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戊戌遗下的政治课题（2）

三、改革的权力悖论--从民主到专制

维新派的政治理想是什么？毫无疑问，是西方式的民主政体在中国大地上的再现。尽管甲午战争他们把向日本和向俄国学习作为当前的现实任务，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并非是日本的二元君主制，而是英国的议会君主制，即所谓虚君共和。康有为的弟子说过：“先生为中国首倡民权之人，主行宪法，以维持于君民上下之间，故比较各国宪法之优劣，最醉心于英。”而他们心目中最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则是比君主立宪更进一步的民主共和制，因此，康梁诸人不仅在“张三世”的进化理论中将太平世与民主共和制相联系，而且还在所谓《实理公法》中，按几何原理推出人类公理，判定“人有自主之权”为天经地义，并断言：“地球各国官制之最精者，其人皆从公举而后用者。”由民众“共立者”，就是所谓的君。《时务报》、《国闻报》、《知新报》与《湘报》上种种慷慨激昂的伸张民权的议论，更是向世人表明了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推崇和向往。

在维新运动中，他们组织社团的活动，也充满了学习西方民主的意味，几乎个个都是民主的实践。康有为和北京一批赞同变法的京官组织强学会，按照民主程序选举提调（总理）、助理和书记员，办会有意地模仿西方议会，康有为甚至认为它就像“外国议院”。

保国会的民主气氛就更浓，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保国会的“讲例”，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矩之外，参加者和演讲者都本着极其民主平等的精神与会，甚至连必要的权威都没有（没有主持人），演讲者由与会人公举，议程由会议商决，连开会主题都由民主公决。再看保国会章程，全部30条中民主原则以一贯之。其中第12条：“会中公选总理若干人，值理若干人，常议员若干人，备议员若干人，以同会中人多推荐者为之。”总理若干与值理若干说明会务的主持是非集权制，而是集体负责制。常议员和备议员的设置，说明采用的是仿行的议会制，因此第13、14条又规定了“常议员公议会中事”，“总理以议员多寡决定事件推行”。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议会制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立法与行政分开的原则。另外像会中财务、帐目管理，入会退会等等都本着民主精神，绝无一丝一毫的个人专断在内。稍微大一点的款项动用，就需会众公议方可。财务还有查帐制度，规定一经查出有营私舞弊行为，不但责任人须受罚，而且保荐人也要负连带责任。可以说，算上康梁在戊戌之后的政治组织，以及革命派的政党，保国会堪称是当年最富民主气息的政治团体之一。

但是一涉及到真的政权，进入真刀实枪的变法实施阶段，康梁谭等人居然很快就变成了皇权至上主义的拥护者。康有为在上呈的《日本变政考》中虽然还强调议院的重要性，指出：“日本变法以民选议院为大纲领，夫人主之为治，以为民耳，以民所乐举乐选者，使之议国政，治人民。其事至公，其理至顺。”但先期进呈的《俄彼得变政考》，已经把君权的“乾纲独断”，以无上的君权雷厉风行推行变法，果断地翦除敢于反抗自己意志的贵族这种“铁腕君主”风格凸显出来，民权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了。

紧接着，康有为等人开始围绕皇权设计制度变革，制度局与开懋勤殿的设想，与其说是西式的制度变革，不如说是从亲太后的亲贵大臣手中夺权，不如说是再一次强化皇权的努力。民权之说此时已经偃旗息鼓，谭嗣同与林旭想再提开议院之事，也被康有为所阻止。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康有为本人对于依傍皇权，自上而下变法的渴望，自康有为1888年以荫监生身份第一次上书皇帝以来，他一直就幻想着能有那么一天，皇帝能听从他的意见，以君权发动变法，显然，这是当时的中国最为便捷的革新之路。鉴于洋务运动地方导向的局限，康有为不再把希望更多地放在开明的地方督抚身上，也不屑于像洋务运动那样搞一点一滴的改良，更不屑于像那些西化的前辈士人那样，满足于把才智提供给洋务派的官僚，甘于以幕僚终老。康有为等人一出山就是大手笔，无怪乎汪大燮说康“慑力胜人”。

其次是由于光绪皇帝出色的表现，大大地强化了维新派对依傍君权变法的幻想。以致于将明明不甚理智的光绪路线的变法，变成了维新派坚定不移、一条胡同走到黑的选择。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种种表现，维新派似乎寻见了士大夫祖祖辈辈渴念已久的明君贤王，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贤君，自然可以完全地信赖，无论怎样强化他的权力，都只对变法有利。

其三是因为变法过程中受遭致的各方激烈的抵抗，使维新派意识到目前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对变法持反对态度的人远远多于支持变法的人，这种时候如果真的实行民主原则，他们就有可能淹没在多数的反对意见里。“以守旧之党，而谋开新政，是欲蒸沙而成饭。”康门弟子陈继俨的这句话，点出了他们的担忧。

其四，出于对中国国民素质的悲观估计，和民权生于民智理论的信念，维新派认为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就明确提出：“学校未成，智识未开，遽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显然，在他们眼里，此时中国的老百姓，还只配接受明君贤相的统治。康门弟子说：“中国地大民众，变法甫萌，骤开议院，众盲同室，法且难变。故先生心在立宪，而行在专制，义在民权，而事在保皇，似相反而实相成，诚中国因时立宜之政体不得已者也。”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维新派出于策略的考虑，认为强化君权有利于推行变法。一则光绪是位坚持变法的开明君主，有施行人治的基础；二则专制政体在非常时期的效率往往要高于民主政体，借助于君权推行变法的确有比较有利的一面，君主口衔天宪，可以用过重的刑罚来惩戒那些阻碍变法的官员（如果皇帝真的有权的话），而不用顾虑法律和民意机关的约束。

正因为如此，追求民主的维新派在变法实践中的表现，甚至比光绪皇帝还要专制，湖南举人曾廉上书求诛康梁，批评光绪不要祖宗，谭嗣同要将之治罪，反为光绪所阻。因为维新派借强权推行变法之心太盛、太切。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君权还是光绪，都只不过是维新派实行政治变革的过渡性工具。

这种从追求民主到固执专制的转变，虽然从表面上看逻辑很清晰，但内中却含有很荒唐的悖论。当康有为十分热衷于说服皇帝推行变法时他似乎忘记了，他事实上是在试图让皇帝实行一场最终导致剥夺自己权力（至少是限制）的改革，而他们拥戴光绪的初衷也不过是借助光绪之手实现国家权力实质上从皇室移向议会和向议会负责的政府。这种思路在最初他们是能够说服自己的，可是一旦真正与光绪搅在一起实行变法，他们就很难保持内心的平衡，心安理得地把通情达理的光绪当成跳板或者工具，他们开始只是不忍心告诉光绪议会政治的真相，从他们嘴里，好像议会君主制中的君主反而更加有权了，后来就不再提议会了，制度局也没有任何限制君权的功能（而这种功能本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把希望只寄托在个人品质的基础上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大忌，而戊戌维新，康有为的制度变革恰恰犯了这个大忌。

一些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美国学者曾指出：“在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我们看到立宪对君主专制独裁的制约不断在加强；而中华帝国晚期历史上与此相反的发展趋势所产生的环境因素却局限了中国人，甚至那些反对这种发展趋势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们也对政府有所期待。”中国传统社会无所不在的政府权力令“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士人们感到厌烦，也使他们受了毒化，他们总难以克服对皇权主义政府权力的依恋与幻想。所以，在维新运动中事情就变成这样的不可思议，他举起一只手要打倒皇权专制，而另一只手却攀着皇权的马车，指望它将自己载到民主的彼岸。大约后来梁启超感到了个中的矛盾，所以他在自己唯一的一部小说《新中国诞生记》里，给光绪安了个总统的位置。

也许，这就是维新派解决自己心中难题的答案。

四、铨选的难题：科举与八股

科举改革是戊戌维新的重头戏之一，由读书人发起的这场变法运动，对一向被视为生命的科举与八股文，投去了过多的关注。因为人们习惯地将人才的得失看作国家兴亡的关键所在。开始于戊戌变法的科举改革，虽经波折，但终于在20世纪初的清廷新政中完成。然而，它还是给日后的中国留下了一个未竟的铨选难题。

一、上升的阶梯与意识的统制

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总是十分注重从社会各阶层选拔人才来充实更替政府官员，一方面是广泛地吸收人才资源，一方面是消融反叛于萌芽，尽可能地化解心怀异志者的异心。同时也有借此贯彻官方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特有的铨选系统，只有在中国这种身份不固定，“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社会里才能实行，而西欧中世纪那种层层封建、身份固定世袭的社会是不可能的。

中国传统政治的铨选制度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秦是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由于二世而亡，铨选未及健全，依靠原来战国年代从各国吸收的人才加上军功与纳粟而得爵者，以足敷用。两汉的铨选制度已相当完备，不仅具有选拔功能，而且初具意识统制的功效。两汉的铨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被征举者被要求“知书”（秀才）“达礼”（孝廉）。

征举制的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推举人不是地方官即为中央官，推举难免掺上个人私意，甚至成为培植各人势力的一种手段。鉴于这种弊病，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征举制改为九品中正制，即由专门的中正官来执行原来由各级官吏执行的察举推荐任务。结果，情况更糟，中正官很快就被高门豪族控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的畸态情势。

隋唐逐渐建立完善了考试制度，仕进的门类有进士科、明经科、明算科等等，以收揽各种人才。应该说，唐代通过科举吸收的人才之盛，堪称各代之首。唐太宗“天下英雄尽人我彀中”之慨，不为无因。

自宋代以降，科举制度日趋完善，不仅考试制度完备缜密，选拔除官制度也滴水不漏。也正是从宋代开始，科考开始与儒家经义有了最紧密的关系，而且是唯一的关系，想步入仕途的人，必须熟读儒家经典不可。

后来如过街老鼠般名声的八股文，就是在科举制度走向成熟之际，成为科举的一部分的。据考证，八股文之源出于北宋王安石变法。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全面变法，将科举考试原来沿用唐朝明经科帖经、墨义的做法，改为演绎经义为文。原来的帖经、墨义，只要考举子对儒家经典的背诵（将帖上的经文复述出来，默写出规定的一段经文）程度，而这一改，就改成了对经文的论说阐发，“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此后，科考之文由于统治者的有意诱导，沿着增加“文采”和墨守经义的方向走下去，就变成八股文，人又称四书文或时文。

在明宪宗成化年间，八股文已经成型，这种文体采用排偶句式，文章有固定的格式，分“起”（破题）、“承”（承题）、“转”（起讲）、“合”（结束）四部分，每部分两支对偶的文字，因对称像两条腿，故称为“股”，二四得八，遂得八股之名。

八股的文体是程式化的，而精神内涵则以朱熹整理与注释的《四书》、《五经》为准。所以内容也趋于固定化或者说僵化。考生必须严格地按朱注的路子说话，而且是模仿圣贤（孔孟）的口吻说话，所谓“代圣贤立言”，考试出题全由四书五经中选取甚至截取现成的文句，所以考生要想中式，背诵背熟四书是前提条件（由五经出题者较少）。再加上考试时必须揣摩“圣人之意”，加以演绎，所以，对经文不仅要熟，而且还要有点体会，就是说你要有能根据试题的经文文句以及上下句环境说出一些意思来。这样，通过科举这个杠杆，统治者很巧妙而且有效地贯彻了意识统制的精神，程朱理学在这里成了封建王朝意识形态的钳制工具。八股文程式固定，文句要求对偶，声眼上平仄分明，还必须合辙压韵，破题不能直言犯到原题之字，但却必须讲出原题的意思，考试成了文字游戏。充斥了类似。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这样的废话、空话。有人戏笔“三十而立”为题的八股破题曰：“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不敢坐矣。”虽是恶作剧，但不能说不符合八股的要求。

明清以来，商家坊间刻印的中式八股选本就像今日高考、考研的复习资料一样，满天飞。清代官方也由方苞出面，编选了明、清两朝诸大家时文四十一卷，定名《钦定四书文》，作为全国试子的八股文范本。结果，几乎所有应试举子都把这种中式时文作为案头首要，相对冷落了统治者所要他们必读的圣贤之书。据说曾出现过这样的笑话，清代有位中式举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

但是，八股也有它的妙处，一来是批卷标准容易掌握，二来应试者没有一定的文字功夫与技巧做不好八股，所以考试也能考出一定“水平”来，也就是说，没有取中的人虽然未必没有才能，但取中的人也需有点才智才行。三来就是可以通过考试强化儒家伦理道德意识，便于推行统治意识。

但是，八股毕竟有那么些弊病，所以自从它出世以来，不断遭到士人的抨击，事实上，就是那些借此得以高中的士人，对八股也是一副不屑的面孔。明末的文人居然将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八股，有首流传甚广的“士谣”就这么说：“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口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认为八股取士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要祸害，秦始皇不过坑了四百个儒生，而八股坑害的儒生何止千百万。有清一朝，批评八股的呼声从未断过，乾隆时有人还特意编了打油诗：

读书人，最不济。背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计。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唏嘘。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不仅如此，明清之际的小说像《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都对八股取士极尽讥讽挖苦之能事，反映了文人们相当普遍的对八股取士的反感情绪。

明清之际的帝王也偶尔会对科举和八股取士的功用心怀疑虑。明太祖朱元璋以马上得天下后，迫不及待地开科取士，连考三年，中举的人一律免于会试直接授官，可是他发现取中的文章之士办事能力不尽如人意。于是一转念下令停考，改为荐举，不想荐举弊病更多，被举之人相形之下还不如考的，而且还有结党营私的大弊病。两害相权取其轻，朱元璋终于想通了这个道理，于是科举又发展了下去。清朝康熙初年，也曾在反对八股取士的呼声中决定废止八股文，将乡、会试首场的试八股制艺改为考策论，但是也只实行了两科，比较起来，觉得还是考八股稳妥，于是又复其旧。

虽通过科举的独木桥进入仕途的读书人并不多，每年上千的举人与拔贡，三年才出几百个进士，能跻身这些人中间才算是有了出息，更多的人只有在攀升的阶梯下端挣扎的份。但是科举千百年来的确吸引了全国读书人的目光和精力，“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名不虚传。尽管科举考试制度也有很多弊病，但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种比较好的铨选制度，考试中舞弊行为也有，但总的来说，明清之际考试还算规矩，由于制度很缜密，皇帝又很重视，科场取士还算公平。它保证了皇朝源源不断地可以从中下层士人中汲取人才资源。虽然考试内容不甚合理，但想要入仕的读书人会适应它，就像《皇朝续文献通考》所云：“顾皇朝开国二三百年，挟时文以进者，亦每有魁垒鸿石落乎鼎钟，此特亭林（顾炎武）谓士之能得科目，非科目能得士也。”不论士得科目，还是科目得士，毕竟有了这种考试，贫寒的读书人得以跻身官僚阶层。也把全国的士人都吸引到这个艰难的攀升阶梯周围。更重要的是，以科考为中心，明清王朝建立了一套学校体系，从国子监、府学、州学、县学等官学，到社学、义学和乡塾等私学，全被科举导向纳入了墨记背诵四书五经以及揣摩演绎“圣贤之意”的轨道，连童子识字课本，《千字文》、《幼学琼林》等等也贯穿以四书五经的精神，如果一个人能由发蒙读到“开讲”与“开笔”，那么四书五经就成为他们听说读写的全部内容。只有少数真正的学者之家才会让子弟学点别的，而这些“书香门第”也须钻研时文，应付科考，否则照样为人瞧不起。

这就是为什么在不断的反对声中，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仍能固若金汤的缘故，这个制度的确能比较好地满足传统王朝的政治需要。

二、在近代化挑战中的科举困局

进入近代以后，在应付西方的挑战过程中，传统的政治体制表现出了相当的弹性，但是科举这一比较起来还算合理的制度却显得十分的沉滞与不合拍。遭到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批评。首先洋务派的一些人对它不满。由于科举考试制度与学校体系紧密相接，所以当近代化需要引进新的教育体制，培养新式人才的时候，居然发现科举成了最大也最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些洋务派大僚如李鸿章，虽然以裱糊匠自居，并无变制的野心，可也对科举大为不满。现实的事态是，凡是进新学堂的人，十有八九系科举道路上暂时不可能攀升之辈。一旦他们通过新学堂挣了出身和资本，多半要转过头来再扎进时文里，应考求科名。像严复这样留过学、官拜总办的人也要一次次地参加顺天乡试。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直到外放使臣，官至红顶，还是以未经科举正途为耻。这种状况，极大地干扰了新教育的推行，使其在中国刚刚萌芽就处于无情的严寒之中。

另一方面的批评来自于传统士人经世致用流派的一翼，也加强了对八股取士的攻击，他们面对多变的世事，愈发意识到八股的空乏无用。道咸时学者孙鼎臣说：“现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于己，而漠不关其心。及夫授之以官，畀之以政，懵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手而听之胥吏之为。”李东沅干脆将科举这种形式也一笔抹到，他认为科举制艺，使士人“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销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泊登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

比较有意思的是，凡是少年科第，尤其是名次很高的士大夫，往往都不把八股当回事，因为他们怕人家说他们只晓得制艺括帖，没有学问，所以一旦金榜题名，八股就被弃之如弊履，或去研经，或者习史，或者琢磨边疆史地，还有玩诗文词赋的，但绝不会有人再看一眼八股文，自编年谱的时候，还非得加上一句什么向不喜八股制艺之学的话。相反，比较在乎八股的倒是那些屡试不第的秀才，有时，会做八股成了他们唯一的优长--足以夸耀于平头百姓的优长。

尽管有来自双方面的交叉火力，但科举改革还是推不动分毫，连开经济特科这种修补性改革都实行不了。1867年，御史张盛藻在奏折里说：“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科举牵扯到“道统”（孔孟之书，尧舜之道）问题，不仅仅是个选拔官吏的程序。科举的强烈导向作用，比任何国家的强制政策都更有效地贯彻封建道统。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为龙头的，教育的目的，不仅是断文识字，具有文字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接受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中国的教育很少有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几乎所有的技艺性的教育都不在正式的教育系统中进行，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最后的归宿就是作官，进入仕途。而进入仕途最要紧的是具有正统的道德。

洋务运动必须培养新式的人才，这是近代化的必需，但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并没有像倭仁想象的那样，什么人才都有。除了极少数偏好算学的“畴人”外，其它的自然科学几乎没有人擅长，一向以拥有能工巧匠著称的中国，于近代工程机器学一无所知，不论工匠如何精巧，也难以制造出合乎要求的机器。曾国藩安庆制造所仿制出来的小轮船，虽然能走，但马力小、速度慢，而且不懂机械图纸，再造就难以为继了。其它如化学、电学就更是困难。所以，中国教育非添加新式成份不可。可是添加的新式成份显然与科举格格不入，两者根本衔接不上。学习声光化电和外语以及造船造枪炮技术，不论多么精通，都无法迈过哪怕仅仅是童子试县考这一小关，更休谈中举中进士了。反过来等到八股文练得精熟，不论考中考不中，都已错过学习自然基础学科的时机，纵令拼上全力，也难有大的造就。反过来，如果先学新学，再习八股，或者像严复那样屡试不第，或者侥幸得售，结果势必把原来学的东西丢个大半。最严峻的问题是，无论新教育有何种的优惠，只要朝廷中还保留着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并且赋予它法定的铨选正途地位，读书人就不会对新教育感兴趣，新式教育无论从生源到教育效果都要打折扣，即使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还有可能被科举拉走。

但是，中国毕竟一天天地在走入近代，西方列强并不会因为科举制度的依然故我就放松对中国的侵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中国需要的新式人才只能愈来愈多，学新学的“异途”人才虽然在官场仍遭白眼，但用得着他们的地方越来越多。这当然使得由科举正途出身而观念守旧的人们愈发嫉视“新式”人才，同时也更加看重科举，看重八股。虽然在维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防御战中，他们不免节节败退，但直到戊戌年，他们还是咬住旧式科举在维护封建统治之“体”方面的功用，来反击要求改革科举的人们的攻击。当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非无懈可击，因为既然攻击科举的人们也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么科举考试是为了选拔官员，不是选取专业技术人员，所以“体”才是关键，需要专业技术，可以聘用这方面的技术人员，专业的技术人员，不一定就能当好行政官员。这种说法好像也不无道理。

其实，铨选制度与教育体系应是两回事，它们之间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并不应该相提并论。在现代社会里，教育负有多种功能，其中主要的是普及国民的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知识与技能，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各种层次的专业人才，其中也包含政务、行政、法律、财税等方面的人才，但并不意味着通过了这种专业教育的人就有资格去作官，从学校出来最多的人才不只是投身政界，而是面向整个社会，金融、法律、商界以及更广泛的工业各部门、各种企业（私营与国有的）才是最大的人才容纳所。我们应该看到，虽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般行政官员随政党选举的成败而全进全退的现象，但很快西方国家就实行文官考试制度，把政务官和事务官分开，政务官随政党上下而进退，而事务官通过考试选拔，处于长期的稳定状态，从而保障了政治的稳定性和政策的连续性。

但是在传统的中国，由于社会分工还远未达到那样的程度，所以实际教育体系是与铨选制度绑在一起的。除了最下层那些根本没有条件继续读书的农民，上一两年私塾只是为了识几个字以便更好地谋生外（农村也确实存在与宣扬传统道德不一样的识字课本，主要以看图说话的形式，识一些农村常用字，如《对相四言》、《六言杂字》之类），读书就是为了作官，至少也是为了知书达礼，作个乡间儒生，以传播知识，弘扬儒家伦理为业。而整个社会的各种行业的专门知识教育，只是通过以师传徒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根本与学校无缘。

正是由于中国铨选制度与学校教育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搅在一起，所以历来厌恶八股的人“恶”屋及乌，连科举一起厌恶掉了。近代以来，批评八股的人大都同样嫌恶科举，一批思想家如郑观应、马建忠、薜福成、陈炽、胡礼垣等人，干脆把废科举与兴学校相联系，视为一个事物的正反面。就是李鸿章、张之洞这样当年科第顺利、出身翰苑的洋务派大臣对科举也无好感，对废除它虽不敢大声疾呼，但心里却是赞同的。

当接力棒传到康梁等人的手里时，他们对科举的态度并没有多少变化。一方面，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重要性，因而为之大声鼓与呼。另一方面他们又将科举制度对新教育体制建立的障碍既看成是内容上的，也看成是形式上的，也就是说，从他们的内心愿望，是完全希望废除科举制度的，为此他们甚至鼓动当时的开明士人抵制考试。但在实践中却很明智地把火力集中在八股头上：同时，由于意识到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在维护封建道德方面的巨大功效，拥有意识决定论世界观的维新派，在改革实践中对废八股改科举直至废科举注入了过多的精力和热忱，对他们来说，八股的存亡，科举的兴废已经不是铨选制度本身和教育体系的改革范围之内的事了，它关系到全国士人的士气人心，关系到新的意识形态能否在全国贯彻下去的大问题。在那时的进步士人心目中，不论中国有多少西方化的成份（即资本主义因素有多少），“士心”的向背才是近代化成败利钝的关键。

科举考试制度这种选官的形式，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学对世界官僚科层制度的一种贡献，可是在近代中国，却陷入了一种非常尴尬、难以自拔的境地。有的时候，人们甚至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咎于它，好像科举一废，中国马上就会人才辈出，赶上和超过一向欺负中国的列强。不用说，科举制度身上挨的板子多了些，也重了些。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难免犯直线式思维，形而上学分析问题的毛病，他们只看到了科举是新式学校体系建立的障碍，不知道这种障碍其实也可以变成动力。

三、废八股的前后

在戊戌变法的各个方面，除去抓印把子的政权变革（制度局之设），维新派最重视的就是科举变革。他们不仅将变科举视为培育人才的百年大计，还视科举改革为士人意识转换的枢纽。

在整个维新运动的宣传鼓动中，关于科举变革的呼吁占了相当份额，也很受一些有能力接受新学，同时较为开明的士人的欢迎，像孙治让、吴稚晖这样的人公然表示不再参加科举考试。在《时务报》风靡天下的岁月里，八股帖括几乎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论新学旧学，但凡有点“学问”的人，都对之表示鄙夷。这种心境从前很多士大夫就有，只不过面对西方的挑战，又经过梁任公生花妙笔的渲染，大家厌恶八股的情绪更加强烈而且外露了而已。康有为等人对八股的痛恨感觉几乎跟当年明朝遗臣差不多，明朝的遗老将江山易色与祟祯吊死煤山都怨在八股身上，而康有为他们也将清朝在近代的积弱积贫，国势日衰、国土日削的局面归咎于八股。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反映，康有为接受光绪召见时，恨恨连声地对光绪说：“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应该说，康有为是真心实意地对科举、对八股有怨气，也确实相信，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为中国的现状负一大半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