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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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艳最近过得很是风光。不到四十岁，就做了东亭市的教育局长，女干部本来就不多，有的虽然也是正处级，但都是在妇联、工会等不起眼的位子上，像赵艳这样有职有权的，全市也找不到几个。教育局长这个位子，赵艳没做过不知道，做了之后觉得，比自己原来那个副县长的位子可是强多了。自己是局长兼书记，一个人说了算。虽说局里只有30多个编制，并不大，但下面管的学校多。市里的几所重点高中，重点初中，甚至幼儿园，那么多师范毕业生，谁不想进去当个老师，收入高，又有社会地位。这些用人指标实际上赵艳说了算。除了市委书记和市长亲自安排的，赵艳不敢不办外，其他的副市长、副书记，赵艳就看他们和自己的交情，想办的就办，不想办的就找个借口拖着。每年市属学校有上百个进人指标，但整个东亭市，师范毕业或者非师范毕业却想从事教育工作的学生，每年有2000多人，名额有限，竞争非常激烈。虽然为了体现公平，现在教育上进人也进行公考，但那只是提高了门槛。笔试成绩通不过，就没有资格进入面试。但真正到了面试阶段，没有过硬的关系说话，分数再高，也可能落选。这时候赵艳作为教育局长，她的话就非常关键。她说谁行，别的副局长也不敢反对。

作为副职，他们多年已经形成了习惯，知道反对也没有用，副职和一把手是没办法斗的。发牌权在正职手里，对方发什么牌，也不会提前告诉你；即使告诉你，也不会告诉你全部。你即使想反对，正职随便找了理由，就把你压的不吭声。你只能是自讨没趣。心里就是有不满，也不能表现出来，只能忍着。你要是憋不住，发泄出来，惹火了正职，他就会找办法修理你。反正下面的人都听他的，他是一把手，可以给别人利益，别人也乐于为其所用。什么活难干让你干什么活，谁难管就让你分管谁，修理的你一点脾气也没有。这还算好的，如果真正把正职惹恼了，他天天到上级领导那汇报你的不是，上级领导又不认识你是谁，即使认识你也和你没有很深的关系。再说了，正职可以利用公共资源，如给领导用公款送点东西，为领导办点私事，天长日久就和上级领导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副职呢，你手中没钱，用自己的钱送你也送不起。你也没实权，办事领导也不找你。你和正职闹不团结，说不定哪一天你就会不明不白地被挪了地方，别人都知道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在官场上再也没有爬起来的机会。所以在机关里待久了，再笨的人也学会了精明。这些副职不想成为呆鸟，他们最精通的学问就是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然后才是发展壮大自己。不到摊牌的时候决不摊牌，没有决胜的把握时决不宣战。他们喜欢静静地等待，像草原上一只只老谋深算的狼，等待对手犯个致命的错误，最好自己打倒自己。那时候再出来，收拾残局，拣到了胜利果实，又不会惹上任何血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赢得心安理得。

多年在官场历练，赵艳也深知做副职的心理。她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自己吃肉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喝点汤。对于复职们求自己办的事，如果不违反大的原则，赵艳都会给他们办。这样才能减少对立面，自己想办什么事时阻力也就小了。手中握着进人权，找自己办事的人就很多。有的是想安排人，让自己的子女、亲戚进更好一点的学校工作，有的是想安排自己的亲戚或者自己的孩子到重点学校上学。重点学校的指标有限，让谁上不让谁上，有时候就是赵艳一个电话或一张条子的事。刚开始时，找赵艳办事的人到办公室找到她时，把所要办的事情讲清楚，临走时都会拿出一个信封，恭恭敬敬地送到她面前，不用说赵艳也知道，里面是钱，少了三五千，多了有一两万，根据所办事情的难度不同，所送的钱多少也就不等。

看到来人拿出了那么多钱，赵艳也很紧张，她当副县长时也有部下给她送礼，但大多是一些礼品券之类的，送钱的很少，有的也只是一两千而已，因为副县长手中确实也没有多少实权，办不老什么事。现在当了局长，情况大不一样了。所办的都是具体事，关系到一个人的前途、命运，给别人办成一件事，对方就十分感激，想想送什么东西赵艳也可能不稀罕，还是送钱方便，爱买什么东西就买什么东西。赵艳也知道，收多了有风险，一旦被查处，自己的事就不是小事。

常年在东亭呆，她也知道，东亭的官员几乎没有不收礼的。东亭是个穷地方，官员的工资收入低，就拿她这个正处级的局长来说吧，一个月才2000多块钱。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像她这个级别的干部，合法的收入一年也有十几万。靠自己那点可怜的工资，连正常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没有钱，东亭的官员就会想办法。东亭官员发财的途径主要是两条，一条利用自己的用人权，在单位进人、提拔方面搞一言堂。只要你说了算，自然就会有人主动找上门来。另一条就是在工程项目上做文章，例如买大宗的设备，建大楼，只要你手中有项目，就会有老板主动找上门来。现在的老板聪明的很，你跟谁关系好，他就会让谁牵线，项目一旦谈成后，牵线的人也有一定好处。老板和工程项目的业主单位的一把手私下达成了协议。一个反正花的是公家的钱，花的越多，老板的回扣就越多，钱只是在老板账上转转手，就进了单位一把手的腰包。因为知情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行贿的老板，一个是受贿的领导，两个人是在一条船上，发的是掏国库的财。只要两个人不说，就是群众都看出有问题，但由于没有直接的证据，纪检和司法部门也无法介入，官员的位置照坐着，看谁不顺眼，还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他点小鞋穿穿。

就是有一两个不怕死的群众跳出来，和贪污、受贿的单位一把手公开叫板，那当领导的也有办法。你去告吧，他找茬子停你的职，让你没有工资收入，你连饭都没得吃，还有劲告吗？你就是执迷不悟地再告下去，那领导也有办法。你告到市里，那好，他就拿公家的钱拉关系送礼，本来你不告，他还不认识有关部门的官员，你告了，恰恰给他创造了一个和有关部门领导接触的机会。谁又没有个私事？他手中有权，给别人办点事，再送点礼，那点事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你告到省里，他的关系就建立到省里，你告到北京他的关系就建立到北京，说不定那一天有个关键的人物给他说句话，他就又升了。你是越告越苦，他是越告越升。你越来越穷，他越来越富。所以在东亭，在官场上混，大家都心知肚明，不贪白不贪，贪了是你有本事，不贪是你傻帽！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一旦下台，就没有人理你了，再想贪，急死你也没机会了。

赵艳刚到教育局做书记时，当时的局长叫付新民。付新民在下面县里做过县委书记，是前任市长的铁哥们之一，是个吃肉不吐骨头的主。付新民刚当教育局长的第一年还比较收敛，对几个副职还客客气气的。一年一后，熟悉了情况，人也认清楚了，他就召开了会议，重新调整各个副职的分工。他冠冕堂皇地说，人权、财权这两个问题，最复杂，最难管，也最容易得罪人，我是一把手，我不怕得罪人。你们几个副职认真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其他的得罪人的事，我来管。他说的慷慨激昂，弄得几个副职苦笑不得，被他当猴子耍了一回。

付新民在县里贪污已习惯了，胆子也大，到了教育局，他也知道自己就这样了，官不可能再升，就抓紧时间，多贪些钱。教育局的大小官员，不管你是科长还是科员，只要你不给他送礼，他就记着你了，日后会设法找茬子，给你小鞋穿。教育局的局机关和下属学校每年要进什么人，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大学生毕业要想进机关，不给他送个三四万，根本就别想办成事。就是到学校当个老师，不送个两三万，也没门。对于求他不办事的人，付新民一视同仁，拿钱说事。关系再好，没有钱，照样拖着不办。曾经有一个大学生，父亲当年还是对付新民有点恩情的人。付新民没有发迹之前，只是东亭市委组织部的一个小科员。大学生的父亲曾做过付新民的直接领导，在他下派县里做官的关键时候，为付新民说过话。因为有着这层关系，大学生的父亲就没有给付新民送钱，以为掂几瓶茅台酒，再拿几条好烟就可以办成事。结果别人都上班了，他儿子的事还没有一点眉目。经人点拨，大学生的父亲才明白，不放血看来是办不成儿子的事了，于是就东拼西凑了三万元送到了付新民家里。不到一个星期，他的儿子就如愿以尝地上班了。气得大学生的父亲不能行，心里大骂付新民的无情无义、嗜血无耻。

靠进人收别人的钱，对于付新民来说是小打小闹，他觉得不过瘾。他就打起了工程项目的主意。教育局有自己的招待所，设施在东亭市虽说不上豪华，但还可以说得过去。付新民一个人决定，投资几百万进行了重新装修。这一个项目，负责施工的老板就为他送上了五六十万。他又以为职工办实事的名义，建设了两栋家属楼。地皮本来是教育局下属单位一个废弃的地方，根本不用出多少钱，就办好了相关手续。但职工拿到房子后才发现，价格比自己到市场上买商品房便宜不了多少，但质量却出奇的差，还不如当初不参加买房，自己掏钱去市场上买划算。职工们私下议论，光这一项，付新民收取老板的回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

付新民有钱，家人却出奇的抠门。他兄弟四个，父母年纪大了，商量好的在每个孩子那一待三个月。只要时间一到，付新民的媳妇就会催老人赶紧离开，多待一天就会看脸子。他媳妇素质更差，只要是有人找付新民办事，到她家里来。如果不带点礼物，连茶水也是喝不上一口的。害得逢年过节，教育系统的人到她家串门时，都要多少带点礼物，弄的她家附近糖烟酒商店的生意特别的好。吃不完用不完的，她又拿到商店里卖掉，换成了钱。提起这一对夫妻，知道的人都摇摇头，无可奈何地称他们是绝配。

市委任命赵艳做市教育局的书记后，付新民就只做局长，不再兼任教育局的党委书记。看看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自己的年龄就到限了，付新民就想趁赵艳还不熟悉情况，最后再大捞一把。他提议贷款1000多万，重新建设教育局的考试中心和教师培训中心。由于赵艳的一再反对，其他的副职早就对他飞扬跋扈地作风、喜欢吃独食的做法有意见，知道他快下台了，没有多少日子可以风光了，就不在把他当回事。付新民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回到家里好一阵子不舒服。他感到权力这玩意太重要了，还是一个人，人没变，权力没了，就不再一言九鼎了，就不能为所欲为了，也没人听自己的了。幸亏自己认识的早，提前做了安排，手中至少也有个几百万了，就是没有官了，钱也花不完了。一退休自己也不在东亭待了，省城的房子已经买好，正在装修，自己要到大城市，好好享受享受，也免得在东亭，看别人的脸色。

王志飞也知道，在东亭，像付新民这样的官员，在各级领导干部中并不在少数，就像东亭的老百姓编的顺口溜：对东亭的当官的，一个不剩的杀掉，有冤枉的；隔一个杀一个，有漏网的。

这说明了东亭干部的腐败面是相当大的，老百姓对干部的腐化堕落是强烈不满的，甚至是怨恨的，仇视的，但他们要权没权，要钱没钱，想举报，又怕遭到打击报复，甚至举报来，举报去，自己已经暴露的一清二楚了，而腐败分子还毫发无伤，最后腐败分子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黑恶势力，找个合适的由头，就把举报人给做了，最后不明不白的就被收拾掉了。这样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屡见不鲜。

前些年，东亭就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曾经有一个普通干部想举报市委书记林怀水，但举报信几经辗转，最后却落到了林怀水本人的手里。举报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全市所有的关键部门，特别是公、检、法机关，林怀水早已经利用职权，安插了大量的嫡系，各个重要的环节上的都有他的人，这些人谁都不认，就认林怀水一个人，他的命令和指示就是圣旨。什么党纪国法，在林怀水一手建立的独立王国里，都统统失灵，他们都只听命于一个人。靠着自己多年经营的地盘和盘根错节的关系，林怀水在这片土地上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谁也奈何他不得！

竟然有人不识抬举，在自己的地盘上吃饭，还要举报自己，那他不是活够了吗！林怀水立即指示公安机关，立即成立了专案组，以诽谤领导干部的罪名，把举报人从外地抓捕归案，投入监狱。

举报人在监狱里受尽了非人的折磨，最后又莫名其妙的“自杀”了，消息传出，舆论哗然，老百姓虽然没有什么权力，但谁也不傻，都知道这是林怀水做了手脚，迫害的结果。整个民间议论纷纷，市民们茶余饭后，就爱拿这件事情说一说，骂一骂现实的残酷、黑暗，诅咒林怀水不得好死。

但骂归骂，残酷的现实还是给东亭的老百姓上了非常刻骨铭心的一课：当官的不好惹，你要惹了他，弄不好他随便找个机会，给你制造个“自杀”的假象，甚至弄成了千古谜案，永远无人知晓。

从此，东亭的老百姓就学精明了，忍气吞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起了缩头乌龟。于是，坏人更猖狂，社会正气全无，民心涣散，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凝聚力可言，有什么社会的公平、正义？

但是，真要动真格，一个不剩的剔除这些腐败分子，王志飞也知道，这不是那么容易的。做不到，也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是由于当今的干部任用体制决定的。

目前，干部体制是上级选拔下级，官员对上级领导负责，向给自己乌纱帽的官员负责，而不必太在乎老百姓的指指点点。因为说白了，老百姓算个屁，关不了我什么事，就是全得罪了，只要上级领导喜欢我，我照样可以升官、发财，实在混不下去了，还可以异地做官，一走了之。

而广大的老百姓呢，因为屡战屡败，吃尽了苦头之后，也终于明白了一个千古不变的道理：官官相互。什么时候当官的都护着当官的，于是不再抗争，心甘情愿，做了顺民，甚至不得不成了鹰犬，也想得到分一杯羹的机会。于是就有了台湾作家柏杨先生说的：“我要是统治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碰到这样的顺民，如果我不去奴役他，简直是天理不容。”

为什么？因为腐败的成本简直是太小了，风险太小了，而利益却大的无边无际。你想啊，钱你不用要，自有人给你送上门。想要美元，有人为你换好了；不想要现金，存折有人为你办好了，密码都告诉了你。想把钱存到国外去，就有人专门为你存到国外去，这样的机会，谁会顶的住？

女人吗，你不用强迫她，威胁她，利诱她，只要有一丝一毫接触权贵的机会，你就看吧，无数的贱女人巴不得盼望着权贵们骚扰骚扰她，勾引勾引她，玩弄玩弄她，这样她们才觉得自己有魅力，自己才有价值，就像一个价值连城的和氏壁，终于得见天日一样。玩弄了她们的感情，玩弄了她们的身子，她们还千恩万谢，感激涕零，甚至几个女人比赛争宠，巴不得你多玩弄她几次。你说，碰到这样的现实，有几个凡胎肉体能够把持的住。

体制，关键是体制，我们的体制无形中给了各级官员太多的、不受约束的权力，让他们一旦身居高位，便有恃无恐，随心所欲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林怀水做东亭市委书记时，有多少老板争着给他送钱啊，多少女人主动投怀送抱，多少官员拼命逢迎巴结，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投其所好，让老板高兴，你才会舒服吗！

东亭干部的状况，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抉择，要全部把这些人换掉，显然不现实，也不可能。能换得了吗？那东亭的各级党政机关不就全瘫痪了吗！再说了，就是全换了，上来了新的一批人，按目前的状况，只能是肥猪走了，又来了一批瘦猪，遭殃的还是老百姓，遭到更严重的搜刮、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