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人生得失的辩证法
佛家言，无所得就无所失。许多历史辉煌是由英雄成就的，但在另一面也产生了许多失败者，这也算是历史的得失。人应如何逃脱注定的命运？
商鞅：为变法付出了生命
易主身败奈若何
革命与改革异同皆有，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不成功的革命，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改革。成功的革命使江山易主，成功的改革使江山稳固，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封建中国的改革总是由某个当权者提倡，被另一个当权者制止，其具体实施者往往处境不妙。
斯宾诺莎在其“欲说明君主整体和贵族整体如何组建才不会蜕变为暴政”的《神学政治论》中所言，“一个国家如果其和平依赖于它的国民怠惰无能，使他们又如绵羊一样，除了奴性以外什么也不知道，这与其称之为国家，不如称之为荒芜的沙漠更恰当些。”
对封建中国的政局来说，很多改革者实乃是在“荒芜的沙漠”中举步维艰的骆驼，穿过漫漫尘沙之后干瘪了昔日丰实的驼峰，在倒地的瞬间，目光似乎还遥望着远方的绿洲。
商鞅的境遇可以为此佐证，这位卫国国君的公子曾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中庶子，以多智和勇敢而得到公叔痤的赏识。公叔痤临终前，魏惠王前往探视，问其身后的治国大计。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荐了商鞅，说这个中庶子虽然年轻，但身上有奇谋，“少好刑名之学”，对国之发展有重要意义，并千叮万嘱：“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可魏惠王不以为然。
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招募贤人，因这个西北边陲的国君名不载诸侯之列，只有通过开放式改革才能振兴国家，这对商鞅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他通过孝公的宠臣求见，因不了解孝公的真实打算，他在晋见时试探地谈及儒家的帝道与王道，都没有引起对方的兴趣，甚至使孝公昏昏欲睡。这时，他谈到了法家以强国之术为内容的霸道，秦孝公顿觉此乃醒人之语，遂与之谈论三天三夜，进而决定任用商鞅实施变法。
被封为左庶长的商鞅具体制定了变法律令，他恐怕百姓不遵守新法令，于是将一根三丈长的木头树立在国都南门之外，告之国人：“将此木移到北门者奖十金。”很多百姓对这种举手之劳即获厚赏之事感到奇怪，因而都围观而无所为，商鞅见状说：“有能将此木移到北门者给五十金。”有人尝试移木至于北门，真的因此获得赏赐，通过这个办法，商鞅得到百姓信任。
本是强国富民的改革，却要煞费苦心地争取百姓信任，从中似乎能较为清楚地看到秦民、秦法和商鞅的关联。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诗曰：“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得到百姓的支持与拥护，是变法成功的必要条件。
商鞅将李悝《法经》与秦国实际相结合，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其主要内容是：颁布法令，制定连坐法，以重刑治政；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垦荒；重赏军功，禁止私斗。
该法令颁布后，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秦国发展加速。商鞅被提升为大良造，其权力大抵等于相国兼将军，当时他感觉良好，大权在握的商鞅在第一次变法成功的基础上开始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行郡县制；废井田，开阡陌；征收军赋，平抑赋税；统一度量衡，革除戎狄风俗。
当时的咸阳有“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的良好战略位置，商鞅大概从一开始便有逐鹿中原的考虑，“废井田，开阡陌”设置了全新的封疆，很多村落、乡邑被合并为郡县，全国政权和军权集中，封建政体逐步确立。让利于农民的“初为赋”、“訾粟而税”缓和了阶级矛盾，保证了国库收入，避免了社会弊端，巩固了封建统治。
变法反映在军事上表现为对魏的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的胜利，秦国因之收回黄河以西的大片失地，“据山河之固，东向以制诸侯”，秦国大业可期也。
从诸多方面都能看到商鞅变法成效显著，“主以君安，国以富强”，“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此举可被追溯为秦始皇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
有如此佳绩的商鞅变法起初便遭到贵族的反对，理由是“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反对处于理论层面，商鞅驳之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
在他步步为营的计划逐步实践的过程中，商鞅被封于商地，得城邑十五座，并号之商君。因其执法严格，很多律令严重损害了秦国贵族的既得利益，“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戈大强，诸侯畏惧”。反对开始进入实践层面，但有秦孝公的支持，贵族无可奈何。
及至孝公年迈，商鞅掌握国家军政大权，周围势利之人眼热，政权之争顿起。病重的孝公曾打算让位于商鞅，以求秦国持久强大，商鞅未接受，因为此非人臣之举，但这时他的生命安全已成问题，出门皆需保护。等到秦惠文王即位后，商鞅的处境大为不妙，昔日的太子成为国君，对当年差点儿使其失去君位的商鞅自然有些看法，当贵族联名状告商鞅有谋反的企图时，秦惠文王并不认为这是诬告，派官吏逮捕他，商鞅只有逃跑。
此后的商鞅接连遭遇自己以往制定的法律的惩罚，由于法律比较严密，出逃难以成功。比如商鞅的法令规定，住宿要有身份证，无证之人要遭到逮捕，处于困境的他不能使用身份证，只好打算逃到魏国去，却遭对方拒绝，因为他弃魏投秦之举让魏国极为反感，何况其在秦魏战争中曾起过主导作用，魏国这时候当然不能接受商鞅，无奈的他最后只能负隅顽抗，在自己的封地上组织民兵，抵抗前来讨伐的国家军队，由于这支军队曾是他亲手打造的强军，结局可想而知。
寡不敌众的他被秦惠文王车裂而死，又因其制定的法律而遭灭族惨祸，但其法令并未因其被车裂而结束，秦国仍然沿用其法，并逐渐强大。
为变法殚精竭虑的商鞅成为改革的牺牲者，其失败在于没有看清楚秦朝统治阶层的权力格局，方式过于强硬，但若迎合统治阶层的利欲，变法的实际功效必然大打折扣，忽视阻碍变法的消极力量，得罪可能日后反攻的既得利益阶层，只能自绝后路，为智者所不取。
从可控层面上看，商鞅没有看重教育的力量，没有更好地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没有指出变法的长期意义，以至于新任国君无法信任他。但商鞅之败更多的表现在不可控层面上，即为中国封建宫廷谋划，而缺乏自身长远安危考虑的实干之举大抵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古代真正的改革家之结局多如此，易主身败奈若何！改变改革者的命运，唯有从变革封建政治制度的角度着眼，此举只能寄希望于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
吕不韦：奇货可居到头一场空
奇货可居利千万
封建中国的商人地位并不乐观，很多商人为了光宗耀祖，用银钱捐来顶戴花翎，以证其祖坟冒青烟矣。在“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人处于末座，面子上很难看。商人成为相国，这种身份转换在任何年代都属超常规运作，吕不韦这件事做得漂亮。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事实尽管如此，但人们总是很矛盾，在很长的时间时，商人都成为被压制、被嘲笑甚至被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要获得全社会的认可是非常难的，他们不得不采取迂回的办法来获取社会地位与名声。
这种状况发端甚早而持续时间不短，早在先秦时代，经商致富的吕不韦就曾为此感到难过，他与其父的对话颇能说明其转行的考虑，子问：“耕田之利几倍？”父答：“十倍。”子又问：“贩卖珠宝玉之利几倍？”父又答：“百倍。”子再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父再答：“安得王而立之？其利千万倍，不可计也。”利润差异如此之大，吕不韦深感转行的必要，决定大规模地进行政治风险投资。
吕不韦有胆有识有眼光，以商人的身份掌握山河犹如痴人说梦，必得有官场中人佐之。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公子异人是吕不韦最初的结识者，他认为此人“奇货可居”，不仅用金钱帮助异人，还为异人争得继承王位的资格。
时值秦孝文王主政，其宠妻华阳夫人无子，吕不韦通过华阳夫人之弟与华阳夫人熟识，极赞子楚才高德著，“华阳夫人是我异人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
华阳夫人觉得很有面子，吕不韦适时指出：“臣闻以美色而得宠幸，及年老色衰时即不再，今夫人侍奉太子，若趁此选出继承之人，则国君在位时尊宠，国君百年之后，其所举荐之子为王，则永不失尊宠之势，真乃一句话而得百代之利啊！倘不在宠幸时为身后作好准备，等到色衰爱驰，虽进语又安能使国君言听计从？诸公子中数异人最贤孝，还愿依附夫人。”华阳夫人明白他要说什么，后来异人顺利即位，任吕不韦为相国。
在扶植异人（子楚）为秦王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吕不韦的智谋与胆略，因此他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从商人摇身一变成为相国。他看透了华阳夫人和异人的发展空间和欲望，他指导他们如何实现欲望，自己从中渔利，因为合作是长期的，所以吕不韦的要求会得到满足。
为巩固这种联盟，吕不韦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其所娶的邯郸诸小妾中，他曾与容貌姣好且能歌善舞者同居，该妾因之怀有身孕，这样的美妾被异人看见了，一见钟情而产生爱慕之心，甚至请吕不韦把美妾赐给他。异人这个要求非常过分，“朋友之妻不可欺”，恩人之妻更加不该求，但他偏偏求了，吕不韦又能怎么办？难道要跟他翻脸吗？那样太得不偿失了。更何况，美妾也很愿意，大概看中了异人之位，男欢女爱如何阻拦？美妾未把怀孕的事告诉异人，后来生下嬴政，对吕不韦自然很亲近。
子楚继位成为庄襄王，三年后由年幼的秦王嬴政继位，嬴政称吕不韦为“仲父”，吕不韦确实有“欲以并天下”的愿望，他对秦朝的变革并非无所作为。比如主持编撰《吕氏春秋》，在文化史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儒墨先起，黄老继之，进而有名、法、兵、农各家，各执一端，争论不休”时，吕不韦同战国四公子一样礼贤下士，门人多达三千，他们综合百家九流之说，畅论天地万物古今事。该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注重儒道两家，对法墨两家采取批判的态度，“诸子之位兼有之”，可见其“杂家”意味。《吕氏春秋》为秦朝统一六国作论证，书稿质量不错，吕不韦非常满意，“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其历史价值足可称开启两汉当然是后话。
吕不韦的人生道路开辟了“官商”的先河，把政治当做商业来经营，思路可谓独到。封建中国的社会分工尽管清楚，但牵涉的职业范围广泛，吕不韦的商业气魄惊人，他不仅在用商品作交易，更是在同国家、同命运和未来作交易，其间的机敏灵活和对时机的把握都恰到好处。
“江山代有才人出”，随着秦王嬴政年龄增长，对权力的渴望越来越直接，当他即将亲政的时候，吕不韦意识到要发生相权和王权的矛盾。他的判断力非常准确，但从多方面作的准备却不尽聪明，吕不韦昔日将宠妾赠与异人，其后又多与身为皇后的嬴政之母私通，尽管事出有因，但传到嬴政的耳朵里，毕竟非常难堪。嬴政即位之后，昔日的宠妾成为太后，吕不韦深知不可再与之有暧昧往事，他的办法是找替身以金蝉脱壳，以假宫刑的方式使进入内宫。
身体强壮，能让太后快乐，甚至与太后生有二子，他没有吕不韦的智慧，打算废嬴政而以其子取代，每当与人发生争执时，他都气愤地说：“我是国君的假父！”哪里知道，他要取代的君主日后一统江山，“一家天下，兵不复起”，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以咸阳为都城的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疆域北起河套、阴山、辽东，南至岭南，东自东海，西达陇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政治组织能力不断上升。
毕竟是粗人，他要在嬴政加冕时兵变，这场兵变很快就被平定了，因为此前嬴政已知真相。粗人必将连累智人，在追查这起事件的过程中，吕不韦被嬴政罢免相职，嬴政致信曰：“你对秦国功劳何在？秦国封你于河南，食邑十万户。你与秦王有何血缘关联而号称‘仲父’。你与家眷都迁到蜀地去吧！”吕不韦看到大势已去，感到人生的意义缺失，遂以自杀身亡的方式为人生落幕。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色取仁而行违”，太史公辩证考察人生的得失，认为“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在遭难而有所得者中，不韦居其一焉。评价历史人物，当然要持某种价值尺度，但儒家“仁”的判断或许未能涵盖全部，关键是其“在邦”、“在家”皆不妙，这倒有些让人操心，“吕子”的境况大抵如此。
吕不韦未能颐养天年，却也该满足了，自己毕竟是“龙种”的传播者，尽管这种父子关系在纷纭变化的封建官场没有浓厚的人伦内涵，但子成“龙”而父亦有荣焉，何况此“龙”非前“龙”，乃是自称为“朕”的“始皇帝”。
他的投机方式作为智慧为后人所参考，据说在近代仍得以应用，比如“烧冷灶”，选择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者并不容易，有时候恰恰是选择失当而贻误时机，而其关于盈利的思考已经超越了商业范畴，而将对得失的把握推至宏远的意境，其眼界、谋略和实践方式若运用到积极方面，或具有某种恰当的启示。
司马迁：悲情人生与后世经典
明主不晓太史公
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力量应从当前和长远两方面辩证考量，着眼他们的人生际遇，往往离幸福十分遥远，统治者视其如草芥，若获罪于君王或大臣，可能被刈除、摧毁，但他们凭着不朽的笔记载基于历史的判断，以被惩罚者的身份让惩罚者经受后人的唾骂。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掌握着历史评判权，帝王将相掌握着现实的生杀大权，二者的界限十分明确，因此帝王将相占尽荣华富贵，却总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知识分子仕途坎坷，但总是被后代歌颂。在双方所持不同力量的对比上，大抵会得出很多具有历史感的幽默答案，继而呈现出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司马迁能在极其艰苦、孤独且羞辱的环境中秉笔直书，就有点儿这个味道。
司马迁选择著史与其家庭文化熏陶有关，其家学渊源可追溯至秦惠文王时的司马错和秦始皇时的司马昌。他的父亲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在为官30年间曾有志于编撰史书，但这个愿望没有成为现实，临终时将之托付给司马迁，“毋忘吾所欲论著矣”。
司马迁未忘父托，自儿时起就博览古籍史册的他曾跟董仲舒读解《公羊春秋》，又随孔安国读《古文尚书》，20岁后足迹遍及江淮和中原，考察古籍并搜集史料，可谓史学界的青年俊杰。司马迁成为太史令，没有通过科举或类似的途径，而是因袭父职，管理皇家图籍，执掌天时星历，其间曾与唐都、落下闳等制定《太初历》，以代替流传多年的《颛顼历》。
如果说起初还是在“搜集材料”的意义上工作，那么此后的司马迁就开始了“整理材料”，及至不惑之年，他开始撰写《史记》，但当这项繁重的工作开展到第7年时，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按说这件事情与司马迁没有关联，即骑都尉李陵出击匈奴失败，汉武帝要严惩，大概是传统的正义感或责任感之类触动了司马迁的神经，与李陵并无私谊的他为“投降的”李陵辩解，说得头头是道：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强胡，昂亿万之师……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
这种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讲出来的话很让汉武帝生气，“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司马迁大概不知其中利害，由于李陵“救兵不至”，伤害了汉武帝宠爱的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结果招来奇耻大辱，“明主不晓”，汉武帝打算把这位批评自己小舅子的知识分子推上断头台。
汉朝的刑法认定两种减免死刑的办法，其一为以重金（50万）赎之，其二为遭受宫刑。仗义执言的司马迁其实是穷书生，家中几代人的积蓄也远远不及50万，只好失去男人的物质资本。但他没有丧失男人的精神资本，在狱中遭受残酷的刑罚之后，他没有被奇耻大辱所打倒，而是忍受着莫大的精神痛苦，发愤继续《史记》的创作，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最终完成，使之成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文学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