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章
第104章爱国力量联盟领袖大步从舞台的幕后走到了演讲台。就像以前在那些忠于他的群众集会上一样，他开始谈论，一旦人民拥护他当上了总统后，他将创建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五分钟后，在一片寂静中，他感到了不安。强烈的反响到哪里去了？热烈的掌声到哪里去了？拉拉队到哪里去了？他抬起眼皮去看远处的云彩，描绘他的祖国曾经有过的辉煌历史，但现在控制在外国银行家、不法商人和罪犯的手中。他慷慨激昂的讲话声在大厅里回响，但听众并没有起立，并没有举手向爱国力量联盟致敬。他结束演讲后，人们继续沉默着。
“也许要提问吧？”库兹涅佐夫提议说。这是一个失误。至少三分之一的记者来自外国的新闻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来自伦敦的《时报》和《每日电讯报》的记者，都能说流利的俄语。
“科马罗夫先生，”《洛杉矶时报》记者大声说，“我猜想到目前为止，你已经为竞选活动花费了大约两亿美元。这肯定是世界纪录了。这钱是从哪里来的？”
科马罗夫怒视着他。库兹涅佐夫在他耳边轻声提醒。
“来自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公共捐献。”他说。
“这差不多是俄罗斯所有人一年的工资，先生。这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其他人也一起附和。“你打算清除所有的反对党，建立一党专制的国家，是这样吗？”
“尼古拉耶夫将军在谴责你三周之后被谋杀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是不是准备否认，两天前的暗杀行动是黑色卫队搞的？”
国家电视台和两家商业电视台的摄像机和麦克风，在整个大厅内漫游，把外国记者尖锐的提问和结结巴巴的回答都摄录下来了。
《每日电讯报》的记者，也接到过一个匿名电话，而且他的同事马克·杰斐逊七月份在莫斯科街头遭到枪杀，现在他站了起来。照相机镜头都对准了他。
“科马罗夫先生，你听说过一份叫《黑色宣言》的秘密文件吗？”
大厅里一片寂静。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和其他外国人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事实上，他自己也不知道。伊戈尔·科马罗夫倚靠着讲台，保持着自我控制，他的脸色变白了。
“什么宣言？”
又是一个失误。
“先生，根据我的消息，那份宣言描述了你所设想的各个计划：创建一党制的国家，重新启用古拉格[79]关押你的政治对手，用二十万黑色卫兵统治国家，入侵相邻的共和国。”
会场静极了。大厅里有四十个记者来自乌克兰、白俄罗斯、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俄罗斯的一半新闻媒体支持注定要被废除的党派，如果这个英国人是对的，那么这些党派的领袖将被送去劳改营，随之还有这些媒体。他们的眼睛都盯住了科马罗夫。
这时候，场面开始混乱了。然后，他犯了第三个错误。他发脾气了。
“我不想站在这里听你们胡说八道了。”他尖声叫着，高视阔步地离开了讲台，身后跟着倒霉的库兹涅佐夫。
在大厅的后面，格里辛站在垂挂的幕布阴影里，怒视着在场的新闻媒体。不会太久了，他对自己做出承诺。不会太久了。
第十九节
在莫斯科中心区的西南角，莫斯科河在那里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形成了一片突出的土地，上面矗立着中世纪修建的诺夫德维奇女修道院，在其围墙的阴影下，有一个很大的公墓地。
这个墓地占地二十英亩，荫蔽在松树、桦树、椴树和柳树的林子里面。那里有两万两千个墓穴，埋葬着两个世纪以来的俄罗斯贵族和名人。
墓地分为十一个墓园。一至四号墓园是十九世纪的墓地，其一边是女修道院的围墙，另一边是中央界墙。
五至八号墓园位于界墙和边沿之间，边沿以外是赫莫夫尼奇斯基大道，有卡车在隆隆驶过。这里埋葬着共产党时代的伟人和坏人。小径和巷道的两边是元帅、政治家、科学家、学者、作家和航天员的坟墓。墓碑有些很简单，有些因自我崇拜而相当华丽。
宇航员加加林，因酒后驾驶样机遇难，就埋在这里，距离尼基塔·赫鲁晓夫圆形石雕头像仅咫尺之遥。飞机、火箭和枪炮的模型，表明了这些人生前从事的行业。其他人物胸前饰有花岗石的勋章，但大都被遗忘了。
中间的小径上有一道墙，上面开了一个狭窄的入口，通向三个小墓园，即第九、第十和第十一号墓园。由于地皮珍贵，到一九九九年冬天，剩下的地块几乎没有了，但还是为尼古拉·尼古拉耶夫陆军上将保留了一块。十二月二十六日，就是在这里，米沙·安德烈耶夫埋葬了柯利亚大叔。
他尽量按照他们上次一起吃饭时老人提出的要求去做。参加葬礼的有二十位将军，包括国防部长和莫斯科两位主教中的一位。
老战士生前要求的是全套宗教礼仪，于是寺僧们摇起了熏香炉。带有芳香味的烟雾在冰冷的空气中袅袅升上了云霄。
墓碑呈十字状，用花岗岩制作，但没有死者的肖像，只有他的名字，下面凿刻着几个字：一位俄罗斯战士。
米沙·安德烈耶夫少将宣读了悼词。悼词很短，柯利亚大叔也许是想在最后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进入坟墓，但他讨厌过分热情的词语。
他读完后，当主教在拖长音调吟咏离别时，他把三条洋红色的绶带和苏联英雄金质勋章放在棺材上面。来自他自己的“塔曼斯卡亚”坦克师的八名战士担当了抬棺人，他们把棺木降到了墓穴里。安德烈耶夫后退一步，举手敬礼。两位部长和其他十八位将军也跟着敬礼。
当他们沿着中央小道向出口处和等候在外面的豪华轿车走去时，国防部副部长布托夫上将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太可怕了，”他说，“走得太惨了。”
“总有一天，”安德烈耶夫说，“我会找到他们的。他们将会付出代价。”
布托夫显然有些困惑。他是政治任命的，是个文职军人，从来没有指挥过战斗部队。
“是的，嗯，我能肯定，民警正在尽他们最大的努力。”他说。
在人行道上，将军们一个个庄重地与他握手道别，然后钻进他们的公务汽车，匆匆离去了。安德烈耶夫找到自己的汽车，驾车返回基地去了。
五英里以外，冬日的天光在下午两三点钟就消退了，一个身穿教袍、头戴筒帽的矮个子教士在积雪中匆匆穿行，摇摇摆摆地走进了位于斯拉夫扬斯基广场的那座洋葱头教堂[80]。过了一会儿，阿纳托利·格里辛上校也进来了。
“你怎么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上校静静地说。
“我害怕极了。”教士说。
“不用害怕，马克西姆神父。事情是有曲折的，但没有我搞不定的。告诉我，为什么大主教那么突然地离开了？”
“我不知道。二十一日上午，他接到了札戈尔斯克的一个电话。对此，我一无所知。电话是他的私人秘书接的。我得到通知去收拾行李，才知道这事。”
“为什么是札戈尔斯克？”
“后来我获悉了。札戈尔斯克修道院邀请了巡回传教士格雷戈尔神父的布道活动，大主教决定去参加。”
“这等于他认同了格雷戈尔的异端邪说，”格里辛厉声说，“他一句话都不用说。亲自到场就表明了他的立场。”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询问我是否可以一起去。秘书说不用了，圣座将带上一名哥萨克人做司机，还有他的秘书。两个修女放假去走亲戚了。”
“你没有及时通知我，神父。”
“我怎么知道那天晚上会有人要来？”神父悲哀地说。
“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