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下一个当然会是张国焘，毛泽东再也不想天天被万里之外不知所云的俄文电报呼来喝去，一不小心就成了斗争对象了。他需要的不是一个太上皇，更不是一个万里之外不知道中国实际情况的革命导师。战略问题本土化，战术问题民主化，这才是毛泽东要追求的结果。斯大林要求中共像十年前那样和蒋委员长亲如一家，这未免让刚刚擦干血迹轻装上路的毛泽东有点尴尬。
于是他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这篇文章中说：
前有陈独秀，后有张国焘，都是投降主义者；我们应该大大地反对投降主义。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做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做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段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
陈独秀是投降主义者么？这一直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用一句话似乎很难把知识分子陈独秀内心的复杂表达清楚。传达共产主义到中国时，陈独秀是激情澎湃的，岂止陈独秀，连孙中山都认为来自北方的大国是“平等待我之民族”。1927年，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党中央的两封电报分歧明显，让陈独秀看出这场革命竟然成了莫斯科两个争权夺利者的成绩单。上万的共产党人被杀，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在中国革命者眼里是黑还是白的生死抉择，但是在莫斯科，这些流血事件仅仅是比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谁更英明神武的天平上的砝码，两个人相互攻击的素材。
张学良和苏军的中东铁路之战，陈独秀顿时醒悟了。所谓革命，无民族观点的话，一切皆空。他淡出党派，退居山林。
那么在1938年，毛泽东为什么还把陈独秀拉上，一口一个投降主义叫着呢？他心里就不明镜似的吗？他当然知道，对于一个没有政治前途的前任领导人，一切失误往他身上泼，总比往自己身上揽要好得多，更比向莫斯科发牢骚有意义得多。弱小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那么多敌人，斯大林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不用讲太多道理。借用陈独秀，毛泽东就想说明一个事情：“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
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个帽子在十年前就把中国共产党压得喘不过气来过。
那么不经过统一战线，如何把事情做好呢？毛泽东接着说：
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在现时，有些应该先得国民党同意，例如将三个师的番号扩编为三个军的番号，这叫做先奏后斩。有些则造成既成事实再告诉它，例如发展二十余万军队，这叫先斩后奏。有些则暂时斩而不奏，例如召开边区议会。有些则暂时不斩不奏，例如那些做了就要妨碍大局的事情。
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这话明显是说给王明听的，说这话的时候，抗日战争仅仅过去一年零三个月。
连王明都低头了，这让张国焘不寒而栗，莫斯科的声音逐渐衰微了，他自己也如寒号鸟一般凄凄惨惨戚戚。像陈独秀那样归隐山林？他做不到，他似乎还有着飞黄腾达的梦想。4月4日，国共双方一起祭拜了黄帝陵，张国焘作为边区政府首脑参加。每年清明祭拜黄帝陵是当地一个重要的传统，国难当头，国共两党领导人一起祭拜黄帝也是一种政治上的联袂。几十年后，国民党主席连战莅临大陆，清明选择的祭拜地点就是黄帝陵。这是有政治分歧的华夏子孙最合适的祭拜地点，寻根访祖。不拜黄帝陵拜哪？八宝山？
当时张国焘参与祭拜，国民党方面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警卫说要去西安办点事，带了一个警卫员就上了国民党官员的车直奔西安。到了西安，张国焘径直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国民党军统马上层层保护。蒋鼎文狂嫖恶赌，一身的性病，贪污受贿霸占民女无恶不作，只不过因为西安事变的时候左右招呼，为领袖安全殚精竭虑，蒋委员长也一直不好意思动他，心想谁没点缺点，别闹出大事就行了。遇着张国焘，蒋鼎文突然觉得升官的机会又来了，马上着手准备。7日，去武汉的行程已经安排妥当，张国焘给在西安的林伯渠打了一个电话，说马上要去武汉了，临走想和你谈谈。见了面，张国焘把所有苦水都倒了一遍。林伯渠很平静，说：可以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好好商量商量，你这么一走，责任谁负？
张国焘当然不会再回到八路军办事处了，李特、黄超在乌鲁木齐都可以被处决，那么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就不能执行家法吗？
前脚张国焘登上了火车，后脚林伯渠马上致电中央和在武汉的长江局，张国焘私自去武汉，有叛变迹象。马上，长江局接到了电报。周恩来在和长江局的几个首脑确认了消息之后，立刻命令李克农带人去火车站等，一定要把张国焘带到长江局办事处来。
一连三天，李克农等在火车站，不敢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却都没有下落。一直到11日，特勤人员在火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找到了两个军统护送的张国焘。李克农很客气，走上前去说：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们来接你。
两个特务见李克农后面也带了人，没敢动手。
连拉带请，把张国焘拉上了车，张国焘却说什么也不住长江局。他太害怕了，周恩来知道，这是武汉，蒋委员长正笑吟吟地看着整个长江局。一个张国焘，他的军事意义几乎为零，但是他的政治意义是不能放弃的。一个叛徒，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团体都是无意义的，但是一个被杀的领导人，却是有着可以开发利用的政治价值。李克农安排了一个旅馆，并留下了警卫。当天夜里，南方局领导悉数到场，和张国焘连夜长谈。好说歹说，张国焘就是不认错，最后周恩来说，你给中央发电认错也好。张国焘随便写了几笔电文：
毛、洛（张闻天）：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
周恩来看着这几笔，冷冷地说：你既然来到武汉，就在这里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说吧。
隔天，周恩来照发了电文，中共中央很快回电：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
“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发了这份电报，张国焘还是不为所动。李克农直接把张国焘塞进了汽车后座，带回了长江局。没几天，张国焘要求向蒋委员长汇报工作，共产党的地方首脑向国民党的领袖汇报工作，这是蒋介石都没听说过的新鲜事。通知出去了，拦也拦不住，周恩来就陪着张国焘见蒋委员长。刚一见面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刻回应：你糊涂，我可不糊涂。
蒋委员长一阵讪笑，但是他心里是不满意的。张国焘作为一个叛徒的身份出现，对于政治本身，意义已经不大了。
到了17日，张国焘和长江局已经玩了好几轮的七擒孟获的把戏。今天出去逛街，晚上就赖在外面不回来了。好容易塞到后备箱里拉回来，明天又要出去散心，又赖在什么地方不回来了。到了这一天，张国焘学聪明了，虽然被安排了一个副官监视，张国焘聪明，就跟电影《谍影重重》里的男主角一样，我上地铁，在地铁开车之前我再下地铁。张国焘坐的是船。
这次摆脱了副官，直接杀到了一家宾馆，马上打电话给戴笠让其接应，这时候负责张国焘安全的副官已经等在旅馆门口，想看看他到底还有什么花样。不料，戴笠的特务上来就把监视张国焘的副官抱住，另一个拉着张国焘上车，扬长而去。
副官回到张国焘的房间，看到桌子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兄弟已决定采取第三条办法，已移居别处，请不必派人找，至要。
蒋委员长清醒地知道这个人对于他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当时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台儿庄，是徐州，是黄河花园口。哪有心思在一个没有任何作用的叛徒身上关注太多。
戴笠不这么想，张国焘刚刚投入怀抱，军统就接纳了他。好吃好喝，有房有车，在川北折腾了好几年的张国焘觉得这就是出人头地的生活了。于是也跟着壮志雄心，提出了第一个计划就是策反一二九师，原因很简单，四方面军的老班底，我的人，我的部队。
结果，派出去了五个特派员，没一个回来。
光环散去，戴笠也不给他好脸了，指着鼻子骂完了，就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后来张国焘被分配到了江西，可也巧了，当年四方面军的手下败将王陵基成了他的顶头上司。王先生本也是平步青云的，就因为败给了四方面军，结果页发配到这。冤家路窄，到我手底下了，能不好好收拾收拾你么？这一通挤兑，张国焘度日如年。
由此可见，人品不好，到哪都受挤兑，比如张国焘。
人品好了，到哪都受待见，比如张自忠。
再后来，张国焘一直贫穷走背字，靠写回忆录和给中情局一点红色中国领导人的资料过活。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去世，临死前，给蒋经国发电说家有三子，都无力支付丧葬费。12月5日，张国焘下葬，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发来了一张3500美元的汇票，最为张国焘最后的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