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章

第62章苏联人带着嘲讽意味哈哈笑了起来。

“没有。没有迪斯科。岩石宾馆的酒吧倒是很安静。”

“谢谢。顺便说一句，我叫埃斯特万，埃斯特万·马丁内斯。”

他伸出了手。苏联人迟疑了一下，然后握住了。

“比奥特尔，”他说，“或者叫我彼得。彼得·索洛明。”

第二天晚上，苏联少校又来到了岩石宾馆的酒吧。这个前殖民地酒店建造在一块岩石上，连着大街的台阶可以通到一个小小的接待区，顶楼有一个酒吧，可以俯瞰港口的全景。蒙克已经坐在了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凝视着外面的景色。通过窗户大玻璃的反射，他看到索洛明进来了，但他一直等那人拿到了酒才转过身去。

“哦，索洛明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坐到我这边来吧？”

他朝自己桌子的另一把椅子示意了一下。苏联人略为迟疑，然后坐了下来。他举起了手中的啤酒。

“祝你健康。”

蒙克也向他祝酒：“金钱、工作和爱情。”索洛明皱起了眉头，蒙克则微微一笑，“这三者，可以按照你喜欢的顺序。”苏联人第一次露出了笑容。那是开心的微笑。

他们开始聊天，话题广泛，海阔天空。关于与也门人共事的各种艰难困扰，看到机器设备遭损坏的气馁，对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都感到没有信心。作为异乡来客，他们也谈起了遥远的家乡。

蒙克对他讲述了自己的出生地安达卢西亚。在那里，人们可在同一天里，既体验内华达山脉高山滑雪的滋味，又享受在索托格兰德海边温暖的海水里游泳的乐趣。索洛明则描述了苏联远东地区林海雪原的景象，西伯利亚虎仍在那里徘徊，还有狐狸、狼和鹿，等待着老练的猎人去捕猎。

他们连续四个晚上一起喝酒聊天，彼此谈得相当投机。第三天，蒙克要去联合国粮农组织项目的负责人那里报到，负责的是一个荷兰人，正在巡回视察工作。罗马的中情局情报站，已经从设在该市的粮农组织得到了一份有关该项目的详细情况，蒙克已经把内容记住了。在农村长大的背景也有助于他理解这方面问题。他对这个项目大加赞赏，荷兰人对他印象很深。

经过几个夜晚的交谈，他欣喜地了解了关于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索洛明少校的情况。

他一九四五年出生在苏联远东，是在中国黑龙江与海洋之间的一个尖角地带，南端与朝鲜接壤。那地方叫滨海边疆区，他出生的城市叫乌苏里斯克。

他父亲从农村来城市找工作，但他用他们的乌德盖部落语言教儿子说话。一有时间，他就带上正在成长的儿子回到森林里去，所以这小伙子对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都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森林、大山、河流和动物。

十九世纪，在沙皇俄国最后征服乌德盖人之前，作家阿尔谢尼耶夫曾访问了这块飞地，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些人的专著，这本书在俄罗斯依然很有名，书名是《远东虎》。

与西部和南部脸部平坦的矮个儿亚洲人不同，乌德盖人个头较高，长着鹰钩脸。许多世纪前，他们的一些祖先向北、向东跨过白令海峡，进入当今的阿拉斯加，然后又南下穿过加拿大，成为苏人和夏延人[53]。

看着桌子对面大个子的西伯利亚战士，蒙克眼前仿佛出现了美国普拉特河和波德河上那些早已逝去的水牛猎手的面孔。

年轻时的索洛明面临两种选择：进工厂或去部队。他乘火车北上去哈巴罗夫斯克当了兵。所有年轻人都必须去部队服役三年，两年后，优秀的战士会被选拔为中士。他表现出色，被选送到军官学校学习。两年之后，他晋升为中尉。

他当了七年的中尉和上尉，然后在三十三岁时升为少校，同年，他结了婚，后来有了两个孩子。没有走后门，也没有借他人之力，他全靠自己的奋斗获得了晋升，在被称为“木头”或“厚木板”的种族歧视言论中幸存了下来。有好几次，他动用了拳头才解决了争端。

一九八三年，他到也门赴任。这是他第一次被派到国外任职，他知道许多同事都羡慕这个美差。虽然这里条件不好、气候炎热、地形荒凉、缺乏娱乐，但他们的住房很宽敞，是以前的英国旧营房，这与苏联很不一样。这里食物丰盛，能在海滩上烤羊肉和海鲜。他们可以游泳，还可以订购欧洲的服装和音像磁带。

这一切，尤其是西方消费文化所带来的新奇和愉悦，比奥特尔·索洛明都大为欣赏。但也有些事情，显然使他对自己服务的政体感到痛苦和失望。蒙克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但他不能操之过急。

在他们一起喝酒聊天的第五个晚上，答案浮现了出来。他内心的愤怒爆发了。

一九八二年，也就是索洛明到也门赴任的前一年，他被调去莫斯科的国防部办公厅工作。当时，安德罗波夫仍然在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上。

他在那里引起了一位副部长的注意，被安排去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实际上，那位副部长在贪污国防预算资金，在莫斯科河畔的佩里德尔基诺为自己建造夏季度假别墅。

副部长置党纪国法和最基本的道德于不顾，安排了一百多名士兵在河边的林地里为他建造豪华别墅，索洛明是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他看到了用外汇从芬兰进口的、任何军嫂都会眼红的嵌入式厨具。他看到了安装在每个房间里的日本高保真音响系统、浴室里的斯德哥尔摩镀金洁具，还有鸡尾酒吧里的陈年苏格兰威士忌。目睹这一切后，他的思想转变了，他开始厌恶这个党和这个政权。从一开始的忠心耿耿转变为对这种腐败和专制的仇视，他绝对不是苏联军官中的第一人。

他在晚上打开收音机，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之音的全球广播节目，自学英语。虽然这两个电台也用俄语广播，但他想直接收听英语节目。他听到的与他一直被灌输的截然不同，西方并不想与苏联交战。

如果说还需要什么来促成他最后的转变的话，那就是这次的也门之行。

“在国内，我们的人民挤在狭小的公寓里，而权贵们则住在豪宅公馆里。他们花着我们的钱，过着王子般的生活。我妻子连电吹风或质量好一点的鞋子都买不起，而他们则浪费几十亿资金，搞这种头脑发热的援外项目去感化……谁？这些人吗？”

“事情正在变化。”蒙克安慰说。西伯利亚人摇了摇头。

三月份以来，戈尔巴乔夫已经当权执政，但他的改革要到一九八七年下半年才开始有起色。此外，索洛明已经有两年没回过家乡了。

“没有变化，那些上层的官僚……我告诉你，埃斯特万，自从搬到莫斯科以后，我所看到的浪费现象和挥霍程度，你是不会相信的。”

“但那位新人，戈尔巴乔夫，他或许会让局面有所改变，”蒙克说，“我并没有这么悲观。我认为，总有一天苏联人民会从这种专制中获得自由，他们会去参加投票，真正的投票。这个时刻，离现在应该不会太远……”

“太远了，还不够快。”

蒙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冷酷的策反是很危险的。在西方民主中，一名忠诚的苏联官员在接收到策反的信息后，可以去向他的大使抱怨，其结果可能导致一次外交事件。在暴政制度下，这会导致长期的监禁和孤独的死亡。蒙克毫无预兆地讲起了流利的俄语。

“你可以帮助加快这个变化，朋友。我们可以共同努力，促使这样的变化发生，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

索洛明目不转睛地盯着蒙克看了很久，蒙克也在回视他。

最后，苏联人用他自己的语言说：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想你应该已经知道了，比奥特尔·瓦西里耶维奇。现在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会出卖我？你知道我在死去之前会受到怎样的折磨和痛苦，而你自己，将苟且偷生。”

索洛明继续凝视着他。然后他说话了：

“我是不会把头号敌人出卖给那些猴子的。可你也太大胆了，你的要求真是疯狂。我警告你管好自己。”

“也许你是对的。我是可以走，想走马上就可以走，可你会坐立不安。你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却无能为力。这样下去不会发疯吗？”

苏联人站起身来，留着杯子里的啤酒没喝。

“我要考虑一下。”他说。

“明天晚上，”蒙克继续用俄语说，“还是这里。你一个人来，我们就谈谈。如果你带卫兵，那我就死定了。如果你不来，我就坐下一班飞机离开。”

索洛明少校昂首阔步离开了。

按照所有的标准程序，蒙克都应该离开也门，而且要快。他没有遭到断然拒绝，但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是会改变主意的，而也门秘密警察的地牢则令人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