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七章《别爱上任何人》（22）

夏娃救援前

我第一次见到詹姆斯的时候只有十八岁，当时我和女伴们刚来美国。我年轻又天真，被芝加哥这样的大都市给迷住了。当我们这些女孩登上飞机的时候，一种自由感在我的骨子里蔓延开来。我们是乡下女孩，习惯了只有几千人的小村庄，习惯了乡村的生活方式，习惯了和一群目光短浅、循规蹈矩的人为伍。但是突然之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被带到了喧嚣的大都市中央。我在见到它的第一眼就爱上它了，被迷得神魂颠倒。

起初是芝加哥诱惑了我，给了我一切希望：高大的建筑，成千上万的人以及他们走路时自信的姿态和昂首阔步穿越繁忙街道时脸上自信的表情。那是1969年，我们所熟知的那个世界正在发生改变。但说实话，我对此毫不关心，我完全不在乎那些。我只在乎自己，像每个十八岁姑娘所期待的那样：我关注男人看我的眼神；我穿迷你裙——我母亲从不会让我穿这么短的裙子。我非常青涩，却渴望着成为一个女人，而不再当个孩子。

在我的家乡英格兰乡村，等待我的是从一出生就已决定好的命运：我会嫁给我生命中认识的某个男孩，嫁给某个在小学里拽过我辫子或叫过我名字的人。大家都知道，奥利弗·希尔想娶我。他从十二岁起就不断向我求婚了。他的父亲是英国国教的教区牧师，母亲是那种我发誓绝不要当的家庭主妇：那种把丈夫的命令当成圣言来听从的女人。

詹姆斯比我大，这点很令人兴奋。他是个世界主义者，非常有才气。他的谈话慷慨激昂，无论是在谈论政治还是天气，人们都会围着他听完最后一句。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夏天，在市中心的一家餐厅里，当时他和一群朋友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他的声音深沉而洪亮，盖过了餐厅嘈杂的背景音乐，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聆听。他用他的风度、傲气和热烈的语调吸引着你。在他周围，所有人都盯着他，期待着他的幽默调侃、妙语连珠，然后每个人——不管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被逗得几乎笑出眼泪。一些人爆发出一阵欢呼喝彩。他们似乎全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包括在其他桌用餐的客人和餐厅员工。屋子另一头的酒保大喊着：“再说些什么吧，詹姆斯！”几分钟内，啤酒罐就摆满了那张桌子。

我忍不住盯着他看。

我不是唯一这么做的，我的女伴们也全都朝他暗送秋波。他同桌的女子只要一有机会就毫不犹豫地靠近他：拥抱他或拍拍他的胳膊。一名长发及腰的深肤色女子斜靠过去跟他说悄悄话。只要能接近他，做什么都好。他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要自信。

当时他在念法学院，这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在我第二天早晨在他身边醒来的时候。我和我的女伴都没到喝酒的年纪，所以很显然那一晚不计后果的放纵是出于我对他的痴迷。当时我情不自禁地走向他的圆桌，坐到他的身边。当他用胳膊环住我的肩膀，我看到那个长发女子脸上露出羡慕的表情。詹姆斯奉承着我的英国口音，仿佛这是有史以来最棒的事情。

当时的詹姆斯尚不是他日后所成为的那个男人，当时的他和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候他连缺点都可爱迷人，他的逞强是种魅力，而不是现在这样令人难堪的虚张声势；很久以前他擅长说甜言蜜语，而不是现在这样选择讲侮辱人又难听的话。我们在一起曾经很快乐，完全被对方迷得神魂颠倒无法自已。然而我嫁的那个男人，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了。

每天早上在詹姆斯上班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霍夫曼侦探打电话。我像往常一样等着詹姆斯出门，直到我听到车库门关上，他的suv开上车道，我才从床上起来。当我手捧一杯咖啡站在厨房中央时，绑架了米娅的那个男人的脸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盯着时钟，看着分针缓慢地滑过一圈，从八点五十九变为九点整。我拨出了那个变得日渐熟悉的电话号码。

他接起电话，讲话的声音专业而权威：“我是霍夫曼侦探。”我想象着他在警局里的样子，听着电话那头喧闹的背景声，知道有许多警官正努力为他人解决问题。

我花了一会儿时间鼓起勇气，对他说：“侦探先生，我是夏娃·丹尼特。”

他在说我名字的时候，声音变得柔和起来：“丹尼特太太，早上好。”

“早上好。”

我想起昨晚他站在我们厨房里的样子，当詹姆斯跟他讲述米娅过往的时候，这个好心肠的男人脸上露出呆呆的表情。然后他匆匆离开了。我脑海里反复回响着他“砰”的关上前门的声音。我从未试图向霍夫曼侦探隐瞒米娅的任何事情。坦白说，对我而言，她过去的行为并不重要。但我绝不希望侦探对我有所误会。他是我和米娅之间的唯一联系。

“我必须打电话给你。”我说，“我一定要解释一下。”

“有关昨晚的事情？”他问。我说是的。

“你不需要解释。”

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解释清楚。

米娅的青春期……至少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她迫切渴望被他人接纳，渴望变得独立。她很冲动，容易被欲望所驱使，缺少常识。她的朋友让她感受到了家人所没有给予的认可。在同龄人中她很受欢迎，她是被需要的，而这种感受对米娅来说自然很兴奋。她的同伴让她觉得快乐到了极点，她愿意为她的朋友们做一切事情。

“也许米娅交错了朋友。”我说，“也许我本应该更关注她和哪些人在一起。但我注意的只是她的成绩从b-变成了c-，放学后她不再在餐桌上学习，而是回到卧室里关上门把自己锁在里面。”

米娅陷入了一场性格认同危机。她身体里有一部分渴望成为大人，但其余部分仍然是个孩子，她尚不能像她日后那样进行思考和推理。她常常沮丧挫败，很少为自己考虑。詹姆斯的漠不关心只会让这一切变得更糟。他不断把米娅同格蕾丝对比：格蕾丝二十多岁了，已经离家去上大学——上的当然是他的母校；他说格蕾丝即将以优等生的身份毕业，正在进修拉丁语并为上法学院做准备，而且她已经接到了法学院的录取通知。

起初她犯的只是典型的青春期问题：上课说话、不做作业。她很少邀请朋友来家里。当她的朋友来接她的时候，米娅会去车道上迎接他们，并且阻止我向窗外偷看。你做什么啊？她问，这种尖锐的语调曾经一度只属于格蕾丝。

她十五岁的时候曾在半夜偷偷溜出家，被我们发现了。这是她第一次出逃，此后还发生了很多次。她忘了关掉家庭报警器，所以在她出逃的时候，整座房子开始发出刺耳的铃声。

“她是个不良少年。”詹姆斯说。

“她只是个青春期少女。”我更正说。我看着她头也不回地爬进一辆停在我们车道尽头的车里。报警器尖锐地响着，詹姆斯咒骂了一句，试图记起密码是什么。

形象就是詹姆斯的一切，他一直都很注重。他总是担忧着自己的名誉，担心别人对他的想法或看法。他的妻子必须是个花瓶样的角色，在我们结婚之前他就告诉过我这点。而我当时居然很高兴能充当这样的角色。当他不再邀请我去参加工作晚宴，当他的孩子不再需要参加公司的圣诞派对，我没有问这意味着什么。当他成为一名法官后，我们就好像全都不存在了一样。

这样一来，你们可以想象当当地警官把那个喝得醉醺醺的十六岁少女从派对上拽回家的时候，詹姆斯是怎样的感受。他穿着法官长袍站在门口，恳求警官不要把这事宣扬出去。

他冲她厉声尖叫，即便她当时难受得在卫生间里呕吐，几乎支撑不住自己的头。他咆哮着说那些得寸进尺的记者有多爱报道这类事情：丹尼特法官的青春期女儿涉及未成年饮酒事件。

当然，在詹姆斯的力保下，这事从来没上过报。他花了很大的代价保证米娅的名字从不会成为当地小报的版面点缀，这次不会，下次也不会——她和她那帮不守规矩的朋友试图从当地酒店窃取一瓶龙舌兰的时候不会；她和同样一帮朋友把车停在格林湾路零售商场后面吸大麻被抓的时候也不会。

“她在青春期。”我对詹姆斯说，“青春期的孩子们就是会犯这样的错。”

但哪怕是我自己，对此也不太确定。在格蕾丝所有的青春期问题里，从没有涉及违法，我甚至连超速罚单都没收到过。但是米娅却会被关在当地的拘留所里，与此同时詹姆斯则请求甚至要挟当地执法机关，让他们不要提起控告，或者把控告从米娅的档案记录里删除。他收买了他们，不让他们提及米娅和其他不听话的孩子所犯下的过失。

他从不担心米娅，也不关心她因为内心不满而做出的不良行为。他只担心米娅的行为是否会对他自己造成不良影响。

他没有想过，如果他让米娅像个寻常孩子一样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那么她肆无忌惮的行为也许就会停止。事实却是，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而不承担任何后果。其他所有事情都不像她的罪行这样令她父亲烦恼过，这是她人生中头一回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偷听了米娅和她朋友的电话，听到他们打算去商场盗窃，仿佛我们付不起钱似的。每当米娅用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借了我的车之后，我车里总有一股香烟的味道。可是，当然，我的米娅是不抽烟的。她不抽烟不喝酒，也不——”

“丹尼特太太，”霍夫曼侦探打断我，“青春期的定义是，这时期的孩子完完全全要做他们自己。他们受到同伴的影响，他们藐视父母的权威。他们会顶嘴，会尝试一切他们能够做的事情。这时期，青少年的目标就是安全地度过青春期，不留下永久的伤痕。你对米娅的描述并没有什么太反常的地方。”他认可道。

尽管我认为他不过是想说些好听的，让我觉得不那么难受。

“在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不知道做过多少蠢事。”他坦白并飞快罗列了其中一些：喝酒、小交通事故、考试作弊、抽大麻……他轻声对着电话筒说：“哪怕是好孩子，也会有从商场偷一对耳环的冲动。青少年相信他们是天下无敌的——相信没有坏事会发生。直到后来我们才意识到，事实上，坏事真的会发生。而那些完美无缺的孩子，”他补充说，“才是真正令我担心的。”

我向他保证米娅自十七岁以后就已经发生了改变，我迫切想让他认识到米娅已经不再是一个不良少女。“她变得成熟了。”但事情远不止这样。米娅已经绽放成了一朵年轻漂亮的花，她变成了我小时候盼望有朝一日能成为的那种女人。

“我相信她变了。”虽然他这么说，但我不能就此中断这个话题。

“她的确有过两到三年轻率大意的岁月，但后来她完全变了。她仿佛在漆黑隧道的尽头看到了光亮——她快要十八岁了，马上可以彻底摆脱我们了。她知道她想要什么。她开始制订计划，期盼着一个完全属于她自己的地方，期盼着自由。她想帮助他人。”

“帮助青少年。”他说。我沉默了。因为我发现他和我女儿虽然素昧平生，但却比我自己更了解她。“她想帮助那些烦恼不安、不被理解的少年，那些和她当时一样的少年。”

“是的。”我轻声说。但米娅从没对我解释过这些。米娅从不曾坐在我身边告诉我她是如何和这些孩子相处的。她比任何人都了解这些青少年所面临的困境，了解那些混沌不明的情感，了解他们是如何挣扎着游上水面呼吸的。我从来不懂这些。对我来说这太深奥了，我弄不清米娅是如何同这些孩子交流的。然而这并不是非黑即白、非穷即富的事情，这是复杂的人性。

“詹姆斯永远忘不了那个场景——忘不了他的女儿待在当地拘留所的样子。他心里老是想着这些年里他是如何努力不让米娅的名字留在记录里的，想着他对她有多失望，她又有多不听话。她拒绝去法学院更是火上浇油。米娅对詹姆斯而言是个负担。他从没接受过这个事实——从没接受她如今已经是个坚强独立的女性了。在詹姆斯看来——”

“她糟透了。”霍夫曼侦探评论道。我很感激他替我说了这个词。

“没错。”

我想起自己的十八岁，情感压倒一切常识的十八岁。我想，如果在1969年那个七月的晚上，我没有去市中心那家爱尔兰小酒吧，一切会怎么样呢？如果当时詹姆斯不在那里，没有发表一番关于反垄断法的演说；如果我没有全神贯注地聆听，直到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如果我没有在他把目光转向我的时候深深迷上他；如果他没有把联邦贸易委员会和企业并购这类世俗的事情讲得如此振奋人心；如果他的桃花眼没有在与我对视的时候乱放电，一切会怎么样呢？

要不是母性的直觉告诉我这件事另有隐情，我内心有一部分是能够理解詹姆斯的观点的。

尽管我永远不会承认它。

然而，我的直觉告诉我，我的女儿出事了，是很糟糕的事。不祥的预感冲我尖叫，让我在午夜里惊醒：米娅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