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为官从政的智慧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忠臣、廉臣。他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虽然他们的结局很多是不尽如后人的愿望，但也赢得了留传千古的美名。美名或非他们所愿，却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
诸葛亮：智者的功劳与苦劳
智者的困惑
怎样成为“智者”呢？是精于构建应然智慧，还是着力于实践此岸智慧，抑或兼而有之？为什么很多事情看似智慧而实则愚蠢？为什么很多事情短时间内显得高明而不能经受长久的考验？智慧抑或不智慧为什么令人难以确认以至于成为一个问题？
智者是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教师抑或聪明并有知识技能者，古希腊的智者对哲学问题有不俗的见解，对后世有深远的启发。大多思想家以毕生的努力求索现实智慧或应然智慧，以历史人物的不智之举为戒，这种思想图景往往反映在中西思想发展史上。
看来，通过多年的历史烟尘而仍被视为智慧，实在不容易。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及演义类文学作品中，诸葛亮始终堪称智者，生前身后都得到赞扬，这是令诸葛亮感到安慰的荣誉专利。
这位智者童年时丧父，由叔父诸葛玄抚养成人，诸葛玄为太守，这使诸葛亮幼时便见过世面，师从水镜先生司马徽之后，诸葛亮读了很多智慧之书，尤其愿以大略视野观历史，且以当时的社会现实印证之，常以管仲与乐毅自比。
当27岁的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时，应该感到身上担子非常重，此后他大都在征战中度过。“五目渡泸，深入不毛”，加之遭遇暑热毒泉，环境的艰苦不难想象，这个能臣既要领兵打仗，还要安邦治国，真能够像周瑜一样“羽扇论中，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吗？样子可以做出来，但此前无疑要极其劳神地思虑，否则便没有戴头巾摇鹅毛扇的潇洒的资本。
诸葛亮之劳累不仅表现在为刘备谋划，《隆中对》之后的见解令人赞赏。联孙抗曹，赤壁之战，夺荆州、益州、汉中，以蜀汉政权与曹、孙并成三国鼎足之势，其间可见诸葛亮的智慧与才能。
刘备尽管有高贵的历史出身，而其现实出身乃一卖草鞋者，但毕竟不乏乱世中安身立命的智慧，辅佐这样的人还可有几分时光稍作闲暇的消遣，及至面对刘备之子阿斗，感受智慧不能托举之物，以往不多的消遣实在是一种奢侈，此为诸葛亮生命中最劳累的日子。
曾“三顾茅庐”的刘备对诸葛亮并非没有戒备，他知道自己的儿子是什么水平，而诸葛亮不仅熟知蜀国根底，还有高质量的文臣武将支持，自己死后的时局不好说。从他托孤的话语中，我们似乎能感到弦外之音：“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这真是一句极其高明的谎言，刘禅的不可扶持已经不需要时间来观察，而诸葛亮的才华能够“十倍曹丕”，意思非常明白：蜀国毕竟姓刘，如果丞相觉着不舒服而要有动作，临终的我也没有办法。
或者更愿意做能臣，以为再世的管仲和乐毅；或者注重自己的名声，诸葛亮听后立即表态：“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句话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但他并不后悔，竭尽全力地辅佐阿斗，以延长蜀国社稷江山的寿命。
这时的殚精竭虑与刘备在世时相比，增添了精神上的折磨，刘禅愚蠢加之没心没肺，并不喜欢“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的诸葛亮，尽管做到“事之如父”，却并非真意，对诸葛亮来说，这种感觉与其说是一种尊敬，莫若说这种尊敬意味着某种不得已的敬畏，这种敬畏使君臣关系蒙上了一层灰色。
受刘备知遇之恩而作涌泉之报的诸葛亮太累了，他把“北定中原”当做主要目标，“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让他伤脑筋的不仅有曹魏的威猛和司马懿的狡诈、改善和西南各族政治交往状况，还要考虑屯田和战备问题，更为棘手的是，平衡内部的阻挠和非议，每当诸葛亮阵前取胜，都要遭到刘禅的猜疑，甚至将其召回，以致功亏一篑，辅佐这么个没头脑的家伙，实在不能不降低“竭力尽忠”的品位。其工作时间之长和工作强度之重已成拼命之势，除了证明他有日理万机的能力之外，很难有别的快乐可言了。
智者看重智慧的谋虑，往往也看出他者的不智，对“不智者”的任用因而显得过于谨慎。在使用人才的问题上，诸葛亮并非高超的专家，书生马谡和莽夫魏延都是可塑之才，但都没能发挥才能，他看重的姜维谋才不如马谡，将才不如魏延，诸葛亮的麻烦在于“亲理细事”，而这种辛苦无人领情。魏延就抱怨说：“岂可因丞相一人废国家大事耶？”他的“全才”在某种程度上挫伤了部属的积极主动性，事必躬亲的背后可能有揽权的意味，此事为人所疑，而事实是他太怕出差错，沉重的压力让他食不甘味、夜不能寐，疾病缠身。
听说赵云去世，他跌足而哭；听说关兴病亡，他“放声大哭，昏厥于地，半晌方苏”；听说张苞身死，他口吐鲜血，自此卧病不起，“自觉昏沉，不能理事”，可见他对部属感情之深。
屯兵五丈原时，他“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自觉神思不宁”，身体状况已很成问题，身体是工作的基础，没有好的身体，事业的发展注定受到损害，这正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自然原因所在。
他积劳成疾人人皆知，当他派使者给司马懿送女人衣服时，司马懿曾问道：“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若何？”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其实有很大的杀伤力，使者回答说：“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鉴焉。”这让司马懿看到了希望，因为这样的繁重负担不会让诸葛亮活太久，他确实倒在了北伐途中，年仅54岁。
同关羽和张飞一样，诸葛亮为后世赞扬的重要原因是崇尚儒家义德，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说关羽和张飞以武力和忠义闻名于世，诸葛亮则以智慧和忠义闻名于世。他不负于刘备，却得不到刘禅的感激。在他去世后，蜀汉各地民众提议建立庙宇，遭到刘禅拒绝，这个扶不起的家伙终于有了不恐惧的时机，他的理由是“史无前例”，其实他的弱智才是真正的史无前例，此举让这位除了贡献“乐不思蜀”这句成语而无所作为的傻蛋颇为得意，因为终于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来说明自己是不能被藐视的。
这应该让智者感到悲哀了，这个设计出“八阵图”，发明“孔明灯”、十箭“连弩”、“木牛流马”的能臣遭受的侮辱如此另类。从诸葛亮自身来看，其处事方式应为前车之鉴，越俎代庖的揽权是小生产者的美德和习惯，难以将领导的管理能力发挥到成熟的程度，跟游刃有余地指挥若定相比，总不免有点儿小家子气。在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较刘备差得远，刘备的从善如流是诸葛亮做不到的，当然这也与他因为殷切的期望而产生的沉重的负担有关，据说临终前的他曾对天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杜甫诗曰“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种慨叹因逾越智慧的维度而为古之智者所不能及。
吴隐之：千古第一廉吏
情操不渝成美德
官员之成为清官，不是几件事情能够成就的，而要用毕生的操守得到民众的认可。廉臣之表率作用在于他者在看似与己无关的例子中找到应该改进的地方，完善谈话者和倾听者不见面的对话，使操守通过效仿而具有意义。
做人乃是做官的前提，廉洁的官吏往往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不敬父母爱妻友的人难以成为廉臣之典范。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孝子”是“忠臣”的基本要求，如对父母不孝，则说明此人没有基本的道德，因而其不会在其他方面有道德的表率作用。这种“道德衡量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吴隐之的宦海生涯可为此佐证，年少时孤高独立的他因父丧而大声哭泣，路人为之流泪。为母亲守丧时，哀伤超过礼制的规定，有双鹤在附近鸣叫，有群雁会集祭祀之所，时人以为乃他感动天地所致。“百善孝为先”，善者成为清官具备相应的文化基础，在数千年礼仪体系中显得非常重要。
太常韩康伯是吴隐之的邻居，韩康伯的母亲每听到吴隐之的哭声，就放箸而不食，为之悲痛流泪。她对儿子说，如果有朝一日能有官吏任用权，应推举吴隐之。韩康伯后来真的成为吏部尚书，旋即举荐吴隐之为辅国将军功曹。
在吴隐之任辅国将军功曹期间，他哥哥吴坦之被桓温俘获，面临杀身之祸，吴隐之见状请求替兄长赴死，桓温因之赏识吴隐之，令其出任晋陵太守。在上任途中，他曾饮贪泉之水，并赋诗表达清白之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传说人们只要喝贪泉之水，就会有无尽的贪欲，吴隐之态度很明确：“不看可产生贪欲之事，就能使心境保持不乱，越过五岭即丧失清白之由如今已知。”
这位清廉俭朴之人言行一致，家人未因其是高官而获得富庶的生活。平时的俸禄赏赐他都分给亲戚和族人，以至于冬天没有被子，因没有替换衣服，冬天的时候只好披上绵絮，其清苦几乎与贫民一般。他给妻子的任务是背柴，家中常吃的是蔬菜和干鱼，帷帐、用具与衣服都交付外库，此举的确与常态迥然，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故意为之，以博得好名声。部属知其廉洁，奉鱼时常剔去鱼骨，吴隐之为此勃然大怒。
因其率先垂范，改善政府作风，得到当朝官员的高度肯定：“在家中恪尽孝道，困境中砥砺清节，实在非常人所能及也，而成君子美德。龙骧将军、广州刺史吴隐之孝顺友爱，超于常人，俸禄均分给九族，廉洁克己，俭朴过人。身处可产生贪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执著操守，在海物杂错的富庶环境中，家中亲属服装依旧。革除奢侈，务求俭约，使得岭南风俗为之改观，我对此有嘉奖。”
当时广州因地理环境优势而盛产象牙、珍珠和名药，但谁愿意到蛮荒的地方做官呢？家贫而欲为官谋财者。到蛮荒之地而不贪财，几乎史无前例，吴隐之就是这样的稀有者，“岭南风俗为之改观”，实在难能可贵。
及至卢循进攻南海，吴隐之率将坚守城池，其子吴旷之战死。吴隐之后为敌俘获，卢循上表欲予处死，朝廷因其平素的表率作用而不同意，“刘裕与循书，令遣隐之还，久方得反。”吴隐之还京后，其廉洁俭朴之风不改，当上尚书、太常之后，吴隐之家中仍以竹为屏风。
有一次，他和随从在外出途中遇雨，避雨的时候见一怀抱蓑衣而淋雨的书生，此非常人所为，吴隐之亦好奇：“为何抱蓑衣而淋雨？”原来那蓑衣是书生捡到的，他正在雨中等失主，怕失主见蓑衣为他人所披而难过，这样的青年很对吴隐之的脾气，“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待问其姓名、年龄与家世之后，纳之为婿。女儿将出嫁时，卫将军谢石知道他家中贫穷，特意帮助他料理婚事，帮忙者到他家门口时，正见其婢女牵狗去卖，此外未有预备，女儿出嫁用的仅是卖狗所得的微财，对这位高官来说，这样的家境实在耐人寻味，即使只是某种作秀，但把作秀当做基本的日常生活何其难？
后来由于年纪衰老，他请求离职，朝廷颁诏同意，授其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赐给钱十万、米三百斛。清官可以安享晚年了。“隐之清操不渝，屡被褒饰，致事及于身没，常蒙优锡显赠，廉士以为荣。”在其卸任途中，他的妻子带回一斤沉香，吴隐之不知沉香从何而来，“遂投于湖亭之水”，以明其矢志不渝的晚节。
其子孙后代多“以廉慎为门法”，“虽才学不逮隐之，而孝悌洁敬犹为不替”。他的品德成为后代坚守的门风，也可以看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奉献精神。
唐代周昙诗曰：“闻说贪泉近郁林，隐之今日得深斟。徒言滴水能穿石，其那坚贞匪石心。”从饮贪泉之水到终生不贪，可见贪泉之喻可能只是贪官的一种托词，真正的廉者要在踏实求索中印证其高远之志。
在争权夺利的封建官场，吴隐之的操守可为百官楷模，“流誉当年”。著史者曰：“若伯武之洁己克勤，颜远之申冤缓狱，邓攸赢粮以述职，吴隐酌水以厉精，晋代良能，此焉为最。”因而赞之曰：“猗欤良宰，嗣美前贤。威同御黠，静若烹鲜。唯尝吴水，但挹贪泉。人风既偃，俗化斯迁。”
吴隐之的境界为斯世之最，却毕竟是古之人物，具体的做法和看法或有瑕疵，我们不能苛责，20世纪30年代一篇文章可以被看做是吴隐之追求的超越，即方志敏的《清贫》：“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这卑鄙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这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稀罕闲逸，宁愿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劳苦！不稀罕富裕，宁愿困穷！不怕饥饿，不怕寒冷，不怕危险，不怕困难！”
从古至今，在“华丽的大厦”、“美味的西餐大菜”、“舒服柔软的钢丝床”面前，仍然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都属不易，在必要的时候，面对“卑鄙潮湿的茅棚”、“刺口的苞粟和菜根”、“猪栏狗窠似的住所”，不是谁都能“一天做十六点钟的劳苦”的。
但不要忘记，“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获取财富是人之正当的追求，但通过做官谋取不义之财却逾越了做人的根本，从吴隐之到方志敏，我们不难看到其职务背后的“清贫”而高尚的人格力量，这种道德操守是对高尚追求的自觉坚守。
当我们鄙视贪官时，往往洞穿其人格的虚弱与乏力，而坚实的人格力量总会穿越阴暗的障碍。以谋财为目的而做官，总是渴望能得到更多，而所得终散去，因为都是不能永恒的“身外之物”，人们可能因此疑问：什么能够铸造永恒呢？永恒的人伦意义在于得到人们的不断怀念，而高尚的人格力量是得到怀念的逻辑前提。
狄仁杰：盛世的贤相名臣
河曲明珠唐砥柱
狄仁杰当政固然因其有机警权变的素质，也在于赶上了好时候，当时的政治比较清明。他知道若要青史留名，就得造福社会。皇权并非哪个家族的私有财产，谁能当好就来当好了，而他的职责在于辅佐。
狄仁杰是武则天的老乡，应该誉之为杰出的侦探、廉政的法官和成熟的政治家。历史上具有这般能力和品质的官吏非常罕见。他出身于名门，其祖父狄孝绪曾任尚书左丞，其父狄知逊曾任夔州长史。
狄仁杰的仕途并不平坦，出仕不久即遭到诬告。但有时坏事也能成就人，赏识狄仁杰的伯乐是工部尚书阎立本，在审查遭到诬告的狄仁杰之案时，他发觉眼前乃“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遂荐之，狄仁杰从此平步青云。
今人传说狄仁杰的多为其侦探功夫，梁冠华主演的狄公惟妙惟肖，悬疑之处每每扣人心弦，腾格尔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也长歌意气，“却又惊雷起，长烟落日山河壮……铁马金戈剑雨，荡气回肠千山万”。狄仁杰的思维确实缜密，处事也确乎迅捷，别的暂且不说，只言其当大理丞时，到任一年就处理了17000个疑案，公正的判决和明达的作风使他深受百姓爱戴。
越王李贞谋反被平定后，武则天派狄仁杰任豫州刺史，负责追查谋反的余党。到任后的他看到宰相张光辅已拘捕5000余人，涉及近700个家庭。此举不符合人之常情，他果断地释放了“反贼”，对武则天的交代是：“此辈咸非本心，伏望哀其诖误。”这样的拘捕肯定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失误，皇恩不应因这种失误而减少，宽恕非常必要。
武则天见状准其奏章。死里逃生者为他树立功德碑，并且焚香礼拜：狄公给了我们生命！事情真相大白，原本可能得奖赏的宰相因此无功，平定李贞叛乱之后，宰相张光辅恃功勒索，狄仁杰斥之杀降卒以邀战功，后被参奏而贬为洛州司马。贬官还不要紧，被来俊臣投入大狱，则关乎身家性命，被捕的他立即招供：谋反属实，我是唐臣，甘愿就死。这个态度让来俊臣放松了警惕，以至于他悄悄托人送信给女皇陈说遭遇。女皇看后动了恻隐之心，要来俊臣核实审判程序和结果，来俊臣不明就里，竟然伪造了狄仁杰的谢罪表。双方对质之后，立即真相大白，狄仁杰并没有谋反，来俊臣稀里糊涂地开始走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