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科教兴国：本届政府最大的任务(2)

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是一种引导，要引导全社会对科技引起重视。在这方面，中国的做法仍存在误区。这种误区，多少受到平均主义的影响。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并非要求凡是科技人员就都必须是高收入，完全可以拉开其档次。就目前中国的国力来说，给每个科技人员平均每月2000元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给一般科技人员每月600元的同时，给少数高级科技人员每月6000元甚至上万元的方法是容易做到的。这种做法的优点在于，它使社会看到科技界也有富翁，搞科技也是有希望的，同时也使尚未成为高级科技人才的又尚在从事科研的人才有一种盼头与奔头，换句话说；可以调动他们忍耐一时的寂寞，在低待遇的状况下同样能埋头苦干，楷模的作用是不可以低估的，科技界的积极性一旦被调动，中国将大有希望。关键是目前的科研人员看不到希望，积极性无法调动。中国缺少让科技人员感到苦尽甜来的机制。

当然，在中国科技界中虽有文凭但久不出成果的大有人在，为此，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可以建立在精简人员的基础之上。同时，待遇可以与职称、成果挂钩。职称评聘分开，不搞终身制。总之，就是要稳定科技队伍，又要让科技人员受到制约，让他们不断出成果，让中国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地被利用。

四、加强科技转化

近些年来，中国政府虽然对科技给予了重视，但由于科技体制的不完善，科技与市场严重脱节，科技未能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

未转化为生产力的科技只能算是一件半成品，无法增强经济活力，推动社会发展。

中国早已认识到这一点，多年来一直努力进行科技体制的改革，概括来说，中国主要是对科研机构采取“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作法，也就是说，对从事基础研究、公益性研究的科研机构不减或少减科研事业费，而对从事应用研究与开发的科研机构，鼓励他们走向市场，实行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或办公司等等。“稳住一头”是对的，有的科学技术是基础性的，如数学等，它一时很难转化成生产力，我们不可能把它们推向市场，只有维持现状。“放开一片”的初衷是好的，但恐怕此举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科研人员一边要埋头研究开发，一边还要走出门去面向市场，寻找客户，这是相当困难的，因为科研人员毕竟不是公关人员，不是营销人员。当他们花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市场需求及将成果推向市场，必定会大大地影响他们的研究。

中国不妨在这一点上向国外学习，将一些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机构放人企业，最大限度地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大多数经济发达的国家里，研究开发的活动主要是在企业，其次是在大学里，只有很少的份额在政府的研究机构。

把一些应用与开发的科研机构直接收入企业中，好处在于这种作法可以解决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一些障碍。首先，科研的目的性加强了。政府下属的科研机构，毕竟是脱离市场，而放在企业中的科研机构不存在这种现象，它直接服务于企业，企业需要什么，它才研究开发什么，不具有盲目性。目前许多科技专利找不到“婆家”，转化不成生产力，常常怪罪于信息渠道不畅，其内在原因就是专利本身脱离需求，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往往不能很好地去研究市场，把握市场的需求，目前中国经常举办的专利技术博览会成交率低，原因也就在此。科技人员的专利卖不出去，而企业又找不到自己所需要的技术。其次，技术开发的投资有了保障。这首先依赖于科技意识的提高，一旦企业认识到或尝到科技的甜头，自然会给自己的科技开发部门投入足够的资金。当然，每个企业的实力不一样，有的难以拿出资金来投入到科研开发上来。但是，一个企业要想真正创立名牌，光靠购买别人的关键零部件，那么，它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将应用与开发的科研机构放在企业，减少了盲目投资，可以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最急需的项目上。另外，这种作法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政府可以更加从容地对一些基础性的科研与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行管理。

将应用与开发的科研机构放在企业，当然是较为理想的，只是中国目前的状况难以做到这一点，国企与科研机构的合并，本身就，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为此，中国目前只能通过一些科技计划，来加速科技的转化。

早在1984年，中国就出台了“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计划”，将那些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的科研项目，在取得中间试验成果后进一步放大到一定规模进行试验，验证其经济的合理性后，推广应用，强化其向生产转化。

为了加强科技成果向生产转化的中间环节，中国还搞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设项目计划”、“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计划”、“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等。前者试图通过组建重点行业和领域的工程中心，开发适合规模生产需要的共性技术，进行技术工程化和系统集成，增强产业的自主开发能力和市场能力。第二个计划也是想通过组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途径，加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中间环节，缩短转化周期，为企业提供成熟、配套、工程化的科技成果，加速企业产品的更新。

第三个计划则是直接组织了一批技术先进、成熟、覆盖面广、效益显著的科技成果，进行推广。该计划是1990年出台的，到目前已形成了国家、部门和地方三个层次的整体布置。仅“八五”期间，省部级推广计划推荐指南项目就达3万多项。另外，为减少科技开发的盲目性，使其有可能尽快商品化，中国还出台了“国家级重点新产品试产计划”，鼓励广大企事业单位用技术创新的观念，积极开发那些市场前景好，技术水平高、经济效益显著的新产品。

从这些科技计划可以看出，中国在促进科技转化方面确实是作出了努力，而且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的实拖，已使工业项目增收节支600多亿元，新增利税150亿元以上，每年新增粮食近50亿公斤。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被列入推广项目的大多数科研成果，都是无偿地被推广，它们不能给科研机构带来更多的效益，而科研人员的再研究与开发，依然需要政府的资助，这自然减缓了再开发的速度，不能形成开发、转化、收益、再开发的良性循环。只有将应用与开发的科研机构直接收入企业，才能最终促使这种良性循环的形成。

五、社会科学不容忽视

提到科技，人们很容易想到自然科学与技术，往往忽视社会科学，因为自然科学与技术更为直观。其实社会科学在提高企业的活力，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都具有重大的作用。对社会科学，特别是管理科学的忽视，造成的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很多教训。

最能让我们引起反思的是人口问题。在建国初期，中国只有四亿人口，从人口密度与人口总数来说，中国都能很好地发展，但是，由于政府对人口科学的忽视，在一种错误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口急剧增长。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超过澳大利亚的总人口。

要让每年出生的新增人口过上好日子，就相当于每年要新建一个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可以想象，多少自然科学与技术所创造的财富，被这种由于忽视社会科学所造成的后果吞噬掉。

给中国社会形态的定性问题，也曾经严重地影响着中国发展，的方向与步骤。建国初期，由于这方面研究的薄弱，盲目而机械地认为中国已由封建主义一夜之间一跃而成为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子，几乎没有人能回答。大锅饭、平均主义等行为，难道不就是由于这方面的理论缺乏所造成的吗？

社会应怎样发展，社会发展所遵循的规律是什么等社会科学问题，在建国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中国，而错误的理论，导致了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又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束缚，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倒退。

在人口管理科学方面，目前研究的力度仍需加强，特别是关于中国的户籍制度的合理性问题，关于它对科技人才的利用问题。

现行的户籍制度，主要是为了控制人口往大中城市流动，造成难以解决的城市问题，如交通、住房等。中国人口的基数过大，适当的控制是必需要的，但一刀切式的控制方法，造成了很大的人才资源的浪费，影响了大部分地区的发展。大中城市具有众所周知的优越性，如子女教育、发展机会等等，所以大中城市是高级人才的首选之地，但更直接的原因是，进大中城市难，由大中城市去小城镇。及农村却很容易，所以人们，特别是大学生毕业时，拼老命也要先在大中城市留下来。这样自然造成了大城市中人才资源浪费的现象，很多人才的专业对不上口，改行做一般的事务，有些硕士、博士，只能屈才地干些简单的高中生也能胜任的工作，有一些单位，人才济济一堂，不被重视，专长得不到发挥。与此同时，在小城镇及农村，却急需各种人才。

人才不流动，得不到发挥，意味着极大的浪费。而这种不流动，是由单一的户籍制度造成的。为了抑制这种人才资源的浪费，中国可以适当实行人才的双重或多重户籍制度，即拥有大城市的人才可以再拥有其它一个或多个地方的户口。鼓励他们到急需他们的地方，到他们可以施展才能的地方去工作，同时保留他们原来拥有的大城市户口，在他们想回城工作时，可以无后顾之忧。有人也许会认为哪些人是人才、哪些人不是人才难以鉴定，其实这不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不应在这些非关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有人只看到某些有文凭有职称的人不一定是人才，却看不到绝大部分有高文凭高职称的人是人才。

在呼吁提高科技人员的待遇时，我们往往只注重他们收入，其实在某些方面，诸如户口等，给予放宽，也是一种有效可行的方式。

另外，在其它管理科学方面，中国仍有待于提高，一个企业的活力，主要在于管理，并不是有了资金有了技术就能运行得好。为此，我们在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的同时，也要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管理仍很落后，管理科学应进一步受到重视，要花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培养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

六、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科技是一种智力资源，这种资源来源于人本身，而科技的产出有依赖于对人的教育。目前，世界正处于转型期，每个国家都在重新研究本国的经济与教育发展战略。中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面对的形势，绘制了“科教兴国”的战略，确定了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这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纲要）实施意见》及《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为主要标志。

近年来，中国逐步按照自己确立的目标稳步进行教育改革，每年都重点解决一两个关系教育全局和关键的重大问题，其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是中国目前教育的“重中之重”。

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国家还很穷，人口众多，是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十几亿人要吃饭，要受教育，这是哪一个国家都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中国尚存在广泛的地区人口还未解决温饱问题，教育自然还很落后，存在大量的文盲。一个存在大量文盲的国度，是难以全面实现现代化的。为此，中国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国情，确立“低重心”的教育发展战略。

为实施这一战略，中国加大了对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制定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还申请了两个世界银行贫困地区贷款项目，以弥补本国教育经费的不足。另外，在国内，中国还出台了轰轰烈烈的“希望工程”。

据统计，到目前，通过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验收的县市区和其它县级行政区划单位总数已达到1882个，65%的人口地区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区的情况相差很大，在普及基础教育上，也应该区别对待，在大城市中，不仅九年义务教育能得到很好的保证，而且上大学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很高；可是在很多的偏远山区，五年的小学教育都难以保障。为此，中国有必要给各个地区定出级别，分别给出对策。虽然每年都有一些统计，说达到普及教育的概率多少多少，但是，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而且每个地区的教育情况变化很大，在一些偏远山区，随时都有学生在缀学。因此，对待山区的落后教育面貌，中国应该更为务实，给出一个更低一点的标准，换句话说，在很多偏远山区，九年义务教育其实达不到，大部分学生在小学毕业或未毕业就退学了。降低标准，再实施强迫教育，其实更为可行。在香港，九年义务教育称为强迫教育，即所有的人都必须受到这种基础教育。香港是经济发达地区，内陆的偏远山区是无法与之相比的，但是，内陆可以借鉴其强迫教育的方式，只是把标准降低而已，比如实行五年强迫教育。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根除文盲。所谓强迫教育，必须得到法律及政策上的支持，比如未使非成年人受到强迫教育，可视为监护人的违法行为，再者，任何用人单位，在录用人员时，无论其是否为简单的体力劳动，都必须录用受到过强迫教育的人。

强迫教育，最低目标是长期扫除文盲，使所有的中国人都具有学习的基本能力，另外，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种规定，即在中国的偏远山区，很少有人能读完中学后进人大学学习，为此，落后地区的中学教材，是否可以具有一定的差别，让其具有职业教育的色彩，例如生物课的教材偏重于农业的科学种植、科学养殖等方面的技能。使学生既使未能上大学，也能在广阔的农村创业，不至于感到八九年的书白读了。目前，在很多的农村山区，之所以父母不愿让孩子上完中学，就是因为当地的上大学的升学率太低，而高中毕业与小学毕业几乎一样，没有大的差别，中学里所学到的，基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场。如果农村孩子在中学里所学的能使其在农村里走出一条致富之路来，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当然，这种教育方式必须得到高考的配合，即高考需采取“基础课+选课”的考试方式，才不至于这种教育方式影响到农村孩子上大学的问题。九年制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结合，才不影响选择上大学，又可学有所用，这种做法应为中国特别是较为落后韵地区的教育改革方向。

七、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