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希望落空
父亲生在于家开药铺兴盛的日子，乳名叫宝珠。但他五十三岁去世了，一生没享过什么福，是个苦命的人。
父亲的大哥叫于龙，弟弟叫于木林，父亲在家排行第二，爷爷在世时并未打算把医术传给父亲。地里活多，父亲十几岁就下地干活，犁、耕、锄、割，摇辘撒种，凡是农活样样精通。于家前辈们是短命人，老爷爷去世时才二十一岁，爷爷去世时也只有五十岁。爷爷去世那年，父亲十九岁，已是村子里有名的庄稼汉子。
爷爷去世，于家药铺暂时没有传人。很多人盯上了于家祖传的药厨药柜，上门来买的人接连不断。树倒猕猴散，家里长在盘河边的半河滩大树，一黑夜被偷光了，地里的庄稼也被人提前收走了。
无奈，父亲决定继承父业，续接于氏中医香火。他把爷爷历年来开的处方全都整理起来，一张一张的研究学习。文化水平低，喝得墨水少，就苦读医学经典《黄帝内经》、《伤寒论》、《医宗金鉴》，一本本的啃，每晚在煤油灯下又读又写，后来累得患了眼病。
父亲长得很帅气，眼睛大大的，重眼叠皮，算是一表人材。
终于有人来找他看病了，是我们村子北面的桃园村里的女人，患得是妇科病。父亲第一次开处方，给人家抓了三剂小药，那女人相信我爷爷的名声，就相信了父亲，便拿回去煎服。人家走后，父亲心里打鼓，没底儿，当天晚上跑到那女人房子后面的窗户底下听了一夜，天亮时听到屋里有人说话：“喝了药见轻了，那小于先生还行……。”
父亲的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
从此父亲开始行医，仍继承爷爷的小儿科、疮疡科、内科杂病等。那时候疮疡顽癣等皮肤病还少些，现在这样的患者多了，我认为是时代病，社会前进了，生活富足了，污染厉害了，什么病都来了。
后来公私合营，父亲成了吃国家粮的医生。三叔木林年龄大了，父亲便张罗着给他娶了媳妇。三婶子是临村的一位贤良有名的美女子，给叔叔生了三个孩子，是那种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女人。
父亲和三叔分开了家。于家两处宅子，兄弟一人一处，已经破落的老药铺已无太多值钱东西可分。分家后叔叔也开始学医、行医。那时缺青霉素，为买青霉素他去过南京，把西瓜掏空了塞上青霉素，从南京背回来。叔叔才华出众，三朋六友一大堆。
一九六三年春天，叔叔出工修水库时碰上塌方，被砸死了，年仅二十九岁。他的才华，他的英俊，随他驾鹤而去。
叔叔死后，舍下两儿一女，沉重的负担落在了婶子双肩上。婶子偷偷落泪，见人就擦掉泪花，从不哭出声来。婶子是有志气的人，从不叫苦。
婶子从此开始了她漫长而艰难的守寡日子。
叔叔的死对父亲打击很大，他三天没吃一点东西。拉扯侄子侄女成长的担子亦压在他的肩膀上，经常接济婶子家。我家兄妹多，生活本来就困难，再照顾婶子一家，父亲也常常默默叹气。
父亲行医有两个徒弟，一男一女。男的姓木，父亲待他象儿子一样，后来他成了很有名的医生；女的姓肖，比我大几岁，模样长得很漂亮，匀溜溜的身子。她的嘴巴很巧，喊父亲二叔，声音甜甜的，让人听了心里的象喝了蜜汁。我们家有红白事的时候，她都会来帮忙。
父亲是夫权思想极重的男人，不许母亲过问钱财上的事。孩子多，兄弟五个，娶媳妇、生孩子、盖房子，全压在父亲一个人肩上，直压得他难以喘息。
1969年冬天，父亲把我和妻子叫进堂屋，客客气气的让我坐下，说：“你们现在有孩子了，咱们分家吧？”
我没说话，妻子也没说话。父亲说：“咱们分家不分心，你住西屋。”
在父亲的安排下，给我一张床，一口小锅，一个方桌，一张春凳子，还有碗筷。我在西屋门口用泥巴糊了锅台，便算是分家过日子了。从此，母亲在堂屋门口拉大锅，腊梅便在西屋门口烧小锅。后来，二弟娶媳妇生孩子后，他们住进西屋，我便搬进了南屋。再后来，三弟结婚，住进了西屋，也自己过日子。每到做饭时，院子里烟雾缭绕，拉风箱的声音呱呱嗒嗒地响成一片。
父亲每次回到家里，总是忧愁万分。这算什么日子啊？能给儿子们都盖上新房，让儿子们一家一家搬出大院，才是他真正的心愿……
父亲去世三十年后，清明节我去给父亲扫墓。他的坟茔坐落在雨山深谷里。我们去的时候，是清明节第二天。我们带着火纸和香走到父亲坟前时，突然发现父亲坟前石台上有一朵玉石雕花，是手工雕刻的，不很精致，是一朵含苞待放荷花，也象一颗心。
看来在清明节当天就有人来过了，大家都很愕然。
父亲已经仙逝多年，是谁送的玉荷花？猜了半天，无从知道。父亲一生救人疗疾无数，三十年过去了，除了我们这些儿女，竟然还有人在缅怀他……
父亲若在天有灵的话，也应感到欣慰了。
那个年代，当兵是农村青年走出去的主要出路。当兵后，表现好可以入党、提干。一旦提干成了军官，那是光宗耀祖的事，十几年后可以带家属，老婆孩儿就跟着一块去吃白馍馍了。
村里的新兵们入伍前几天，说媒的人就会挤破门框，四周村子里的姑娘们都巴瞪起眼睛来，捎话或托媒人过来，都想委以终身，不管其家境如何，亦不顾丑俊。入伍后仍是热门货，只要能找到当兵的，两年后部队就允许未婚妻探亲，女孩子会骄傲的乘车到远方的部队去和心上人相会，半月后带回几张俩人相依相拥的合影，会给娘家人，婆家人带来欢喜和骄傲。就算是复员回来，只要穿着那身褪了色的黄军装，亦能闻出兵味，村子里会重用，干个民兵连长，带民兵们出操，依然会被村民们高看一眼。
当时我们村就两个高中生，一个是我同学，高中未毕业就去当兵了，听说入伍不长时间就提了干。我的家庭成分使我根本没有当兵、招工的机会。父亲为了孩子的出路，低三下四地去和村领导说好话搞关系。这期间，村子里成立民办初中班，找不到教员，只有我自己是高中毕业生，就让我干了民办老师，每天记一个劳动力的工分，相当于人民币8分钱。
妻子因在卫生院学了两年医，善于针灸和看平常病，就在村子里干保健员，也给补充点工分。给鸡打预防针的时候，每打一只鸡，自己能挣一分钱，每天能挣三毛五毛的。这样我们夫妻各有所长，有点儿鹤立鸡群的味道。我们每天能挣两个劳动力工分，全拨算到大家庭里，亦能保住全家十几口人的口粮了。
后来村里撤销了她的保健员职务，安排到生产队里挖厕所。那时二弟已婚，弟媳的母亲是远房亲戚。二弟媳妇过门后不久就和腊梅在村里干挖厕所的活。她们俩天天挑着铁桶，挨门挨户去挖大粪，亦成了山村里的一景。
开始时我捏了一把汗，怕她们嫌丢人，想不开，后来发现她俩口罩一戴，辫子一甩，挑起大粪挑子颤颤悠悠，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有时还听她们哼着小曲……
在严酷的生活面前，她们能那么坦然面对是我没想到的。
村子里的领导姓赵，和我爷爷一个辈分，按当地风俗喊他姥爷。他是村里的大人物。若有红白大事，都须请他出面坐首席贵客，这样才算有面子。父亲为了孩子们的出路，千方百计和他搞关系，不断地请他吃饭。他有喝酒喝茶的嗜好，父亲就故意让我去他家，给他送酒送茶。他患了疝气病，没法走路，痛苦异常。父亲托朋友面子，让我用自行车带他去六十里外东岳医院割疝，手术回来后，两家的关系更近了一步，见了面喊他姥爷，能从鼻孔里哼一声算是打招呼了。
有一次他在我家喝酒，把一大块的肥肉塞进嘴里，来了兴致，很严肃地对我指示说：“新城，往后得听话，在村子里好好听村委的话，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听队长的话，胳膊拧不过大腿的！”
我点头称是，那年月我认为自己是人材，其实是狗屁！连狗屎都不是！他能把我打入地狱，再踏上一只脚，一辈子不能翻身的！得罪姓赵的这么一个人就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自己算什么，连只蚂蚁也算不上，想碾死你只需要抬抬脚。
1969年秋季征兵时我报了名。在父亲的苦心巴结经营下，村子里让了我一码。研究名额时，我竟然还顺利通过了。
我总算能参加征兵体检了，这件事给整个家庭带来了希望。
妻子激动得半夜睡不着觉，天不亮起来给我做了碗荷包鸡蛋面，看着我吃饭的样子，眼睛里漾满了一种幸福的波光，饭后把孩子交给母亲，和我一块去公社体检站。
妻子曾在公社医院学习过一段时间，公社武装部长认识她，问她来干什么？她说来送我体检，武装部长问了她我的情况，便笑着说：“蜡梅，你是送郎当兵的典范哩！”
天有不测风云。当那位做体检的医生用听诊器听我心脏时，眉头皱了起来，反复听了几次，说：“老毛，你来听听！”
老毛是公社医院的一位西医大夫，抽出来配合参加当兵体检工作，他也听了半天，两人又商量了很久，最后由那位体检医生出面告诉我：“你的心脏有杂音，五级以上，当兵不合格！”
“你说什么？我在家能推八百斤的车子，哪有什么心脏病？”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说：“俺不管那个，你当兵不行！”
我瞬间眼前发黑，被一杠子打懵了。若不是妻子扶着我，我真的瘫倒在那里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到家的，一切希望，一切憧憬，一切努力瞬间都化作泡影。我完全沉浸在一种极度绝望里，不吃不喝。我不相信自己有心脏病。
妻子劝慰说：“你别急，不当兵咱就在家过日子，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我说：“蜡梅，我非当兵不可，争得是一口气。”
“人家说你是心脏不好。”
“我去东岳医院，去找张大爷，让他再查一下！”
张大爷东岳医院的西医专家，是我父亲的一位知己朋友，父亲给他妻子治病认识的。他跟父亲学习中医，两人算是人生知己。
找他是我当兵的唯一希望。那天天已经黑了，又下起了秋雨，我推出父亲的自行车，骑上就往东岳赶。雨淅淅沥沥地慢慢下着，走出村子二十多里地时，忽然大起来了，雷鸣电闪，雷声隆隆仿佛从头顶上滚过去，在前面不远处炸开，雨条子象放羊鞭子猛烈地抽打着我的脸。我睁不开眼也看不见路。四周是黑漆漆的一片。车子无法再骑，我推着，淌着泥水，哭着喊着往前走，很狼狈亦很悲壮。
走了一整夜，天亮时赶到了东岳。后来想起那一夜，总觉人在大自然面前是那么的弱小，那么的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