，人们经常使用‘半桶水’这种意思不好的词来描述他们，比如说怀兰，他就会用这个词来形容康维。我对怀兰的为人不感兴趣，他道貌岸然，骄傲自大，使人难以忍受。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他对名与利的追求十分强烈，他口中那些‘人们终究会获得他们应有的荣耀’，‘不会透露这件事’，就好像皇帝要到圣多美尼克教堂来一样。我鄙视这样的外交官员。”

我们驾驶着汽车沉默地穿越了好几个街区。他继续说：“无论怎样，我没有白白浪费这一个晚上。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我曾经听说过桑德斯口中的巴斯库尔事件，但当时我半信半疑，心想这只不过是个古怪的故事罢了，人们不会过于相信，也许这件事能让人相信的只有一个原因。但是如今这两个容易被人忽视的理由使我对此坚信不疑。你可以发现我不轻易相信任何事。我长时间四处游历，我明白这世界上有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只要亲眼见到，就肯定相信。如果只是捕风捉影，就不会绝对相信，但是……”

他好像突然觉得对我讲的这些话一点意义也没有，就笑了笑，说：“啊，我非常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不乐意敞开心扉对待怀兰，如同我不乐意为《逸闻》杂志推选一部史诗。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和你推心置腹。”

我说：“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可没能从你的书里想到这些。”

我一直没有提到我那相当有技术含量的作家生活（毕竟神经病诊所不像商店那样人人都可以开），可卢瑟福竟然听说过这本书，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向他坦白了我的想法。卢瑟福说：“其实，我之所以对这些很感兴趣，是因为康维曾经被失忆症困扰。”

到达酒店后，卢瑟福便到服务台拿钥匙，当我们到达五楼的时候，他说道：“之前旁敲侧击聊了那么多，事实上，康维没死，起码在几个月前还没有。”

在这短时间内上升着的电梯中谈论这件事情似乎不太合适。所以当我们一迈入走廊，我就问他：“你确定吗？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他一边回答，一边开门：“去年11月的时候，我和他去檀香山旅行，我们乘坐的是同一架日本飞机，从上海出发。”话还没说完他就停了下来，直至我们进门坐下，在杯中倒上饮品，点燃雪茄之后，他才缓缓地开口道：“你也知道，我在去年秋天到中国旅游去了，到处游览。那时候我和他已经有很多年没见面，而且没有通信联系。我也很少会想起他，但是只要我特意回想过去，总是会想起有关他的一切。我在汉口与一位朋友会面后就搭乘北平的火车回来。乘坐火车时，我偶遇了一位女修道院院长，她是法国慈善姐妹会中的一员，个性迷人，富有魅力。她正准备到重庆的一个从属于他们机构的修道院里去。我用我仅会的一点法语和她聊天，她友好地和我谈论她的工作和生活。说实在的，我对普通的教会组织不感兴趣，但是我与大多数人的态度相同，都可以接纳他们。这些天主教徒自觉地处于一个独立的阶级中，至少他们在工作上兢兢业业，不会装腔作势，在平凡人面前更不会显出高高在上的样子。顺便说一下，这位院长和我聊天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她说前几个星期有一个人因为伤寒病症进了重庆的教会医院。大家都觉得他来自欧洲，但是病人对自己的情况只字不提，他也没有随身携带的证件可以证明他的身份，他穿的衣服是当地最穷困的人穿的款式。他被修女护士领入医院的时候，病情十分严重。他的汉语说得灵活而通畅，法语也说得相当好，而且这位院长向我再三保证，这位病人在得知修女们的国籍之前，一度使用英语和她们说话，发音非常纯正。我对她说，我难以想象那时候的状况，我调侃她说她不了解这门语言，怎么知道这发音是否纯正。我们将这件事当作了玩笑话。后来她建议我有空的时候去修道院走一走，当然这是不可能的，相当于要我去攀爬珠穆朗玛峰一样。我们在火车到达重庆时互相告别，我的内心感到了一种特殊的遗憾，可是一切终将结束。巧合的是，火车驶出车站一两英里后发生了故障，我们费尽周折才被转移回火车站，所以我在这几个小时里又返回了重庆。而后我们得知，就算启用备用的发动机，火车也没有办法在12个小时之内送我们到上海，中国铁路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于是我在重庆待了半日，最后选择去修道院与那位女院长见面。

“我从来没想过我去那里会受到如此盛情的招待。院长对我的拜访感到十分震惊。以一名非天主教徒的角度看来，我很难理解天主教徒为何可以将严肃刻板和随性舒适的矛盾协调得这么好。可这并没有阻碍修士修女们组建丰富多彩的社团。不久，我看见他们做好了饭菜，入席时，一个中国教会的青年医生坐在我旁边，我们用法语和英语混着聊天。饭后，女院长带我在这所让他们感到骄傲光荣的医院四处游览。我把自己作家的身份告诉他们，他们单纯地想我会把他们的事情写成书。我们经过病床时，那位医生详细地向我说明各个病人的情况。整所医院干净整洁，目光所到之处毫无污渍，可见这家医院的管理做得很到位。我一时忘记了那位神秘的英语发音纯正的病人，直至院长告诉我，我们要去探望他的时候我才记起。当时他在睡觉，我只看到了他的后脑勺，不知道为何，直觉告诉我，我应该用英语和他沟通，于是我说了一句‘下午好’，其实我原本想要说的不是这一句。那个病人把脸转过来，回应我说‘下午好’。他的口音听起来确实是经过规范训练的。在我还没来得及惊讶时，就知道他是谁了——即使他的胡子长得满脸都是，样子也变了不少，并且我们很久不曾会面。我非常确定那就是康维。然而，如果我犹豫不定而且不仔细辨认的话，也许我会觉得他不是康维。幸亏我冒昧地向他打招呼叫醒了他。我用他的名字叫他，又告诉他我的名字，尽管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副丝毫没有认出我的样子，可我还是肯定我没有看错。他的脸部肌肉怪异而轻微地颤动，在很久之前我就观察到了，他的眼睛一如既往地蓝，过去我们在牛津上学时经常开玩笑说他的眼睛像剑桥的蓝色，而不像牛津的蓝色。除了这些，他的独特也使得他不容易与其他人混同，他为人亲切，容易令人一见如故。修道院院长和医生见到这一幕都非常兴奋，我向他们表示我知道这位病人，他是我来自英国的朋友，现在他无法认出我也许是因为他失忆了。他们非常震惊，但也同意我的说法。后来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讨论他的病情，可是他们对他能够在失忆的状况下来到重庆感到费解。

“简单来说，我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之久，期盼有办法可以恢复他的记忆，可最后失败了。所幸他身体逐渐好转起来，我和他还聊了不少趣事。

“在我向他分别说明我们的身份时，他从容地接受，不反对也不反驳。还依稀透露出一种激动的情绪，而且看起来很乐意和我交流。我向他提出带他回家的请求，他轻描淡写地表示同意。我觉得这很有问题，他显然没有表达出他的个人意愿。我抓紧时间安排好一切，打算离开这个地方。由于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汉口的领事代办处工作，所以我轻而易举地便办好了护照等相关手续。的确，于我而言，要为康维着想的话，就不要声张这件事，更不能让它刊登在报纸的头版，现在我很兴奋地保证我实现了这一点。不然这一定会造成新闻报道的阻塞。

“我要说明一下，我们并非使用不合法的手段从中国离开。我们先乘坐轮船沿着长江去了南京，然后搭乘火车到达上海，那一天晚上恰巧有一艘开往旧金山的客船，因此我们急急忙忙地坐船去了。”

“你可真是帮了他不少，”我说道，“如果不是他，我一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卢瑟福不反对我的说法：“我认为我不会为谁做那么多事情。”他继续说道，“但是他身上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我无法解释，这些东西会让你心甘情愿倾尽全力地帮他。”

“是啊，”我表示赞同，“他浑身散发出一种特有的魔力，气质出众且富有吸引力，这使人一想起就会感到很愉悦，我一直以来都把他当作穿着法兰绒的年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