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黑色玩笑

生活仿佛和我开了个黑色玩笑。

在石鼓盘村的生活艰难，但当我把一家人搬到学校后，日子反而变得更加难混了。离开了故乡，摆脱了劳作的艰辛，但也舍弃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家人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挤在学校提供的一间单身宿舍里，靠我五十多元的工资怎么生活？

我和妻子商量，需要给她找点临时活干。

我去找局服务公司的一个老乡，他说：“近来局里开大会，外地来的汽车多，让弟妹去看汽车吧？”

妻子有些不习惯，但还是硬盘着头皮去了。但那是个临时差事，会议散后，她便没活了。

一天，我听说黄副局长改任局服务公司的经理，我便去求他，他考虑再三，说：“在局门口北边有个小卖部，让她去当售货员吧。”

我喜出望外。妻子从小没干过买卖，便学着干起来，卖烟、卖茶叶、卖日用品。和妻子一起上班的女孩子叫翠花，性格也很直爽，俩人商商量量的很和谐，每天收入的钱总是藏在铺子里，到月底交帐后，每人能分三十元的工资，俩人都挺满意。

好景不长，翠花很快招工去了银行。翠花走后，又给妻子配上了一个中年妇女，黑黑的，胖胖的。她们搭伴工作了不长时间，妻子发现收的钱款，总是少了许多，店里的商品也对不上帐。妻子担心出事，就给我提出来不能再干了。

正巧局服务公司在二十三处北边，筹建一处精神病医院，需要招收一批医生和护士。我听到消息后，踌躇再三，决定再去找黄经理帮忙。

那天夜里，我们夫妻买了十斤鸡蛋，砸开了黄经理家里的门。黄经理已经睡觉，又穿衣起来，很客气的把我们让进客厅。坐下后，我给他汇报了想让妻子去精神病医院工作的想法。

最后他问：“你在家做什么工作？”

妻子说，曾做过农村的赤脚医生，也干过计划生育技术员。

“做赤脚医生，有证件吗？”

“有。”

“好啦，现在咱们医院就缺护理人员，明天你把那个证件送过来。”

在黄经理的帮助下，妻子当上了精神病医院的护理人员。

妻子到矿区后，我抓紧时间给她治胃病。妻子做了护理人员，要到龙山矿务局去培训，走时她的病还没好，脸色黄黄的没点血色。

妻子一个月回来一次，我又变得忙碌起来，买菜、做饭、洗衣这些琐碎的事，又落在我的身上。单身宿舍的三楼没水，每天下班后，我让雨田用一个铝壶在一楼灌水，由孙淳在三楼上一壶一壶地拔上来。

孙淳是我干弟孙洪的侄子。孙洪是我的知己兄弟，我把他的侄子转到矿中来上学，常在我那里吃饭。谁知他到了矿中就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孩子混到一块去了。那次打群架，打得很厉害，头上被打了一个洞，鲜血沽沽直流。我当他的班主任，天天揪着他的耳朵教育他。有一次，他在上课时做了一个滑稽小动作，引得学生哄堂大笑。下课后我爆怒了，象一枚炸弹突然炸开，我把他拉到走廊上，一脚把他踹在地板上，脱下鞋子狠狠的揍了他一顿。我揍他不争气，不好好学习，我揍他不好好珍惜给他争取来的学习环境。

30年后，孙淳成才，从国外归来看我，聊起此事，言语中没有怨恨，反而充满感激之情。

妻子在龙山矿务局培训了半年后， 便在精神病院正式上班了。

有一天妻子突然提出个问题，问我：“为什么这年月怎有那么多疯子呢？”

对啊，为什么疯子们愈来愈多，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问过矿务局的黄经理，他说：“正因为多了，咱才建精神病院嘛！”

记得小时候，老家附近村子里有个疯子，他时常在集市上唱、喊，头上扎着许多小辫子，脸似锅底黑，冬夏仅穿一件破裤衩子，光膀露臂。脸上常常流血，常蹲在墙角里挤虱子吃。小时候一哭，大人就说：“再哭，疯子来了！”有一年新兵入伍，乡亲们敲锣打鼓为新兵送行，我看见那个疯子晃着一串铁片，嘴里念念有词的唱着，在乡亲们的队伍里舞着，兴高采烈……

精神病患者是个特殊的人群，他们的生命力是极强的，他们饿不死，冻不死，已脱离了常人的喜怒哀乐，没有了常人的痛苦和幸福，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人生的解脱。

不知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那座精神病院就建在我原来工作过的二十三处的后边，那儿有座水塔，我和儿子曾在那里住过五年之久。后来儿子毕业后，结婚生子，也住在那里，那座旧楼已经拆除，儿子的住房就在我们住过的那间旧厕所的旁边，从儿子的后窗里可看见那一片废墟和那座水塔。

我在那条水泥路上赶了五年的班，妻子仿佛是接力，她竟然骑自行车赶了七年多。风雨无阻，工资很低却毫无怨言。夜里那座黑洞洞的桥下，曾令我畏惧，妻子说：“俺不怕，怕狼就不上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