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五章《别对我温柔》（55）
海蒂
起初，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有人抽我的血。他们把我按在医院硬邦邦的白推床上，两个男人，两个戴着口罩、手术帽和手套的男人。他们按着我，另一个人把针头扎进我的身体，抽我的血；他从我的身上偷我的血。我踢着，叫着，扭动着……戴口罩、帽子和手套的两个男人把他们的重量全都压在我身上，让我不能动弹，而克里斯无所事事地站在杂物车的后面。他们陌生的脸孔直对着我：他们的脑袋超大，没有头发，他们的眼神让人捉摸不透又心生敬畏。他们用这个用那个检查我的时候，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巴。我尖叫，但是克里斯远远地看着，却什么也不说。
然后，他们让我坐到桌子旁边，一张折叠桌，配有三把黑色的软垫椅子，墙上挂着一个钟表，还有一面你在电视上见过的不可或缺的单面镜。
起初，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我必须见我的女儿。”我继续喊叫，他们说如果我配合，很快可以见到我的女儿，如果我配合。这是抽血前还是抽血后，我不知道，我分不清。那儿有一个女人，银色长发的老女人，我看见我的朱丽叶从一个人的手里传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再传给下一个人，然后不见了。
“你动动啊！”我求克里斯，但是他无动于衷，和几十把桌子椅子一起站在屋子里。他对我无动于衷，他的目光越过我，对我视而不见。他们带我进房间，关门。他都不看我，他可能永远也看不见我了。我像空气、氧气、鬼魂。也许，我就是一个鬼魂，一个幽灵。也许我已经死了。也许在推床上，带口罩的男人并没有抽我的血，而是给我注射了氯化钾，让我去死。但是我的手被铐着，银色长发的女人可以看见我。她问了我许多问题，有关克莱尔·达洛维，她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摆出很多照片，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占据了我的脑海，残忍之至：一个血淋淋的男人、血迹斑斑的床、一个压在他身上的女人的尸体，两个人都泡在血水里，深红色黏稠的血浸透了茶色的裹尸布。
我想起杨柳内衣上的血迹，我开始尖叫。
“他们把孩子带到哪儿去了？”我喊着，徒劳地想把手从手铐里挣脱出来，反而划伤了手腕。为了不让我动，他们把我的手捆在身后，我每次试图站起来去找我的孩子的时候，总有一个警卫过来把我按回椅子里。“他们把我的朱丽叶带到哪去了？”她不回答，我又问了一次。然后我听见了，真真切切的，我听见我的孩子在哭。我的眼睛迅速地扫过隔音屋，在各个角落搜寻我的朱丽叶。是的，她在这儿，她就在这间屋子的某个地方。
“有人照顾她。”那个女人说，但是她没告诉我她在哪儿。我把头伸到桌子底下去找：她在吗？藏在桌子下面了吗？
“伍德夫人？”那个女人敲着桌子提醒我。她缺乏耐心，而且脾气急躁。她拿着录音机和签字笔，“伍德夫人，你在干什么，伍德夫人？”
没有啊。只有褪色的瓷砖，渍着咖啡印、污垢、尘土，让人恶心。
“我必须看见我的孩子，”我说着抬起头盯着她，“我必须看见我的孩子。”
沉默了片刻之后，那个女人，露易丝·弗洛雷斯，自称是律师的助手一类的人，用阴暗的灰色眼睛注视着我说：“你肯定搞错了，伍德夫人。你留下的那个孩子，”她告诉我，“那个孩子叫卡拉·赛格尔。她不是你的孩子。”
我怒不可遏，我发现自己竟然站起来了，对着她怒吼，是她的错，那个孩子是我的，我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动，我拼命挣扎着，我感觉到胳膊和后背的疼痛，但是我顾不上，就像看见自己的孩子卡在车轮下的女人，凭借一个千斤顶就能自己托起三千多斤的重量一样。
警卫飞快地冲过来，命令我：“坐下，马上！”他吼着。这时我看见他了，看得一清二楚：一只杂毛的加纳利犬从屋子的另一头扑过来，龇着锋利的牙齿，怒嗥——狂躁、粗哑的嚎叫声，以示警告。口水垂挂在他裂口的大嘴边缘，他的牙齿像一排长矛，死死地盯着即将进口的美餐。他的双手钳住我的肩膀，把我压回到椅子里，我的肩胛骨被他抠得生疼。他咬我，加纳利犬咬我，迫不及待地咬我，竟然撕裂我的皮肤，鲜血顺着我的胳膊流下来。我看着血和其他的东西都不见了。血是看不见的，我也是看不见的。
我坐下。但是我没有一直坐着。我又一次站起来，推倒警卫，可是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撞到了墙上。“我必须见我的女儿！”我尖叫着，“我的女儿，我的女儿！”一遍又一遍的，千万遍。最后，我泪流满面地摔倒在地。
当时，我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那个女人决定离开，她从椅子上起身说着：“我觉得我们就到这里吧。”她灰色的眼睛没有看我。
我听见她说什么需要精神辅导。她走了很久之后，“妄想”“混乱”这两个词还在屋子里飘荡。
然后是血、轮床、戴着口罩和手套的男人。他们给我注射和检查的时候，我的耳朵嗡嗡地响。但是，哪个是开始呢，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最先发生的是什么，不知道为什么克里斯远远地躲在杂物车后面，看着那两个男人扎我，抽我的血，给我注射致命的氯化钾。“阻止他们！”我命令克里斯，但是他仍然视而不见。他对我无动于衷，我是隐身的幽灵、鬼魂。
我的克里斯，从来不哭的，现在却泪流满面。他站在那里，像尊雕像，在杂物车后面，一动不动。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然后，我觉得累了，突然间筋疲力尽。两个带口罩和手套的男人把我压在推床上，观察我。我的身上仿佛压着一千块砖。我盯着天花板上白花花的管灯，眼皮一下子沉得睁不开了。在我睡着前的最后一分钟，我在想，他们还会从我的身上拿走什么。
我想求克里斯阻止他们，求他做点什么，但是我发现自己已经不能说话了。
我醒过来的时候躺在床上，房间的窗户下面是一片绿油油的草地。一个女人背对着我站在窗边，望着窗外的景色。她穿着肥腿裤和扣角领的衬衫。墙上贴着壁纸：淡褐色和绿色的人字纹图案，地上铺着木地板。
我想动动，却发现自己被固定在床上。那个女人听见金属撞击的声音，转过身来看着我，我还看见了亲切的绿眼睛和一个微笑。
“海蒂。”她特别愉快，好像我们认识，似乎我们是朋友。但是我不认识她，根本不认识。可是，我喜欢她的笑容，这个笑容让我怀疑带口罩的男人、提问的女人、氯化钾、杂毛加纳利犬都是梦。我瞟了一眼自己的胳膊，发现没有血，没有参差不齐的牙印，没有止血的绷带。我在这间无菌室里寻找朱丽叶，我的眼睛在透明的窗帘里寻觅，在床单的褶皱里寻觅。
“他们把我的孩子带到哪里去了？”我虚弱地问。我的嘴像是棉花，说出的话有气无力。我喊不出来。我无精打采地晃了晃手铐，想下床。
“这是为你好，”那个女人说着拉过一把扶手椅，坐到我的床边，“有人照顾你，海蒂。你很安全。孩子也安全。”我不知道是因为她同情的话语还是我实在太累太绝望，总之，我开始抽泣。她从床头柜上抽出两张面巾纸，然后三张，擦我的脸，因为我自己的手够不到。一开始，我想避开她，我不想让陌生人碰我，但是我发现自己竟然迎上去，走进她温暖的手掌里，走进柔软的面巾纸里。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可是我马上就忘了，只记住了最前面的头衔“医生”。但她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医生，她既没穿白大褂也没挂着听诊器，更没有秃头。
“我们只是想让你感觉舒服一些，就这样。”她说，声音温和，让人听着舒服。她拿纸巾擦干我脸上的泪水。她的手带着一股蜂蜜和香菜的味道，这让我想起妈妈的菜。我的思绪回到童年：在家里，我们四个人围坐在敦实的餐桌旁。妈妈、爸爸、哥哥和我。我的回忆定格在爸爸身上，爸爸死了。我眼看着棺材被送到地下，我的手里还捧着淡紫色的玫瑰花。妈妈站在旁边，坚忍地看着我在被雨水冲刷过的墓地里支离破碎。或许她在等——我猜——难道有另一种可能？我是那个看着的人，等着妈妈支离破碎？
我渴望伸手摸到他的婚戒，我要把爸爸的结婚戒指攥在手心里，用我的手指包裹住那条黄金项链，但是我却被固定在床上一动不能动。
“我的孩子在哪里？”我再问。她只是说她很安全。
她主动地说起她的孩子。三个，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叫玛吉，只有三个月大。我这才注意到，她原本瘦小的骨架上还留有没有完全退去的孕期肥胖。这个话题使我们之间的对话简单起来，让我更轻松地袒露了埋藏在心中已久的秘密。
露比、朱丽叶，露比、朱丽叶，然后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鲁宾的花瓶。
我们聊起了那些失眠的夜晚和我的身心疲惫。我告诉她朱丽叶还不能睡整宿觉，但是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很迟钝，我的话都钻进了天上的云层里。我告诉她婴儿生病了——尿路感染——安慰一个病痛的孩子更是难上加难。这个友善的女人点头表示赞同。她说她的玛吉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出生几天就必须接受手术。那时，我知道这个医生听懂了。她理解我在说什么。
再往后，她问起杨柳，和另一个女人不一样，比她和蔼，比她体贴。她问她什么时候走的，为什么走。“她为什么走？”她问了，所以我告诉她。我给她讲了我爸爸的婚戒和那条金项链的故事。还有我记得我把项链挂在复古红的金丝鸟挂钩上，可是后来去看的时候却空空如也。
不对，我想，我又拼命地拽着被锁在床上的手，我想亲眼看见项链在我的脖子上，在它该在的地方。我请那位女士帮忙，看看我爸爸的婚戒是不是在金项链上，但是她扒着我的病号服看过之后告诉我没有项链，没有结婚戒指。
我的脑子开始回放，可是隔着雾气，怎么也看不清楚。仿佛我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角色的名字和电影名都忘记了，但是电影的片段却散落地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经典对话、恋爱的场面、激情的対吻……
在我的电影里，我托着两粒椭圆形的白药片站在床边，看着佐伊拿起来闭着眼扔进嘴里，吞下去，然后使劲喝水。我回到浴室，把药放回一直开着的药橱里，我一眼看见“安眠药”几个字，挨着止痛片和抗组胺。然后，我轻手轻脚地关上门。
“你为什么不报警？”我讲到结婚戒指的时候，那个女人这样问。我耸耸肩，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报警。
但是，我知道，不是吗？
我回到我的电影里，关上放药的柜子门，观察了一下佐伊，她吃了我的安眠药而不是抗组胺，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今晚不会醒了。然后，我想起一句话，那天晚上总是出现在我脑子里的一句话：没人知道黑夜会带来什么。
我看见自己从脖子上摘下金项链，准备挂在金丝鸟上，但是我没有。我停顿了一下，把它攥在了手心里，然后回到主卧，亲了佐伊的额头一下，走了出去。
我走进客厅，看见杨柳坐在椅子里，我的朱丽叶躺在地板上熟睡。我开始收拾剩饭剩菜，我看见，在我模糊的记忆中——或者根本不是记忆，而是白日梦，是幻想——我把剩面条倒进塑料垃圾袋的时候，我从远处看见，挂着婚戒的金项链从我的手里滑进垃圾袋，和变硬的意大利面还有血红的面酱混在一起，我拎起塑料袋走出去，扔进垃圾道。
但是，不是，我想，我不停地摇头。不是这样的，这不是真的。
杨柳拿了我爸爸的戒指。她杀死了那个男人，接着偷了我爸爸的婚戒。她是杀人犯，是小偷。
“还有吗？”那个女人看着我从左到右、像老爷钟的钟摆一样晃脑袋的时候问，“你能猜到杨柳去哪儿了吗？”
不可能。杨柳拿走了戒指，我记得当时，我坐在浴缸边上，开着水龙头为了不让佐伊听见我的哭声。我抬头发现挂钩上什么也没有，我给克里斯打电话，却是白费力气，他忙着和卡西迪·克努森纠缠在一起，没空接我的电话。
我搞不清哪个是事实，哪个是虚构，是幻想还是现实。我告诉她不能，我不知道杨柳去哪儿了。我呼喊着，突然我特别特别地想爸爸，想让他摸着我的头告诉我一切都会好的。
杨柳、露比、佐伊和朱丽叶，鲜血、尸体和还没出生就被从我的子宫里取走的婴儿一下子全都向我扑过来。
那时，是她，那个善良的女人，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是记不住她的名字，伸出手，轻抚着我的头顶，像爸爸那样，她说一切都会好的。我想问：“是爸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