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历史境遇中的个人谋划

谋臣或许是忠臣，忠于谁却是个问题。自古以来，充满智慧的策划大师们，展示着自己的韬略，借用帝王之手，完成了一幕幕历史话剧的导演。他们是有力量的群体。

蔺相如：将相和，国家兴

从容不迫将相和

谦让深深根植于勇敢之中，恰如仗势欺人绝非侠义之举，以宽厚的品德达到制胜的目的，体认中国智慧的辩证法，让看似矛盾的两极作为彼此的补充，企及中性思维以谋求双赢。强硬和谦让看似两回事，实则都以智慧和实力做后盾，目的都无一例外地指向成功。

“和为贵”，在家国一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家和万事兴”，国家发展的障碍可能不是敌人，而是“萧墙之祸”，自古秉持和谐之道者大都有良好的口碑，比如蔺相如求得将相和，与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共同成就其人格，前者是对内的谦让，后两者则是对外的强硬。对内谦让和对外强硬看似截然不同，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在蔺相如身上却高度一致，其目的不外乎为了国家强大和安定富强。

按说蔺相如起点不高，起初只是赵国宦官头目缪贤的家臣，其成就大业与和氏璧有关。

和氏璧源自春秋时楚人卞和在山中发现的一块璞玉，这位颇有眼力的楚人将其献给厉王，可宫廷的玉工说这只是一块不值钱的石头，卞和便因欺君之罪被砍去一只脚。武王即位之后，卞和又去献玉，宫廷的玉工仍持前见，这个脑袋有点儿一根筋的献宝者被砍掉另一只脚，他大概不知道未被认识的宝贝也是可以自己收藏的。鉴宝的事情在今天只是有些商业风险的，而在春秋时代则要付出残疾的代价，得宝对走运的人来说是快乐，对卞和却是苦恼。等到文王即位后，卞和抱着璞玉在山中哭泣，文王觉得蹊跷，世上没有人会以如此惨重的代价来欺骗国君，命人再作鉴定，遂得“和氏璧”。

和氏璧几次更换主人，传到赵惠文王手中，秦昭王得知后遣使致信赵惠文王，表示愿意拿秦国十五座城作为交换，以拥有和氏璧。事情毕竟不是自由贸易，赵王感到为难，秦王所言十五座城可能是骗局，若拒绝又可能遭到攻打，怎么办？诸位大臣建议，派使者到秦国交涉，缪贤适时举荐了自己的家臣，蔺相如表示愿意出使，并承诺若“城不入”，则完整地带回宝玉。这次出使有很高的风险指数，智者自有办法，秦王在章台接见蔺相如，把玩蔺相如带来的宝玉，对其赞不绝口，欣赏后又让其妃嫔、文武大臣和侍从观看。强国的君主对弱国的使臣表面上还算客气，只是绝口不提以十五座城换和氏璧的事，诸臣祝贺秦王得宝。面对此情此景，蔺相如只好巧施计谋：“白璧微瑕，我指给大王看。”

好奇的秦王暂时将宝玉交还给蔺相如，谁知接过和氏璧的蔺相如义正词严：“即使百姓交朋友，尚且互不欺骗，何况堂堂的秦国呢？赵王的态度非常恭敬，大王却在离宫接见我，态度如此傲慢，这是对赵国的不尊敬。大王至今还没有用城换璧的诚意，如果一定要逼迫我，如今我情愿以头和玉同碎于此柱上。”秦王这时才明白，赵国派来的使臣是强硬的对手，只好言语缓和间多有抱歉之意，答应从此斋戒五天，派人送蔺相如到馆舍休息，此后双方再商谈。

蔺相如见状托人将和氏璧送回赵国，他知道再见时秦王至多增加一些表层的礼节，自由交换的事情还是难以提上日程的。再见秦王时他从容不迫：“今日之势，秦强赵弱，欺骗大王，罪当万死，我已不存生还之望，请大王把我放在锅里烹死，也使诸侯知道秦国为了一块璧而诛杀赵国使者，大王威名也传播四方。”秦王知道事情轻重，毕竟不能玩物丧志，为一块宝玉自毁名声，只好苦笑着按九宾之礼在朝廷上隆重招待了这位强硬的赵国使者，并让其平安归还。

蔺相如一举成名，后来秦、赵两国交战，缺乏勇气的赵王应秦王之约赴渑池会，由蔺相如陪同，蔺相如与大将军廉颇约定，随事态的发展作两种准备。渑池之会凶多吉少，秦王听说赵王有音乐才能，请其演奏，赵王为此表演一番，按说双方应该你唱我和，礼尚往来，于是蔺相如请没有什么音乐才能的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王闻言勃然变色，对此置之不理，蔺相如见状端起缶交给秦王：“我离大王只有五步，如果大王不答应，我拼着一死，也要溅你一身血。”

秦王见着这样的场面很头疼，只好勉强在缶上胡乱敲击，以此应付了事。为维护国家的尊严，蔺相如智斗秦王，使存有野心的对方得不到好处，两国暂时停止战争。

由于多次立功，蔺相如的地位高过了大将军廉颇，遭到对方嫉妒。廉颇多有战功，但智谋远不及蔺相如，他觉得这个出身卑微的耍嘴皮子者大概没有什么真功夫，地位不应如此，加上家臣挑唆，廉颇到处说蔺相如的坏话：“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这位大将军寻找机会当面侮辱有智谋而得居高位的昔日“贱人”，如果是“一阔脸就变”，高贵起来的蔺相如就不能忍受廉颇的攻击，可他偏不计较，出门遇见廉颇的车马，自觉退避之，以至于门人觉得主人没有胆量，被欺负都不敢还手，因而纷纷打算请辞。

蔺相如问他们：“廉将军和秦王比，哪个更可怕呢？”大家说自然是秦王了，“诸侯视秦王如猛虎，而我敢在其朝廷上当众骂之，难道这样的勇气还会惧怕廉将军吗？倘使秦国不断来犯，将相同心协力，才不至于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们应当以国事为重，不应计较个人的私仇啊！”

此言令人猛醒，传到廉颇耳中，令其一阵脸红，这位曾出生入死的大将军特意“负荆请罪”，承认自己是个粗人，气量小，希望能得到上卿的原谅。此举正直坦诚，用的是古人最郑重的仪式，蔺相如见状说，我俩并肩事主，此后当“将相和”，两人结成了刎颈之交，从此朝政更稳，赵国获得稳定发展的大好局面。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勇敢？这是很值得商榷的。蔺相如以其胆识和度量诠释了从容不迫的勇士之举和伟人谦让的处世之道，谦让和勇敢从中释放出必要的张力。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样的勇士绝不是无知之辈，他们的勇敢是以对待亲人和战友的博爱为背景。

勇敢具有征服人的能力，老实是承受被征服的艺术，智慧是运用征服的力量达到自我实现的战略载体，勇敢让蔺相如获得运筹帷幄的力量，智慧激发了他的勇敢。“小不忍则乱大谋”，成大事者不能“谨慎有余，魄力不足”，也不能莽撞、冒失、不讲游戏规则，而应适时地展示智慧和力量。因此，尽管赵国多年后终为秦所灭，但蔺相如的故事仍被传颂至今。

魏征：为人臣的楷模

以人为镜知得失

宰相是辅佐帝王处理政事的最高官员，其社会使命大抵相仿，事君而率群臣，运筹远景规划和近景实施，缜密思虑过后，作出游刃有余的总结性发言。“良相”之所以为世瞩目，因其统筹国政且为帝王彰显“镜像”，“圣主”与“良相”的配合因而多传为佳话。

历代王朝都将“良相”视为国之倚重者，无论称其为巫史、公卿、太宰、尹、太师、丞相、大司徒、中书令、尚书令、相国、参知政事、首辅或军机大臣，其素质同样都是“运筹帷幄”、匡正君王。运筹因境界而流传千古，其实践程度决定于主体的能力和水平，还讲究参与者的诚意和社会反应，要在多元的背景中完成。运筹来自目的，但其过程本身也具有某种意义，只有将意义聚集“在路上”，才能摆脱欲望的纠缠。

盛唐良相辈出，房玄龄、宋、裴度、韦处厚、狄仁杰等都青史留名，魏征更因辅佐李世民而被视为帝王处世之“镜”。这位良相出生于破落的书香世家，童年时家境颇不宽裕，可刻苦读书的他立志要做一番大业，当时正逢乱世，时局的动荡加重了其自我实现的艰难。

他曾出家当道士，辗转奔波之后，38岁参加李密的瓦岗军，当时起义的声势浩大，起义军已占领隋朝的洛口仓和黎阳仓，因其开仓赈饥而受到百姓欢迎。当时魏征在军中没有发言权，但他还是主动进谏，提出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撤兵，而后追击敌兵以获全胜之见，人微言轻，建议未被采纳，决定速战的李密惨遭失败，瓦岗军随之覆灭了。

魏征随李密残部投奔李渊，但李密与李渊的合作很不愉快，两人闹翻后，李密在洛阳起兵，后兵败被杀。“良禽择木而栖”，魏征看到李唐政权的前途，建议李渊收编李密旧部，以国礼葬李密，将李密评为项羽式的英雄，这位已届不惑之年的读书人频出高见，却长期不被重用。

太子李建成闻其颇有才华，引用其为东宫僚属，这个职位对魏征仍属大材小用。魏征并不气馁，仍以高见进谏，及至其建议太子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此举既可建立军功，又有机会结交豪杰，使太子获得成功之后，才逐渐得到重视。但此时的魏征仍未遇良君，无论是李密还是李建成，每每让其扼腕叹息，逢“玄武门之变”，他建议太子果断处死李世民，无奈太子优柔寡断，为其弟所败。

宝马待伯乐，伯乐亦寻宝马，“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立刻召见魏征，问他为什么建议太子杀害弟弟，魏征答道：“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了，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吗？”李世民觉得其言句句在理，即位后便提升他为谏议大夫，让他随侍左右，可见对其的重视程度，从此成就了君臣交流的佳话。

魏征确为能臣，他建议李世民拨乱反正，“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指明了“贞观之治”的可能出路。此后的魏征时逢盛世，其直谏基本上生长在相对宽松的环境，谏议内容广泛，从帝王的生活起居到关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良君每每听之。魏征认为忠君要有理、有术且有效，不能做“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庸吏，与愚忠和昏君比较起来，良臣和君主都“子孙相传，流传千古”。

当李世民决定建洛阳宫时，魏征同意皇甫德参的反对意见：“隋朝之所以很快灭亡，原因在于炀帝大肆修建楼阁，以致使百姓苦不堪言，难道如今要步隋朝的后尘吗？”李世民听之；当公卿大臣请帝王登泰山封禅时，魏征认为不妥，“目前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粮仓仍然不丰实，远方部族的要求仍不能满足，全国的道路交通状况仍不乐观，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有何功德以告慰天地？”李世民亦听之。

魏征的谏议总能切中要害，他建议李世民注意道德修养，“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不愿意“覆舟”的李世民立志做“明君”，却也时而因魏征的严谏而反感。据说他曾得到一只绝好的鹞，常放在手臂上玩赏，远远地看见魏征来了，赶紧把鹞捂在怀里，魏征观察到了这个细节，明知鹞在皇帝怀里，故意长时间奏报公事，直至鹞被憋死才离开。

这样的事情并非孤证，唐朝原定18岁以上的男子服兵役，当紧急征兵戍边时，李世民要求16岁以上男子即可应征，魏征表示反对：“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无异于杀鸡取卵，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壮大声势，以年幼的男子充数？这是失信于民之举啊！”

李世民为此气冲冲地对长孙皇后说：“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盛唐不乏良后，长孙皇后闻言回内室换了朝见的礼服，拜太宗而后说：“妾闻英明的天子才有正直的大臣，魏征正直敢言，正是皇帝的英明所致，我怎能不祝贺陛下呢！”太宗感喟良久，“魏征在朝廷上折辱寡人”源其大“忠”，实乃“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这样的能臣何等不易，对繁华时代何等有益！

据《资治通鉴》载，唐太宗问魏征：“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征答之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这位能臣曾先后进谏唐太宗二百余次，并撰《谏太宗十思书》，文曰：“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宏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李世民嘉其忠，命衡山公主与魏征之子魏叔玉喜结良缘。

魏征年老病重的时候，李世民遣使者问讯并赐药，让太子到其家中探望。魏征去世之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官员去吊唁，“给羽葆鼓吹”，厚葬之。魏妻见状曰：“征平生俭素，今葬以一品羽仪，非亡者之志。”李世民亲自为之撰写碑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正因有魏征这样的谏议能臣，唐朝的社会风气才极其可观，在盛唐的辉煌气势中，凌烟阁的功臣和明主共同成就了彼此，作为最佳搭档而令后人称道。太宗对待魏征的态度于当今团队的组织者不乏启示：是提拔人才，还是使用庸才，抑或偏信废才，往往决定了事业能走多远，而部属对待领导是直言其见，还是虚与委蛇，也往往决定其未来能够获得怎样的成就。对谋求自我实现者而言，无论面对怎样的境遇，都应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奔驰千里，使抱负与志向在奔驰中畅快而智慧地表达，长此当无憾事。

司马光：以史为鉴是正道

鉴古通今明是非

《资治通鉴》文字优美，表达方式生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据说这部巨著对权力文化的演绎极具戏剧化，在文字中流淌着历史的血液，适合在深夜阅读。纵观这部史籍经典，文字重量似乎超然于历史之上，拒绝“让日光永远停留在黄昏中”。

封建中国的改革者之所以大多未获成功，是与他们治国才能的缺乏有关，坐而论道者往往浮躁偏激。当王安石变法如火如荼之时，司马光等的反对声此起彼伏，他们觉得王安石可能是伪君子。

如果说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反映了王安石的超前意识，他遭到攻击也未必是空穴来风。精通历史的司马光言之凿凿，他看清了变法之实，指出了变法者的真实目的。

司马光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敏而好学，据说读《左传》手不释卷，对书中记述的历史谙熟于心。传诵至今的蒙学故事“司马光砸缸”可见其少年胆识。

读书伴随其成长的岁月，通过科举之路，他举进士甲科，随后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皆极妙”，“文辞醇深，有两汉风”。提倡言行一致的他遇事秉正直言，有一定的独立人格，这样的性格在封建官场非常可贵。

他平素生活俭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为人从不慕虚名，尝言道：“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这样的习惯保持到深居高位时，诗曰：“贫家不办构坚木，缚竹立架擎荼。风摇雨渍不耐久，未及三载俱离披。往来遂复废此径，举头碍冠行挂衣。呼奴改作岂得已，抽薪换旧折四篱。来春席地还可饮，日色不到香风吹。”

让司马光称颂于世的是史学，晋升龙图阁学士之后，司马光编撰《通志》八卷奏呈之后，宋英宗觉得他人才难得，遂令其设书局编著《资治通鉴》。宋神宗即位后，擢升司马光为翰林院学士，神宗为《通鉴》作序并每日进读。这时王安石主张变法，变法思路独到，只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当时社会的接受程度，司马光觉得王安石有使社会不稳定的嫌疑，这个建议未得到采纳，“我今三十余，汩没无他奇。正恐浮食人，敢言位犹卑”。他只好求诸外任，此后为端明殿直学士，后改判河南洛阳御史台。

10年后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我年垂四十，安待无华欺？所悲道业寡，汩没无他贤，深惧岁月颓，宿心空弃捐”。后住洛阳的他以书局自随，专意编著《资治通鉴》。在洛阳当官期间，他直接看到社会各阶层对变法的反应，基本清楚北宋社会的发展现实，更加坚定了起初的判断。

在王安石变法进展尚佳的时候，司马光将精力完全投入到治史之中，“竭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为了搜集材料，他“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

“《通鉴》除正史以外，其中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家。”采用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奏议、地理、小说、诸子10类，共301种，搜集史料之广泛，引用数据之丰富，可谓空前绝后，仅草稿就放了满满两大屋子，其持久的毅力实属难得。

在掌握历史资料之后，他不赞同释、老之学：“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这样繁杂的工作不能没有助手，刘恕、刘、范祖禹辅助了他。刘恕博闻强记，《史记》后诸史无所不览；刘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