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八章《命运（下册）》（7）
冯宁突然间听陶怡告诉他，她决定不去参加市第一届团代会时，都要惊倒了：“你不想去参加团代会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金老板答应替你到香港去找你的爸爸妈妈？这纯粹是个阴谋，是收买！”陶怡红着脸说：“不是收买！他说我活儿干得好，是全厂最出色的员工，给工厂做出了特别大的贡献。所以他想好好奖励我，一定想办法替我到香港找到我家里的人。也许还会带我到香港去，让我亲自去找……”
冯宁一字一顿地追问：“让、你、去、香、港？”
陶怡激动地说：“是的。他就是这么说的。”
“你觉得有这可能吗？”冯宁眼睛里闪出一丝冷峻的光。
“可他就是这么说的。”陶怡天真地答道。
“同时他又提出，你必须拒绝参加这次团代会？”冯宁再问。
“不是拒绝，是去请个假，因为要为厂子加班。”陶怡认真地解释道。
“那不还是拒绝吗？”冯宁哭笑不得地。
陶怡不说话了。她的不说话，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不想再和对方争论。小丫头平时看起来挺文静，但实际上骨子里却挺倔强，挺有主张。不和你争论，绝不等于已经放弃了她的主张。恰恰相反，她这时的不作声，只表明她早已决心要去实行自己的主张了。
冯宁想了想，又问：“他没向你提什么特别的要求？”
陶怡脸微红：“哎呀，你说啥呢！那个金老板都比我大一二十岁哩。说话时，我们整隔着一张桌子，他连荤笑话都没对我说一个，特别正经……”
冯宁忙说：“我不是说这个。”
陶怡不解地问：“那还有啥？”
冯宁问：“你们厂子里就选了你一个团代表？”
陶怡默默地点了点头。
冯宁一跺脚，着急地说：“你瞧瞧这事！”
陶怡平静地说道：“我不去了，他们还可以选别人嘛……”
这一下冯宁真急了，一下站了起来，指着陶怡嚷嚷道：“你以为这是小孩儿过家家呢？！你不去，别人过去替了你就行了。这是共青团代表大会！”
陶怡渐渐显得有一点尴尬起来，慢慢地低下了头去，不一会儿，眼眶便湿润了起来，接着便颇有些委屈地呜咽起来。
冯宁把口气放缓和了一些：“说起来，挺惭愧，我虽然也是个老共青团员，但一直也没能入上党，从来没有当过团代表。这么些年，对有些地方的有些选举，我也是挺有看法的。但是，陶怡，你得明白，你这一回的当选真的很不一样，那些打工仔打工妹完完全全是自觉自愿把票投给你的。没有任何人要求他们，或暗示他们，必须选你当他们的代表。他们跟你我一样，全都是初来乍到深圳，在这儿，全都是上无父母亲戚，下无乡里友好，内心的那种孤独、忐忑，跟对深圳的新奇、激动是同样的强烈沉重。他们把票投给你，让你代表他们到大会上去行使某种权利，表达某种要求，其目的恐怕远远不只是应付一个上面下来的政治任务而已，他们托付给你的这种信任、信赖，恐怕也远不止在政治层面上……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些话，对于陶怡来说，显然是“太深奥”了。陶怡似懂非懂地看着冯宁。
冯宁接着说道：“他们是把你当作他们在深圳最可信赖的亲人之一，就如同你现在把我当成你的亲哥一样，你成了他们心底里一个最温暖的向往……”
陶怡的眼圈又红了。她并没有听懂什么叫“心底里一个最温暖的向往”，更不明白受托了这种“向往”又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此时此刻，她只是觉得一向待她特别体贴和温和的“兵哥哥”冯宁突然变得如此的生硬和不依不饶，让她觉得非常的失望和难过。而后，就像她习惯做的那样，便再也不说话了。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冯宁又说了不少话，比如：“别让你厂子里这几千名打工仔打工妹和上百名共青团员失望，更别让他们瞧不起你。如果你真心想做他们的代表，就勇敢地去做。人活一辈子，最难的就是要有勇气创造一个真正的自己……”又比如：“退一万步说，你爸爸妈妈、姐姐哥哥真还活着，也已经到了香港，那么你早晚总能找到他们的，用不着这么急于付出背叛这些打工兄弟姐妹的代价，让自己一生都陷在良心自责的苦恼中……”等等。有的话能听懂一点，有的还是听不懂。不管听懂了的，还是始终没听懂的，她都低着头，再不说话了。冯宁真正领教了一回这个小丫头的牛脾气。
陶怡虽然一直没说什么，但她的心里还是在翻腾着的。冯宁这么“生气”，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大道理，让她感到自己一定是做错了的。也许，自己是应该去参加团代会的。回去的路上，她倒了一辆公交车，在团市委门前停了下来。团市委的大门上已经挂上了通栏的大红横幅：“热烈庆祝我市共青团第一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陶怡得到过通知，团代表与会，直接到团市委报到。她觉得，冯宁那么激动，自己好像应该去报到。下车后，她在团市委的大门前犹豫着、徘徊着。她几度向团市委那个并不算高大的门楣里走去，但走到门楣下，却又迟疑了。
这时，从厚厚的云层里，开始往下洒落一阵阵小雨。小雨细细地无声地润湿了街道和林木。陶怡既下不了决心走进那个门楣里，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彻底离开这儿。她不想让冯宁生气，但又不想得罪金老板，更不想失去金老板许诺给她的那些美好前景。长到这么大，毕竟还没有谁——包括“兵哥哥冯宁”也都没有向她许诺过什么。她太希望有人向她许诺些什么了。就像无数年龄跟她一样大的女孩儿那样，在对种种许诺的盼望和失望中才能逐渐长大。于是，这一刻她只能痛苦地在细雨中迟疑着、踯躅着。
雨，毫无疑问地要越下越大。
她的徘徊引起了传达室一位同志的关注。大概是因为过去经常有一些想找团市委上访倾诉的青年人到了这儿，又犹豫着不敢进这大门。所以，传达室的同志赶紧打着一把伞，向陶怡走来。但他没想到，他的这种“热情”，反而在不明底细的陶怡心里引发一阵莫名的紧张和忐忑。她不知道眼前这个市级“大机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匆匆向她走来，是为了“驱赶”自己的，还是来“质询”自己的，唯一不敢想象的就是人家是来请自己进门的，更难以预测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于是她赶紧转过身走开了。
当天晚上半夜时分，有人打电话到高士达厂女工宿舍的传达室里，要找陶怡接电话。女工们住的房间里自然是不会安装电话的。电话只能打到传达室，再由传达室的那个“阿姨”（管理员）传呼。
女管理员四十来岁了，已经在躺椅上眯盹儿着了，被这电话铃吵醒，自然特别的不高兴，便对着广播话筒连着叫了几声：“四〇三室的陶怡，电话。四〇三室的陶怡，电话……”
这时候，女工们都已经上床睡觉了。一个睡在下铺的女工听到广播，忙拿起一个晾衣服竿子，捅捅上铺：“陶怡……陶怡……你聋了？”
睡在上铺的陶怡忙跳下铺。
另一女工笑着调侃道：“陶怡，又是那个兵哥哥的电话吧？啥时候带来让我们瞧瞧嘛！”
陶怡脸一红，只说了声：“睡你们的吧！”就披上衣服，赶紧走了。到传达室，还没等她向管理员“阿姨”说句好听的话，那个女管理员已经挖苦道：“团代表，这楼上楼下，就数你电话多了。”
陶怡脸又一红：“谁是团代表……”
女管理员皱了皱鼻子，道：“还谦虚呢？快接电话！”
陶怡怯怯地拿起电话。
电话果然是冯宁打来的。“去市里报到了吗？”他还挺牵挂这档子事。自己在部队都不好好解决“组织问题”，上这儿来，倒替别人着起这个急来了。人啊！
陶怡不知道怎么回答冯宁。她真的不希望再惹冯宁生气。她不愿意再看到冯宁生气。一时间，不知所措的她，拿着电话，只是在喘着气，没有回答。
冯宁问：“没去报到？”
陶怡还是不作声，只是粗粗地喘着气。
冯宁有点失望了：“你真行！”
陶怡特别歉疚地：“对不起……”
冯宁恨铁不成钢似的：“跟我有啥对不起的！”
陶怡看看那个女管理员，她虽然在很无聊地看一本香港版的命相书消磨时间，但脸上的神情却让陶怡觉得，她已经对陶怡半夜来骚扰很有些不耐烦了，便忙对冯宁说：“等见了面咱们再细说。传达室的阿姨要休息了。我挂了。”说着，没等冯宁做出回应，便挂断了电话，然后对那个女管理员说了声：“谢谢李阿姨。”那个姓李的女管理员，居然都没搭理她，马上丢开手里的那本命相书，收回电话机，关了那扇小窗户，在那张权当作夜班床的竹躺椅上躺了下去。
那边，冯宁听到陶怡不等他说完话就挂断了电话，赶紧撂下电话，向远处的一个公交车站跑去。他想去告诉陶怡，当好这个团代表，在我们这个体制下，会对她的一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
这时，恰好有一辆公交车进站了。但等他跑到，大概因为时间很晚了，车站上没什么人在候车，车上也没什么人下车，这辆公交车已经匆匆地开走了。
雨，无声无息地下着……
雨幕中的夜色无边无际，浓重而又深远……
冯宁在雨中无奈地呆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刚要回工房去，从路边却走出三四个男青年，全都打着台湾产的那种花花绿绿的折叠伞（那时候很时兴这种折叠伞，比我们通常用的那种油布伞自然要灵巧方便得多），直直地向冯宁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