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1章
第211章“没有立即参战。有一段短时间的和平。我们期待着协定所规定的全民公决。但全民公决取消了，因为南方的吴庭艳政权知道他们会失败。于是我们重新拿起了枪杆。当时的选项，只有南方令人厌恶的吴庭艳及其腐败的政权，以及北方的胡志明和甲将军。我曾经在甲将军手下战斗过，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他。所以我选择了共产党。”
“那时候你还是单身吗？”
“不，我已经娶了我的第一任妻子。我们有过三个孩子。”
“他们还在吗？”
“不，全都死了。”
“病死的？”
“b-52炸死的。”
“说下去。”
“第一批美国人来了。是肯尼迪派来的，说是来当顾问。但对我们来说，吴庭艳政权只不过是另一个傀儡政府，跟以前日本人、法国人扶植的政权一样。所以，我的半个祖国又一次被外国人占领了。我回到丛林里参加战斗。”
“那是什么时候？”
“一九六三年。”
“又是十年？”
“又是十年。当这场战争结束时，我已经四十二岁了。我已经像动物般地生活了半辈子，遭受着饥饿、疾病、恐惧和经常性的死亡威胁。”
“但一九七二年以后，你们应该已经获胜了。”德克斯特说。那越南人摇摇头。
“你们不明白一九六八年胡志明死后发生了什么事。党和政府落到了不同的人手中。我们许多人仍在为一个我们理想中的国家而战斗，一个能有一些宽容的国家。从胡志明那里接过班的人可没有这种意愿。一个又一个爱国者被逮捕处决了。当权的人是黎笋和黎德寿。他们根本没有胡志明那种把人们团结起来的内在力量。他们用杀人的方式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秘密警察的权力迅速膨胀。你还记得‘春节攻势’吗？”
“记得太清楚了。”
“你们美国人还以为这是我们的一次胜利。其实不然。它是河内精心设计出来的，是黎笋指使的，又归咎于甲将军。这次行动是直接针对越共的。这摧毁了我们，这就是它的用意。我们有四万名优秀干部死于这次自杀一般的行动。其中包括南方所有推举上来的领导人。除掉他们之后，河内取得了最高统治权。新年过后，北越军队控制了全国，赢得了胜利。我是南方民族主义者的最后一批幸存者之一。我希望的是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不错，但我还希望有文化自由，私有经济成分，农民拥有土地。结果这是一个错误。”
“发生了什么？”
“一九七五年最终征服南方后，真正的迫害开始了。先是华人，两百万华侨被剥夺了所有财产，要么被送去劳改，要么被驱逐出境。还有船民也遭到了同样的迫害。我表示反对，说这样不行。然后持不同政见的越南人也开始遭迫害。有二十万人被关进了集中营，主要是南方人。一九七五年底，公安，也就是秘密警察，来抓我了。我写了太多的意见信，他们说我做的一切已被检举揭发了。他们不喜欢我那么做。”
“怎么处置你的？”
“三年集中营，接受‘再教育’。此后又是三年的日常监视。我被送进了河西省的一座集中营，离河内大约六十公里。他们总是把你送到远离家乡的地方，防止逃跑。”
“但你还是逃跑了？”
“是我妻子安排的。她确实是一名护士，也是一个证件伪造者。在那几年的和平时期，我也确实是一名校长。我们是在集中营里相遇的。当时她在医务室工作，我患了双腿脓肿。我们交谈了，我们相爱了。你能想象吗？我们这种年纪。她把我从那里弄了出来。她私藏了一些金条，没被没收，我们就是用这些金条买了船票。后来的事你全都知道了。”
“你认为我会相信你吗？”德克斯特问道。
“你会说我们的语言。你去过那里？”
“是的，我去过。”
“去打仗？”
“是的。”
“那么，我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对另一个战士说一句话，当你看见失败的时候就应该认识到失败。你应该知道如何判断摆在你眼前的事实。我们走吧？”
“你打算去哪里？”
“当然是回到移民局。你会把我们的情况汇报上去。”
加尔文·德克斯特喝完咖啡站了起来。阮文镇也想站起来，但德克斯特把他按回到了椅子里。
“那是两码事，少校。战争已经结束了。它发生在很久以前，遥远的地方。努力享受你以后的生活吧。”
那越南人好像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默默地点点头。德克斯特转身走开了。
当他踏下台阶走向街道时，有件事情使他困惑不解。那个越共军官，他的脸，那僵住的震惊的表情。
街上的行人纷纷转过头来打量这位正在仰头嘲笑命运捉弄的年轻律师。他不经意地摸了一下自己的左手，那里有一块在地道里被曾经的敌人用滚烫的椰子油烫伤的疤痕。
那一天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十节黑客
到一九八五年时，加尔文·德克斯特已经离开了霍尼曼·弗莱舍律师事务所，但还没有找到足够住上韦斯切斯特漂亮别墅的工作。他加入了公众辩护人事务所，成了纽约州法律援助律师。这工作不是很风光，也不是很赚钱，但能给予他从事公司法或税法工作不能得到的东西，他知道这一点。这就是职业满足感。
妻子安琪拉已经很好地接受了他的状态，比他希望的更好。其实，她并不真正介意。马洛齐家庭是地地道道的纽约布朗克斯人，彼此非常亲近。女儿阿曼达·琼在她喜欢的一所学校上学，身边有许多小朋友。德克斯特家的要求并不高。
这份新的工作每天工作量特别大，经常要代表那些怀着美国梦钻法律空子的人。这意味着在法庭上为付不起律师费的人做辩护。
以加尔文·德克斯特的观点来看，贫穷，口齿不清，并不必然意味着有罪。他的当事人也许地位卑微，但每每因为他成功的辩护，让这些茫然又充满感激的当事人得以无罪释放而走出法庭时，律师都会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他遇上华盛顿·李，是在一九八八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晚上。
在纽约市内，光是曼哈顿岛每年就有十一万件刑事案件要处理，还不包括民事诉讼。司法机关显然一直处于工作量超负荷和人手不足的状态。但之所以似乎还能应付得过来，当时的部分原因是，在中央大街100号那座花岗岩大厦里，法庭听证系统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转着。
如同连轴转的歌舞杂耍表演，刑事法院大楼可以吹嘘“我们永不关门”。要说这里“能体现所有生活”或许是夸大其辞，但曼哈顿的下层生活肯定在这里有所显现。
一九八八年七月的那个晚上，德克斯特正在值夜班，听候一位忙得不可开交的法官随时分配给他一名当事人。凌晨两点钟当他正准备溜走时，一个声音把他召回到ar2a法庭。他叹了一口气，没人会去与哈塞尔布拉德法官争论。
他走近律师席。一位地区检察官助理手里抓着一份卷宗，已经站在那里了。
“你累了吧，德克斯特先生？”
“我想大家都一样，先生。”
“是啊。但现在又有一个案子我想让你接手。不能等到明天，现在就交给你。拿上这份卷宗。这位年轻人似乎遇上了大麻烦。”
“你的愿望就是我的命令，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