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时代的魔方(2)

喝着喝着，皮书记的话题开始往钢铁厂上引了。而伯父却装聋作哑，不去附和。皮书记讲了市钢铁厂开工以来的压力，以及对注入资金的渴望，父亲喝了一大口酒，指点着皮书记说道：“你这个老皮啊，五八年大炼钢铁还没折腾够呀！打你进了地委，大项目小项目，是一个接着一个，别的咱就不说了，就说我的工资单吧，经常是缺胳膊少腿的，你搞集资上瘾是不？你瞧瞧你搞的那些项目，有几个天长地久的？咱们这一带，有矿石，还是有焦炭？你搞的什么钢铁厂啊！”

管书记正想替皮书记辩护，却让皮书记给止住了。他看似很动情地对父亲说道：“老营长批评得对呀！这些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默默地替老百姓做事情的少了，浮在表面上，不计后果，不管长远，做一些假大空的事情多了。问题看似出在个别人身上，其实，主要是机制问题啊！考察干部，不看实在东西，让些虚头巴脑的东西给遮住眼睛了。”

管书记也随即说道：“还是皮书记看问题深透呀！我们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都迫切需要改进呀！”

父亲并没有被他们的反省所感动，相反，看到他俩这番表现，情绪更加高涨了：“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呀，不光是在我这里，一说到问题，比谁都清楚，讲得是一套又一套的，可偏偏就是讲起来一套，做起来一套，为啥？你们变了，变成了‘官’，变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公仆’！”

父亲的话，像连珠炮，把皮书记整个儿给打懵了。他鼻尖上泌着汗珠，有点儿坐不住了。这时，恐怕他是不会再考虑外商的问题了。

管书记像吃了一粒苦药，难受的面部表情都扭曲了。

作为半个东道主，黑大牙窘迫之状更加明显，他的眼睛转来转去，寻机赶紧散场。

伯父也觉得父亲有点儿过，但局面已经这样了，他再怎么圆场也无济于事了，于是，他干脆不轻不沉地也递上了两句：“世勇沾酒了，说了些过头话，大家别往心里去。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是靠老百姓起家的，暂时糊涂了，很快就会改的。脱离了老百姓，对老百姓都没感情了，还有不败吗？老蒋往台湾跑，咱总不能往海南岛跑吧？”

就在这时，黑大牙偷偷一脚，踢倒了一只暖瓶，随着砰地一声，大家拔地而起，三位客人赔着笑脸，逃走了。

可惜我家一只暖瓶呀！

四

没法子，我只有进了镇上的供销社。

幸好，供销社孙主任跟我伯父好面，根据我的身体状况，他在火车站票房附近开了一个小文具店，让我一个人照料，可以随时开门，任意关门。孙主任越是这样，我越发不好随意，我天天像坚守哨所那样守候在文具店里。文具店，也因为我的坚守，变得风生水起。

文具店除了文具，还有图书和工艺品。自打开业以来，我发现有一个扎着短辫，穿着白运动裤的女孩经常光顾，她的眼睛很精灵，身材也很柔美，即使穿着宽松的运动裤，也会时不时地闪现出苗条的曲线。那时，一些“文革”违禁的书刚刚“解放”，她抱着一本《林海雪原》一看就是一个上午。我看出她喜欢，也看出她没钱买书，就略施了讨好她的一计：那天上午，在我开了店门不久，她又来了，我告诉她，接到了物价员的通知，那本陈列的《林海雪原》半价处理。她一听，特高兴，说了声“你给我留着”，就跑了。不一会儿，她气喘吁吁地拿来了几张毛票，并珍重地接过了我亲手递交的书。

可是，没几天她就看穿了我的伎俩。她又一次到店里来，转悠了一圈儿，用漂亮的眼睛瞟着我说：“我不信你了--你这里怎么就一本半价书呢？”

我像做了什么错事，脸上火辣辣的。

她扑哧一声笑了，冲着我说：“看你的脸吧，谎话都写在上面呢。”

我更是不好意思，垂着头。

“还抓过特务呢，连个玩笑都抗不住。”她嗲怪道。

听话音，她是了解我的。

就这样，我们正式相识了。她叫于莲莲，一个很土的名字，但长得却不土。她小我一岁，刚刚从县卫校毕业，由于是农村户口，一直没能安排工作。更不可思议的是，她竟是刘医生的养女。原来，刘医生受迫害期间，妻子跟他离了婚，带着女儿返回了广东老家，后来，刘医生平了反，娶了在沙埠村干赤脚医生的一个寡妇，那就是于莲莲的母亲。

我跟于莲莲的恋爱正在悄悄进行中，就被母亲给发觉了。向来对我不太关心的母亲当着伯父伯母的面，对我说：“你怎么不动脑筋，你是城镇户口，怎么找一个农村姑娘？你让我们的老脸往哪搁呀？”

虽然我反对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却也理解母亲。那年月，城镇居民跟农村百姓的差距太大了，可以说不是一个阶层。一个城镇子女跟一个农村子女谈情说爱，社会上就会有人笑话，说那个城镇子女无能；也只有被挑剩下的城镇子女才会去选择农村对象。更何况母亲是个要脸面的人啊。看来，遇到了具体问题，佛祖的信徒也会变得众生不平等起来。

我毕竟是母亲的亲生儿子，她这么一说，闹得宽和的伯父和慈祥的伯母也不好表态了。我的爱情只好转入了地下。

初恋的人都有体会，当你的情感遇到了阻力时，迫切需要一股力量的支持，那怕这股力量只是一句干瘪瘪的话啊！我曾寻求过信赖的伯母，她却只是无奈地叹气。我又找到了敬重的伯父，他却哈哈笑了。真让我摸不透啊！

见我沮丧，他又说道：“老四，你还见过世面呢，遇到了事就一根筋呀？”

他又比画着说：“我做了大半生买卖，这婚姻呀，也好比一桩买卖，需要各种条件的平衡对比。当你遇到了障碍，就不会把条件给它转换了吗？”

当时我的确似懂非懂。

他却把话题换了：“我快退了，还有些生意上的老关系。我想利用火车站的优势，将来自己做一个货栈。明天，我就去胶东，找地区粮油进出口公司的赵经理。”

这，哪跟哪的事呀？跟我的爱情靠边吗？

伯父从胶东回来不久，于莲莲就接到了一纸通知，让她到胶东地区粮油进出口公司卫生所上班。虽然属于合同工，农民身份不变，但她毕竟在城市工作。

这时，伯父才跟我交底儿：“赶紧找你妈去，就说于莲莲是胶东人了。要是再有多嘴多舌的，你妈也有挡箭牌了--我儿子是乡下的，人家可是城市的呀。哈哈哈。”

伯父笑得很自信，笑完了，忽然悠长地说：“刘医生一生太苦了，我盼着你们成呀！”

果然，我跟母亲一说，她就把头扭了过去：“你爱咋办就咋办，我不管。”

哈哈！

往后，谁再把爱情说得那么纯洁，小心那些光棍汉们给你耳光。在中国农村，可有六百万光棍汉，难道他们都不值得爱吗？

有了桃花运，其他的运气就不在话下了。

我的文具店由于经营额越来越高，把孙主任给惹恣了，他一声令下，由两小间扩到了四大间，还给派来了两个营业员，我也摇身一变，成了门市部经理，大小也算是个官了。

说句不恭的话吧，我的运气也给家人带来了福分。伯父退休了，在火车站开办了一家“关东货栈”，由东北发来了一车皮黄豆，转手给了胶东赵经理，一把挣了六千元；父亲吃了刘医生配制的戒酒药，作用虽然不太明显，但至少见成效了，喝酒的数量减少了一些，缺少了酒精的催化，他为人处事就不再那么张狂了，这样，人们也就愿意接近他了。

更可喜可贺的是，于莲莲在胶东渡过了一年的试用期，劳动合同续签了三年。带着这种喜悦，她回了趟家，要与我搞一个定亲仪式。在我们那一带，男女定亲甚至比婚姻登记重要。

伯父高兴，在车站新开的“胶东大酒店”订了一桌大餐，约着亲友们一聚，顺便把我跟莲莲的关系明了化。用伯父的话说：“咱们来个土洋结合。定亲就不搞通俗的仪式了，双方亲人一起喝喝酒，热闹热闹就行了。”

双方亲人陆续聚集到了酒店。莲莲她妈以及莲莲一出现，我的家人就围拢了过去。由于同在一个镇上，相互有所了解，所以聊起来无拘无束。

父亲指着金碧辉煌的酒店说：“你瞧瞧，你瞧瞧，多浪费啊！”

母亲瞪了他一眼：“不懂，就别瞎说！”

父亲仍然改不了指点江山的习惯：“你再瞧瞧，再瞧瞧，不就是一个饭馆子吗？还叫啥大酒店！”

“叔，”莲莲的嘴今天特甜，“改革了么，啥新兴啥呀。”

伯母却抚着莲莲的手说：“其实哪，这也算不上新，早年在哈尔滨，这种称呼多着呢，尤其是老毛子开的饭馆子，都叫大酒店。”

“呀，伯母还到过哈尔滨？”莲莲感到惊奇。

伯父却在旁边笑了：“莲莲，你伯母可是有来头的。一门双烈士，走过南闯过北啊！不但到过哈尔滨，苏联、朝鲜，都有她的足迹。”

“你就别提那些陈年旧事了。”伯母朝着伯父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