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抉择：中国新一轮改革的难点和出路(3)

已经走过的改革开放20年也是我国社会转型的20年，伴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开始走上了从传统社会、农村社会、计划体制、伦理社会、同质社会、封闭社会向现代社会、城镇社会、市场体制、契约社会、异质社会、开放社会转变的历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体制的改革、转变和重建与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同时进行，就给改革开放增加了难度，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导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瓦解，赋予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分配自主权，与此同时也就解除了禁止他们外出的约束，大量曾被积淀、捆绑在田埂上的农民开始涌向城镇，提出了城市化的要求。又比如，实行市场经济改革后，非国有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涌现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和阶层，诸如私营企业家阶层、外资雇员阶层、个体户阶层、乡镇企业家阶层等等，随之而来的是这些新的社会结构因素如何融合进我们的社会之中，或者如何在制度上为他们确定相应的社会地位，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如果说这已经走过的20年改革开放旨在促进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那么今后的改革开放不应只是像过去20年那样专注于促进社会分化，还要把社会分化与社会结构的重构和整合结合起来，因为经过20年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20年前大不相同了。

20年前的中国，权力高度集中到中央，社会的各个方面乃至人们的思想都被控制得严严的，这种管理体制虽然有助于快速贯彻中央和最高领导人的决定和思想，但是其代价便是扼制了社会各个部门、每个个体参与发展和建设的活力、动力和积极性，很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解决的就是社会缺乏发展活力的问题，改革开放的方法就是中央放权让利、政府放权让利以及放宽对社会活动的控制，调动各部门、各个体的发展积极性、创造性，并挖掘新的社会发展潜力，拓宽社会发展空间，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上就表现为社会分化，包括从原有社会结构因素的分离、衍生和新的社会结构因素的诞生、发展两个方面。所以我们认为，已经走过的20年改革开放主要是通过改变原有体制及政策，促进社会结构的分化，以激发我国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具体地说，这20年的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以下十大重要分化：

第一，农民的分化。

改革前，所有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城镇户口的人口都被归类为农民，当时不论是在经济收入上还是在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上农民之间没什么差别可言，是地地道道、纯一色的人民公社社员，当时国家规定，农民只能务农，而且还不允许独立务农，只能以生产队或大队的方式集体务农，农民不能经商、不能外出打工等等，农民所享受的活动权力很小、很窄。但是农村改革通过解除对农民如此多的限制和约束，使农民有了更多的活动和生活空间，农民便开始了分化。虽然他们仍然是农业户口，但是他们的社会特性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彼此之间差别非常之大：从职业上看，既有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又有兴办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的农民，还有给这些农民打工的农民，甚至还有出国打工、经商的农民，当然还有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等等；从收入上看，既有家财万贯、拥有资产上百万元、上千万元甚至上亿万元的农民富豪，也有一贫如洗、连温饱尚未解决的农民，当然还有年收入从几千元到十万元、几十万元的农民；从生活方式上看，既有开着车、抽着名烟、喝着名酒、穿着名牌、手持移动电话、住着豪华房子、周游列国的农民，也有爬火车、干赃累活、住工棚的农民，更有起早摸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生活自给不足的农民。于是农民的称号上又多了许多新的“头衔”，比如农民工、农民企业家、农民雇工等等，这说明农民已经分化了。学术界对农民的分化给予很高的重视，认为农民已经分成了许多阶层，目前提出了许多种，有四分法、六分法、八分法、十二分法、十六分法等等。不管怎样分，目前基本上还是从职业上对他们进行分类，最普通的几类是：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雇工、农村个体户、乡镇企业家、农民企业家、农村管理者、农村知识分子、农村私营企业家等等。

第二，工人的分化。

过去，除了企业干部以外，所有在企业干活的人员都是工人，他们享受着一样的社会、政治地位和待遇，他们之间只是存在着很小的工资差别，分为几级工而已。但是，改革开放后工人的分化也趋于明显。即使在一个国有企业内部，也存在正式工、临时工、合同工的差别，而且目前工人群体不只是限于国有企业，不像改革前那样几乎只存在于国有企业（那时叫国营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今还分布到各种各样的非国有企业，涌现了诸如乡镇企业的工人、私营企业的工人、个体企业的工人、外资企业的工人、合资企业的工人等各种各样的工人。他们之间不再是一群拿相差不大的工资阶层，而是存在着很大的收入差距的人群，既有月薪几百元的工人，也有只拿不足额工资的工人和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的工人，还有月薪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工人。

第三，知识分子的分化。

目前知识分子不仅仅限于学校、科研单位，而且已经向各个领域、行业和部门渗透，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之间在身分地位和经济收入等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变化。大中小学校的教师在收入上大不一样，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师的收入也很不相同，文科教师与理工科教师也存在很明显的收入差别，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科研人员在收入上无法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的科研人员等量齐观，从事基础研究的知识分子的收入远远低于从事应用开发研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个体之间的收入也千差万别、五花八门。

至于从社会身分、地位和声望看，既有著名知识分子、名流知识分子、贤达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知识分子、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享受国家津贴的知识分子，当然还有更多的是默默无闻、没有多少社会声望的知识分子。

第四，企业家的分化。

我们都知道，在计划体制时代，虽然存在国营企业和社队企业之别，但是真正被作为企业受国家认可的只有国营企业（包括大国营企业和小国营企业），当时企业的厂长还不能称作企业家，只称之为企业领导。如果套用现在的用语，那个时代只有国营企业家，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种类的企业家。现在，企业家有大小之分，有所谓大企业家和小企业家；企业家还有所有制特性的差别，诸如国有企业家、乡镇企业家、私营企业家、外资企业家等。他们之间的大小和所有制特性的差别还不只是名称上的差别，实际上也意味着明显的收入、地位和名望上的差别。

第五，职业的分化。

近二十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各种各样的新职业不断涌现，如家庭服务、咨询、公关、经理、董事、总裁、歌厅酒吧服务、调查、广告策划、代理、股市交易、律师、会计事务、培训、开发等等，年年有新职业诞生，不再像过去那样几十年一贯制，只有工、农、商、学、兵、干六类职业。

第六，所有制的分化。

改革开放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社会结构格局，使其他所有制得以产生和壮大，出现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多国联盟”局面，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又有私有、合资、个体、股份等多种非公有制和非纯公有制。近二十年来，虽然公有制经济的总量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在不断地缩小，非公有制比例越来越大。比如，“1980～1995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企业的比重从76.0%下降到34.0%，”集体工业的比重从23.5%上升到36.6%，城乡个体工业的比重从0.02%上升到12.9%，“三资”、“私营等其他类型工业的比重从0.5%上升到16.5%。”1980年时我国个体、私营和三资等所有制成分几乎无从谈起，但是到90年代中期已经在我国所有制格局中占有很重要的份量。

第七，部门的分化。

这一分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原先各行政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都是隶属于统一的计划体制，只是该体制的一个执行部门，没有独立的利益，可是经过放权让利的改革后，不论是经济部门还是行政管理部门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特别是行政管理部门兴办了各种企业和公司，从而有自己的独立的收入渠道。因而，各部门之间在改革中聚财的速度很不相同，因此彼此就有很大的差别。二是新的部门在改革开放中涌现，这些部门更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而生的，其利益趋向相当明确，彼此的差别也就不言而明了。

第八，区域的分化。

我国地域辽阔，历史上就存在区域性的发展差别，这种差别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存在。然而，我国采取了梯度推进的改革开放战略，先开放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并给予许多优惠政策，使那里的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使本已存在的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别进一步扩大。除此之外，区域分化还表现在同一区域内部的差别的扩大，即使在东部沿海地区也有发达与不发达之别，江苏苏南的发展远远领先于苏北地区，即使在一个市范围内，比如浙江的温州市，既有全国的百强县，也有省级贫困县，天津的大邱庄产值已经达到几十个亿元，而与其相邻的许多村庄年产值还不到百万元。这种分化在改革前是难以想象的。

第九，中央与地方的分化。

放权让利的改革开放也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调整，结果出现地方利益的强化，形成中央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差别。对此影响最大的就是国家采取了使地方财政相对独立以及将地方利益与当地经济发展密切挂钩的改革政策。

第十，国家与社会的分化。

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时代，国家几乎控制所有社会领域，大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活动，小到个人日常生活乃至家庭婚姻生活，都在国家控制之下。改革开放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权力和范围在不断地收缩和调整，独立的社会空间在不断地扩张，出现一个自主调节、自主运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国家行为的社会领域，在这个领域起作用的机制是市场、中间社会组织、舆论、习惯、时尚、人际关系等等，很不同于用法律、行政等手段进行调节的国家领域。

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结构的分化，提高了社会多样化程度。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因为多样化一方面能给每个人和每个社会组成部分提供发挥各种能力和潜力的多种选择途径和空间，另一方面通过显现各社会组成部分和个体之间的差距来激活竞争、竞赛，提高发展效率，与此同时多样化还能使不同社会组成部分和个体之间形成互补互利机制，达到对社会资源的最有效的配置。改革开放正是这样推动我国取得了连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但是，社会不断地、多层面地分化，也会带来社会整合不足的问题。虽然分化会使各分化单位之间出现竞争、竞赛，还能使他它们彼此互补，但是如果各个分化单位之间在权力、利益和实力上相差太大，就不可能出现互补现象，也不可能形成竞争、竞赛之势，反而会使权力小者、势力弱者难以获得有利的发展机会。这就提出了社会公平、合理和合法这样的社会整合问题。

在已走过的20年改革开放的时间里，与以上十个层面的社会分化而带来的最大问题确实是这样的整合问题。农民的分化确实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可以从非农活动中获取更多的收入，改善了生活条件，但是目前农民的分化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许多长期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享受不到与城市户口的居民同等的待遇，长期这样下去，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而且许多年轻的农民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与此相伴的社会冲突、摩擦已经发生；由于受户口及其相关政策的限制，许多农民只能就地办企业，既侵占了农地、污染了环境，又受到基础设施、社会服务的限制，难以与城市企业进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有少数农民就铤而走险，搞起了假冒伪劣产品。这些问题也就是农民的分化与我国城市化机制滞后或者说缺乏良性的城市化整合机制之间的矛盾的产物。工人的分化打破了等靠要的工作机制，但是与此而来的便是工人收入差别的拉大，城市中既有富裕的工人（比如外资企业雇员、所谓的白领工人），也出现城市贫困工人群体（包括部分下岗工人、待岗工人、企业效益不好的在岗工人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过去那种工人是主人翁的宣传难以使他们整合，因为这种宣传的效应是建立在过去那种干好干坏一个样、干部工人差别小的机制和政策上的，显然这种政策和机制是改革的对象，因此建立新的整合机制（比如统一的社会保障机制、健全收入所得税体制）已经是迫在眉睫的改革任务。

企业家的分化也涉及到公平对待的问题，在当前的社会格局中，国有企业的企业家还是被赋予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他们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和政治待遇，许多大型国有企业的企业家的行政级别是相当高的，有的是副部长级，有的是部长级，但是私。营企业家、个体企业家就没有这样的荣幸了，有的人自称为是“随后娘嫁过来的孩子”，得好好地干活，一旦惹了那些亲娘生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伯伯叔叔伯母婶婶舅舅舅妈姑父姑妈”等等生气，还得低三下四地赔礼道歉，“吃饭”时还要伺候好他们，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他们只能找靠山、拜“干爹”，为许多官员腐败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