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四章《别爱上任何人》（69）

夏娃救援后

在整个回程的航班上，她都茫然无措。她坐在靠窗的位置，把额头贴在冰冷的玻璃上。我们试图和她说话，但她毫无回应。有时候我会听到她的哭泣，我看到泪水从她脸颊上滴落在她掌心。我试图安慰她，但她却转身躲开了。

我曾经也坠入过爱河，但那太久远，我都不大记得了。我为那个在城市餐厅里遇见的英俊男人而着迷，这个迷人的男人让我觉得自己飘飘然起来。现在他已消失不见，我们之间只剩下受伤的感情和鄙视的话语。没有人将他从我身边夺走，是我自己渐行渐远，远到我再也瞧不见那年轻的脸庞和动人的微笑。但这依然很伤人。

罗兹医生在机场和我们告别，她想在早上见见米娅。医生和我决定增加她的治疗次数，一周两次。一次为了急性应激障碍，另一次为了治疗悲伤情绪。

“一般人很难承受这种事。”她对我说。我们看着米娅将手放在腹部。这个孩子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痕迹，是她要好好守护的东西。

我心想，要是米娅已经堕了胎，不知道她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会让她发疯的。

我们在长期停车场发现了加布的车。他提出开车送我们回家。他笨拙地试图放好我们所有的行李，不让我帮忙。米娅走得比我们都快，我们得尽力跟上她。她走这么快是因为她不想看到我脸上不安的表情，也不想和那个杀害了她爱人的男人对视。

一路上，她都在后座里沉默着。

加布问她饿不饿，她没有回答。

我问她暖气开得够不够，她无视了我。

交通很畅通。这是一个寒冷的周日，是那种适合赖床的天气。车里开着收音机，音量很低。米娅躺在后座上，终于睡着了。我看着她的头发笨拙地拂过那被冬天的冷风吹得通红的脸颊。她的眼睛颤动着，虽然身体已熟睡，但脑子里显然充斥着各种画面。我试图理解这一切：一个像米娅这样的人是怎么会爱上科林·撒切尔那样的人呢？

然后我的眼睛徘徊到了坐在我身边的男人身上，一个和詹姆斯完全不同的男人。

“我要离开他了。”我透露。我的双眼始终盯着前方的道路。加布什么都没说。但当他的手靠近我时，他要说的一切尽在不言中。

加布在我们家门外把我们放了下来。他提出要送我们上楼，但我拒绝了。我告诉他我们能行的。

米娅抛下我，径直朝楼里走去。我们沉默地看着她离开。加布说他早上会过来的，他有东西带给她。

然后沉重的大门关上了，她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他靠过来吻我，我们一起无视了那些从喧闹人行道上往回走的上班族和来来往往的出租车。我把手放在他的胸口，阻止他。“我不能。”我说。我的拒绝带给我的痛苦比带给加布的更多，他研究了一会儿想找出原因，我看着他那双带着疑问的温柔眼睛，然后他点点头。这与他无关，是我需要时间理清自己在乎的东西，它们已经混乱太久了。

米娅告诉我，她听见了玻璃打碎的声音，她看着他挣扎着呼吸，到处都是血，他伸出手，可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倒下，什么都做不了。

她在自己床上醒来，尖叫着。等我走进房间，她已经摔倒在地，摆出一个俯瞰着某个并不存在的人的姿势。她低语着他的名字，“求你别离开我。”她说。然后她弄乱了被褥，寻找着他。她扔下毯子，从床上扯下床单。“欧文。”她哭喊着。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令人心碎的场景，然后她从我身边挤了过去，勉强在呕吐前赶到了卫生间。

每一天都是这样。

有几天晨吐反应没有这么糟糕。但米娅说那些天是最艰难的。当她不被持续不断的恶心所困扰时，她会反复想起欧文的死。

我徘徊在门口。“米娅。”我说。我愿意做一切事情消除她的痛苦，可我什么都做不了。

当她准备好的时候，她跟我讲了小屋里最后时刻发生的事情。枪声听起来就像烟火，窗户被打破，玻璃碎了一地，冬天的冷风吹了进来。“噪音吓坏了我。我的眼睛盯着屋外，直到我听到欧文的喘息。他低声叫着我的名字——克洛伊。他挣扎着想呼吸，双腿开始站不住。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哭着摇了摇头，再度体验了那个每天在她脑海里重复数百遍的悲痛时刻。我把手放在她的腿，阻止了她的话。没必要再说下去了，但她没有停下来。她倾诉是因为她不得不，因为她脑袋里已经无法再安放这样的场面，它们在她脑海里潜伏着，现在像火山爆发般喷发出来。

“欧文！”她大喊着。她被困在某个不属于当前的时段。“枪从他手上掉下来，在地板上砸出一个凹痕。他把手伸向我。血，到处都是血。他被子弹击中了，双腿开始弯曲。我试图抓住他，我抓住了，但我无法承受那样的重量。他无力地倒在地上。”

“我扑向他。欧文！哦，上帝啊，欧文。”她啜泣着。

她说她曾展望过意大利里维埃拉地区的海岸。在最后时刻，她看到的是这样的景象：船只懒洋洋地漂在利古里亚海上，滨海的阿尔卑斯山和亚平宁山露出陡峭的山峰。她看到山坡上有一间乡村风格的石屋，他们——她和那个叫欧文的男人，在那绿意盎然的乡村辛勤劳作，直到累得直不起腰。她想象着他们不再东躲西藏，拥有了自己的家。在最后时刻，米娅看到孩子们在厚草地上奔跑，躲闪着一排排恒久存在的葡萄树。孩子们有着像他一样的黑发和黑眼，他们的英语里夹杂着意大利词：孩子、开朗和真爱。

她告诉我鲜血是如何从他身体里溅出来，如何流了一地，那只猫是如何跑过房间，如何在地板上留下它小小的血爪印。她的视线再一次掠过房间，仿佛此时此地事件正在上演，尽管那只猫现在像尊雕塑一样蹲在卧室的窗台上。

她说他缓慢地呼吸着，用尽全力浅浅地吸着气。到处都是血。“他的眼睛变得一动不动，他的胸膛也不再起伏。‘醒一醒，醒一醒。’我摇着他，‘噢，上帝啊，求你醒一醒。求你别离开我。’”有一道刺眼的光照过来，一个男性的声音要求她远离那具尸体。

“求你别离开我。”她哭喊着。

每天早上她都尖叫着他的名字醒来。

她睡在卧室里，我铺开日式床垫睡在起居室里。她拒绝拉开窗帘，拒绝接纳屋外的世界。她喜欢黑暗，在黑暗里她可以相信一天二十四小时全是黑夜，这样她就能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我几乎没法再让她吃东西。“即便不是为你，”我建议道，“也为孩子吃一点吧。”她说孩子是她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她私下对我承认，这日子她过不下去。当她清醒的时候，她不会这样说；但当她哭泣，迷失在绝望中时，她想到了死亡，用所有的方法杀死自己。她跟我罗列了各种自杀的方式。我告诉自己，我绝不能让她独自待着。

周一早上，加布带着一箱东西出现，那是他从小屋里带回来的东西。他把它们留作证据。“我本来是打算把它们交还给科林的母亲。”他说，“但我想也许你想要看一看。”

他希望能消除米娅对他的敌意，但他得到的是一个责难的眼神。“欧文。”她喃喃着。

当我去卧室把她拽出来的时候，她正坐在那里漫不经心地看着电视。晚间新闻里那些“死亡”“谋杀”和“罪犯”之类的字眼让她心烦意乱。我告诉米娅，欧文不是加布杀的，但她说这不重要，这毫无意义，他终究还是死了。她不会因此记恨加布的。她什么都感受不到，她的灵魂被抽空了。我替他的行为辩护着——替我们所有人的行为辩护着。我试图让她明白，警察是在保护她，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持有武器的罪犯和他的受害者。

米娅怪罪最多的是她自己。她说是她把枪放到他手里的。她在夜里啜泣着，为自己的行为而懊悔。罗兹医生跟她谈过悲伤的几个阶段，其中包括否定和愤怒。她保证说，有一天，你会接受你失去他的事实。

米娅打开了加布带给她的箱子，拿出一件灰色的连帽衫。她把脸凑近它，闭上眼闻着棉布上的味道。很显然，她打算留下它。“米娅，亲爱的。”我说，“让我把它洗了吧。”衣服上散发着一股讨厌的臭味，但她拒绝让我把它从她手里拿走。

“别洗。”她坚持道。

每天晚上她都和这件衣服睡在一起，假装他的手臂还紧紧拥着她。

她觉得到处都能看到他：夜里的梦境和白天的幻象。昨天我坚持要出去散步，那是一个可以外出的一月天，我们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我们已经把自己关在这间公寓里好几天了。我打扫了公寓，擦洗了几个月不曾使用过的浴缸。我用一把锯齿剪刀修剪着她的盆栽，把枯叶扔到垃圾桶里。艾安娜说要给我们从集市带些东西——牛奶和橙汁，她还应我的要求带了鲜花来，我希望这些东西可以提醒米娅，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

昨天米娅穿上那件她从同一个箱子里拿出来的夹克，整个人陷入在那两只宽大的衣袖里，和我出了门。在台阶底部，她停了下来，看着街对面某个虚幻的地方。我不知道她盯着看了多久，直到我轻轻拉了拉她的胳膊，说：“我们走吧。”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四居室公寓，是砖砌建筑，门前搭着脚手架。

芝加哥的冬天严寒刺骨。但上帝不时会赐予我们几天气温在零下1c或4c的明媚天气，提醒我们苦难终有尽头。当我们外出散步时，气温肯定有3c-4c。这是那种青少年们会犯傻穿上短裤和t恤衫的天气，他们忘记了在十月份我们还曾为这样的天气吃惊。

我们停留在住宅街道上，因为我觉得这里更安静些。我们可以听到不远处的都市声。现在是中午时分，她拖着脚步走着，在韦夫兰路的拐角，她和一名年轻人撞在了一起。我本可以拉住她的，但当时我正盯着附近一个阳台上过时的圣诞装饰，它显得很不协调，旁边是人行道上积雪融化形成的水塘，提醒着我春天的来临。撞上米娅的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头上棒球帽压得很低，双眼盯着地面。米娅本来没有在意，但突然难以自抑地弯下腰哭泣。

他无法理解她的哭泣。“对不起，对不起。”他说。我请他不要担心。

米娅从那个箱子里拿出过一顶同样的棒球帽，就放在她床边。

悲伤和晨吐每天会让她跑三四回卫生间。

下午加布过来了，他决心要把一切都弄清楚。今天之前，他满足于随意的拜访，一心只想着和解。但现在他提醒我，我们仍然处在威胁之中，而屋外那些保护她的警察不会永远守在那里。他让米娅坐在日式床垫上。

“跟我说说他的母亲吧。”米娅说。这叫作等价交换。

米娅的公寓是个三十多平方米的方形房间。起居室里摆放着日式床垫和迷你电视，有客人来住的时候她就拉开床垫。我已经把浴室擦洗了许多次，但仍然觉得不干净。每次我淋浴的时候，都会把浴缸注满水。厨房只够站一个人，如果你在门开着的时候站在冰箱后面，那么就会被推进炉子里。这里没有洗碗机，散热器几乎温暖不了房间，等它能起到作用时，气温也已经飞升到了三十多摄氏度。我们坐在日式床垫上吃晚餐。由于我每晚都把它当床睡，白天也就不费心把它收起来了。

“她叫凯瑟琳。”加布回答。他笨拙地坐在床垫边上。米娅已经连着好几天问起科林的母亲了，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而且加布比我更了解撒切尔太太。我从没见过那个女人，但是再过几个月，我们将成为同一个孩子的祖辈。“她是个病人。”他说，“帕金森病晚期。”

我消失在厨房里，假装去洗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