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缘起·媒妁之言
第一节家门的荣光
\/出生\/
佛家宿命论认为：“一切众生在无数的轮回中。命运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犹言生来注定。”
1900年12月29日寅时，在江苏宝山县（现属上海）的一个小村子里，张家生了个女孩子。张家是当地巨富，家里有两台红顶轿子。祖辈曾在清代做过地方官，父亲张祖泽是救死扶伤的医生。那天，按照惯例，佣人将女孩的脐带埋在屋子外面，因为女孩子长大以后要出嫁，就成了“外面人”。如果生的是男孩，佣人就会把小孩子的脐带收起来，藏在母亲床下的罐子里。在那个年代，也许只有男孩子才真正算是自家的孩子。张家前后生了12个孩子，8男4女，祖母对外人说起张府家里的孩子时总讲：“我们张家有8个孙子。”不过张家父母思想开明，早早送儿子出国读书，男孩们都颇有出息。张幼仪的二哥张君劢是后来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哲学家，民社党创立者，四哥张公权是中国银行的董事。因此，当年张家祖母对外人介绍时，张家4个孙女好像不存在似的。
张家长辈们说张家，8个孩子，因为只有儿子才算数。儿子将来要继承香火，而女儿以后会出嫁，挑起夫家的责任。家里人说：“张幼仪天生强若男子，比她晚出生11个月的七弟却恰恰相反，软弱得像个女人。”家人还说：“她出生的时候，妈妈身上的男子气概都被她拿走了，只剩下女性的柔弱留给了七弟。”这说法虽然让人觉得好笑，不过张幼仪可不敢苟同。多年以后，她才明白，应该是生活把她变得如此坚强，因为她发现，除了坚强她已别无选择。15岁结婚，婚后3年有了儿子阿欢，22岁离婚，这么年轻就经历了这么多事。
在宝山，张家一大家子都按中国习俗住在一个大院里，那院邻近镇中心，有两个院子，一处做府邸，一处闲居，还有一间开了8扇桃花心木门的前厅。当地大多数家庭都只有一个院子和开了4扇前门的正厅，不过张家在当地拥有许多土地，张幼仪的祖父又是清廷的高官，他的画像高挂在客厅内祖宗供桌的上方和前院一间特别的小屋里。小屋里还摆着两顶轿子，是一位朝官送给她祖父的礼物。除此之外，这座大宅的风水好得不得了，充满吉兆。老人们说：“房子朝北会招风引敌，向南可以朝阳纳吉，而张家的院子坐北朝南，也就是背对北方。”张府祖母、父辈们和儿孙们，三代同堂，人丁众多，大家各有各的厨房和佣人，甚至还有一个只替张家做鞋的佣人。那时候，人人都穿布鞋，而张家上下一大家子每天都有人需要新鞋。
父母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叫张嘉玢，小名幼仪。“玢”是一种玉。父亲有一次外出归来时，给张幼仪带来一枚玉别针，别针放在手里，对着太阳会闪光。“幼”字中含有善良的意思，“仪”表示一个人外表和容貌端庄。时人评价张幼仪：“其人线条甚美，雅爱淡妆，沉默寡言，举止端庄，秀外慧中。”
张幼仪生性倔强，爱好体育，颇有男子阳刚之气。从小受二哥张君劢和四哥张公权的影响，她接受新事物，求知欲很强，渴望读书。张幼仪出生于1900年，正是义和团兴起的时候。当时中国虽然排外情绪非常高涨，但西方思想却仿若是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有意无意地影响着当时的中国人。在这个变动的时代，张幼仪听从旧言论也聆听新言论，她的内在一部分停留在东方，一部分眺望着西方。她具备女性的气质，也同时拥有男子的气概。张幼仪究竟是真如她自己所言，是因为与徐志摩离婚才成长的？抑或是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已然有许多促使她成长的种子埋下，只待发芽的？张幼仪在不重视女性的中国传统社会中长大，离婚后却力争上游，成为上海的银行家、服装公司总经理，她像极了一棵从小被压抑成长的大树，但它终究是一棵大树的种子，而不是一棵小草，虽然她曾经跟小草一样渺小。
\/闺秀\/
张幼仪生在上海的宝山，但她的祖籍并不是上海，而是陕西眉县，她的祖辈们后来居住在江西省南城县，最后才迁移到嘉定县的葛隆镇。在真如镇人民政府所藏的《真如张氏族谱（1889）》里，关于张家第一世有这样一段记载：“秋蓉公讳果先世为陕西眉县人，后析居江西南城县，迨公徙嘉定县之葛隆镇，遂家焉。明季兵燹致失谱牒公，以上世次无可考证，谨奉公为始祖公。”
张幼仪的父亲张祖泽，字幼涛，号润之，生于同治六年（1867年）丁卯七月初八未时。他曾在苏州向曹沧洲学医，后又相继在上海、南翔一带开设诊所，是当地有名的中医。张幼仪的侄子张国魁说：“我的爷爷是个很有名的医生，我在北平的时候，听好几个医生对我说，你爷爷的医术非常棒！”张祖泽为自己子孙后代挑了“嘉国邦明”这四个字排辈起名字。张幼仪就属于“嘉”字辈的。其中“嘉”和“明”谐音“家”和“民”，“嘉国邦明”的意思就是“由家至国再及于人民”。
张家的祖先经营盐业，张幼仪的曾祖父改行行医，施药济贫，在当地颇有善名。她的家族从祖父辈开始做官，祖父以举人的身份在四川省任县令十余年，甚有声望。祖父在当官之余，喜欢读一些宋明义理之学，同时对医卜、星相也很用心。后来，他辞官回到嘉定县城定居。
张幼仪可谓当之无愧的大家闺秀，但是她后来听徐家佣人说，徐志摩第一次见到她的照片时，却把嘴角往下一撇，用充满鄙夷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自她嫁入徐家，徐志摩也从没有正眼看过她。张幼仪出生在上海宝山的一个大户人家，又是书香门第，徐志摩嫌她乡气，应该不是从出身、地位等现实条件来说的，而是一个受西方教育和现代思潮影响的年轻人，对没有见识、没有自我的传统女性难以认同的表现。
后来，张幼仪留洋归国，在上海闯出一片新天地，可以说除了自己的努力外，家族兄弟的帮衬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前前后后，七弟、八弟也在她蜕变过程中帮了很多忙。当她被徐志摩休掉后，娘家和婆家的很多人都替她感到委屈，但她平静地说：“其实老天对我还不错。”她也是有所依靠的，因为她出生在一户这样的名门望族。1926年，张幼仪回国后，四哥张公权曾将上海的公寓腾出来给张幼仪和阿欢生活，自己和太太另起新居，也算是对他当年牵线妹妹这段姻缘的补偿。
很多人对张幼仪的认识，都停留在徐志摩的原配太太阶段，并且想当然地以为包办婚姻的原配们大抵都没有读过什么书，也肯定没有什么见识，像是鲁迅的原配朱安，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她们应该都是“乡下的土包子”。大部分人总是理所当然地给这些原配们冠上一个“应该”和“大概”定论的帽子。记得上学时，学习徐志摩的诗，老师是这么介绍这位原配夫人的：诗人的原配应该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也应该长相一般。后来上了大学，读书多了起来，才知道原来张幼仪沉默低调，原来她也有着不俗的出身，原来她也有名有姓，原来她也事业不凡。但是，那时候依然读不懂她，并且觉得很奇怪的是，她不是江冬秀那样的“小脚”，却一直贴着“小脚”的标签。那时我可以读懂她的坚强，但却读不懂她的隐忍。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一直沉默，一直无怨无悔。后来，自己在社会上尝到了生活的艰辛，体味到了世态的炎凉，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和人情的冷暖，我穿越到了那个时代，感受到了来自那个时代的气息，重新穿越到张幼仪的内心，陪着她一起成长，我才明白她其实是非常幸运的。从自我价值实现和赢取自我尊严这个角度上讲，她的人生非常圆满，盖棺定论，她收获了比林徽因、陆小曼这些徐志摩为之疯狂的时代宠儿多得多的东西。像济慈所言：“把自己的一生写在水上。”像林语堂所说：“我这一生至少要有敢做我自己的自由。”人生就像股票的k线，起起伏伏，而张幼仪的一生，非常完满。不卑不亢，这也许是那个时代人的人生素养和价值追求。闫红曾经说过：“那个旧时代的女人，要想自立自强，是一定要吃些亏的。”像后来张幼仪的侄孙女在她的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反问的那样：若是张幼仪不是个女性，她论出身、论才智也许并不比徐志摩的成就要小，但是她是位巾帼，她生在了一个女性必须沉默的年代。接受和隐忍是她唯一的选择，接受自己的出身，但是更接受自己的婚姻，这是宿命。很多人喜欢民国，因为民国生活节奏很慢，那里没有手机，没有这么多的私家车，它慢得一生只能去爱一个人。民国像是一个符号，也许这是我们这些现代人只可远观而不能亵玩的吧！
第二节传统刻在了骨子里
\/裹脚\/
张幼仪长到3岁的时候，母亲准备为她裹小脚了。女人的小脚里可是藏着一部中国历史的。古代的“三寸金莲”，还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性象征，这又是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女人的脚甚至比脸更为重要，因为它是特属于某个男人私有的玩物。然而张幼仪拥有的却是一双大脚。在3岁那年，张幼仪的脚被缠上了厚厚的白棉布，可是裹脚的仪式只进行了3天，到了第四天早晨，再也忍受不了妹妹尖叫声的二哥张君劢出面阻止了裹脚仪式。他对母亲说：“别折腾她了，太疼了。”就这样，张幼仪成了张家第一个天足女子。
1914年，一股民主、自由的“新思潮”在中华大地蔓延，在浙江最好的学堂杭州府中学堂深深受到“新思潮”影响的徐志摩的眼里，女子仅仅拥有天足，并不等同于“新女性”。张幼仪后来讲：“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这块裹脚布其实就是陈旧落后的封建思想，张幼仪是传统的，尤其是在骨子里，她始终都遵守着中国古代良家妇女的“三从四德”。幼仪是家中第一个未缠脚的女孩（她下面的两位妹妹也都未缠脚），长大后从阿嬷到堂兄弟姊妹都曾经因为幼仪的大脚发过牢骚或是加以揶揄。虽然未缠脚，她的二哥与四哥影响了她，但无论如何，张幼仪当时的观念仍旧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并不想“突兀”。
民国元年（1912年），幼仪说服了父母，邀了大姐一块儿进入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在学校里，幼仪受到老师极为不同的对待——这多少也是因为幼仪是个未缠脚的女学生。在老师的观念中，缠了脚的女孩是观念守旧的且没有学习能力的。后来，幼仪定亲之后仍旧回到学校上课，但此时的老师在教学上对她的态度开始变得懒散且无所谓。张幼仪晚年回忆，这虽是一个师范学校，却不曾有一个同学完成学业变成老师的，其中也包括幼仪本人，这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女性不得解放，经济事业不能独立，就永远都是男人的附庸品。张幼仪后来担任东吴大学的德文老师，也是从德国回来之后的事了。
张幼仪既是徐志摩的第一任妻子，同时又是徐志摩的父亲徐氏家族大家长徐申如疼爱的儿媳兼养女。在张幼仪的身上，既有旧式女子“三从四德”的忍耐，又有新女性奋发图强的态度。她曾遭遇人生最沉重的创痛，但她意念中那种执拗的力量，也许在她抗争不裹小脚的时候就埋下了种子。晚年的张幼仪曾告诉张邦梅：“在中国，女人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这么不值钱。这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一课，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一切。”她抗争命运，但她终究还是在时代的旋涡里，这是时代的宿命，但是张幼仪一直清醒并深谙着，所以她知道风往哪儿吹，她从来都没有迷失过自己的方向。
根据张幼仪的说法，二哥自幼所接受的新式自由思想不但在形式上影响到他积极反对家人为幼仪裹小脚，而从幼仪和二哥之间的互动来看，其对幼仪的影响似乎又超过了生理上的解放。幼仪曾经提到：“我认为我享受教育的欲望，是来自我晓得自己生在变动时代这个事实，我非常崇拜二哥和四哥，而且我又是家中第一个没缠脚的女孩。”
从幼仪的回忆可看出，当时中国两性之间的地位男权是至上的，一个女人必须“在家从父、出外从夫、夫死从子”，所以女人在当时的中国家庭里可以说是不算户口的。因此，张父虽然重视孩子的教育，但一涉及经济问题还是将男孩子的教育机会放在最优先处。幼仪提到，她父母亲不会花钱让女儿念书，之后即便张父让幼仪和大姐一同上学，也是因为张父觉得让学校养育两个女儿，在成本考虑上比起自己养育来要更经济实惠。幼仪的父母亲甚至说：“女孩子家读不读书无所谓……女孩子家活着就是为了结婚的，你得留在家里时刻准备着接受命运的安排。”所以在张幼仪侄孙女孙邦梅的作品《小脚与西服》中，她开口第一句话便是：“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如此定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革新\/
回首整个20世纪初期，层出不穷的“新政体”、“新学界”与“新道德”，不但引燃了王朝革命的炮火，也打开了未来两性平权的闸门。政治学者萨孟武曾说：“那时一切都开始转变，在这转变期之中，一切又要求解放。到了五四，最先实现解放的，却是中国妇女的足，由缠足解放为天足。”
有一个郭沫若的故事，可以说明那个时代新旧思想的冲击及其对家庭观念产生的革命性风暴。郭沫若大哥问他是喜欢大脚还是喜欢小脚。郭沫若说：“我自然喜欢大脚了。”大哥高兴得不免提高了声音说：“好的，你很文明。大脚是文明，小脚是野蛮。”“混账东西！”突然一声怒骂从父亲的床上爆发了出来，“你这东西才文明啦，你把你的祖先八代都骂成蛮子去了！”像是晴天里的一声霹雳。大哥和郭沫若都出乎意料，然后而立之年的大哥哭了起来。其实，郭沫若的父亲并不是怎样顽固的人，但是两代人所处的终究是两个时代。用“文明”与“野蛮”来评价“大脚”与“小脚”，或许意味着晚清引入中国的文明论和进化论基本成为“五四”一代娴熟运用的价值尺度。然而，郭家父亲的怒斥、大哥的痛哭和郭沫若的惊愕，却同样拼贴出一幅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画面。虽然时代已是“两个时代”，父亲也并不“顽固”，但现实仍是在同一屋檐之下，严重存在着新旧两代性别认知的纠结与不安。
不过，较之男性，五四时期接受新思想的部分女性，已经开始标新立异地展示性别的自主与自觉。据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国文系的女作家庐隐追忆：“那时候，在我们每星期五晚上的讲演会上，有一个同学，竟大胆地讲恋爱自由……当她站在讲台上，把她的讲题写在黑板上时，有些人竟惊得吐舌头，而我却暗暗地佩服她，后来她讲了许多理论上的恋爱自由，又提出许多西洋的事实来证明。大家有窃窃私议的，有脸上露出鄙夷的表示的，也有的竟发出咄咄的怪声。而那位同学呢，雪白的脸上，涨起了红潮，她是在咬牙忍受群众的压迫呢。散会后，我独自去安慰她，同情她，而且鼓励她勇敢前进，这样一来，我也被众人认为是新人物。”
张幼仪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但她做了张家第一个天足女人，又苛求像男子一样接受现代教育。然而，终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连她开明的父亲都认为，女孩子读不读书没什么差别，关键是等着一份上天安排的好姻缘。她又能说些什么呢？她从小接受的就是这样根深蒂固的教育，从未怀疑，也从未想到反抗。
婚后张幼仪足不出户，总是长时间跟着婆婆坐在院子里缝缝补补。她也曾写信给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希望能完成中断的学业，但学校的态度是必须要重读一年，也就是需要两年才能真正毕业，这对于一个需要天天料理家务、养育孩子、照顾公婆初入大宅门的新媳妇来说，太过漫长了。这使得张幼仪读书的愿望成为泡影，一直到晚年，她都为没能到“像丈夫所爱的女人读的那种一流学校上学”而耿耿于怀。
其实，真正的文明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大脚”取代“小脚”，如果只是天足，但是思想还裹着裹脚布，那离真正的文明也依然很远。
第三节唯有读书不可辜负
\/求学\/
旧中国重男轻女，辛亥革命后，随着共和国体的建立，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思想也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自由恋爱的呼声一时间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响起。张幼仪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得以在新旧变革时代接受新思想教育。她先是成为一个不肯缠足的大家闺秀，生理上得以除旧立新。这时她内心深处也感受到了中国未来的变局，因此埋下了深深的渴求知识的欲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维新运动思想启蒙余温尚在，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呼吁的争取自由和主权，为中国妇女解放迎来了机遇，这是中国历史上妇女解放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世界第一次妇女解放浪潮的制高点。男女平权、社交公开、贞操问题、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对中国当时的广大女性来说，开启了全新的历史新局面。
五四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第一条就是提倡人权，反对专制。新婚之夜，张幼仪的婚姻是沉默的，那时候的徐志摩在浙江最好的中学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最先进的新思潮。后来徐志摩找张幼仪聊天，告诉她：“现在的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未来中国的妇女将会迎来人权的解放。人生来享受自由、平等和生存等方面的权利，不可侵犯。未来的妇女将会跟男人一样享受政治、经济和教育的平等。”那时候的张幼仪虽然读了3年的女子师范，但是传统的封建礼教还像身体的毒瘤一样侵袭着她，“嫁夫随夫、相夫教子”等传统思想还在她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她只是觉得奇怪，为什么徐志摩新婚不久便坚定地对她说：“我要做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是的，最后，他如愿以偿，像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他这一生最重要的决定大抵都与感情有关。”而最最原始的一份决定，原来是对中国封建礼教的挣扎和逃离。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开始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启蒙运动，主要集中于戒缠足和兴女学，提倡最基本的人权，即自由生存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权利。1912年，张幼仪12岁，有一天她看到上海《申报》上登载了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广告，求学心切的她向母亲提出读书的请求。张家书香世家，生活富足，父母也算开明，二哥、四哥都在日本、欧洲留过洋，但是对于女孩子读书这事儿，张父的态度却是：女孩子读不读书没有什么区别，关键还是要等着嫁一个好丈夫，相夫教子，那才是那个年代女人的正途。张幼仪是聪明的，她告诉张父学费如此低廉，既可以学习知识，又能够节约家庭开支，更何况大姐算命26岁之前不能出嫁，总也要找点事情做才好，一箭三雕，何乐而不为？张父一听，让学校替自己养闺女不仅成本低，还能附带着学点知识，于是便同意了。后来张幼仪回忆，那时候的她一心想学新知识，成为一名小学教师，教书育人，而事实上，结果却是她们那些学师范的同学，最后居然没有一个人真正从事教书职业，想想不免感到伤悲。
后来事与愿违，张幼仪只读了3年书，就被迫离开学校，回到家中，因为她已红鸾高照，身不由己了。张幼仪的婚事是四哥张公权做的媒。张公权于清末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开始在盛宣怀主持下的邮传部任职。辛亥革命后，他应浙江都督朱瑞之邀，担任秘书。他视察各学校时，在杭州第一中学发现有个学生的作文很突出，作文题目是《论小说与社会的关系》，文笔老到，大有任公梁启超的气魄，且书法俊秀，才华横溢。几经探寻，张公权得悉此人名叫徐志摩，是硖石一个地主富豪人家的独生子。公权自告奋勇，写了封想要联姻的信给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徐申如当然是喜出望外，他立即回信，答应了这门婚事。张家书香世家，父辈从医，远近闻名。二哥从政，四哥也是留学日本，张家政治经济地位不可小觑。徐申如回信中写道：“我徐申如有幸娶公权之妹做儿媳。”1915年，年仅15岁的张幼仪，与尚在北平大学读书的徐志摩结为夫妇，随后张幼仪就搬到浙江硖石徐家去做少奶奶了。
这其中曾经有一个插曲，对于这门婚事，张幼仪自然是没有甚而是无权发表意见的。她心中唯一犹豫的是，她不能中断学业。但是令张幼仪失望的是，等到她订婚后，再去女子师范读书，老师已经对她爱答不理了。老师也许很明白一个事实，那个年代的女孩子一旦结了婚，那就意味着成为某个男人的附属品了，要在学业上有所成就，经济上有所独立，那简直是天方夜谭。
1915年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一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给中国带来了短暂的希望，但是希望很快幻灭，政权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军阀势力的手里。先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革命需要先革思想的命，因此首先就需要改变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但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尊孔复古。陈独秀1915年夏从日本回到中国，创办了《新青年》，在创刊词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青年》的六项标准，其中第一条就是：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这个“自由”的字眼，后来对张幼仪的丈夫徐志摩影响甚大，他甚至为了这种自由，一切皆可抛。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自由恋爱和美好爱情的浪漫追求，而张幼仪成了这个追求的绊脚石。像她晚年回忆：“我像是一把秋天里的扇子，用完了整个夏季，就被主人撕破了。”那时候，文人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关注女性人权。胡适的《终身大事》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部以两性和婚恋为题材的独幕话剧。鲁迅的《伤逝》更成了那个时代女性勇敢追求自由恋爱的挽歌。子君的“我是我自己的，与任何人无关”的誓言似乎还掷地有声，而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激情终究消磨在了时代世俗的浪潮里。人终究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在张幼仪生活的那个年代，追求自由和爱情，需要飞蛾扑火的勇气和决心。
张幼仪接受过现代教育。但很奇怪，喜欢读《新青年》，喜欢“自由、民主、科学”新思潮的徐志摩并不喜欢她。婚后，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张幼仪个性沉默坚毅，她帮助公公理财，甚为得力，但这些老人眼中的优点，在活泼飘逸、热情奔放的诗人徐志摩眼里，那就是呆板无趣、僵硬乏味。但同样执拗的张幼仪始终认为，教育和读书一定可以让丈夫对自己刮目相看。婚后徐志摩在张君劢的引荐下，花了1000大洋，拜自己的偶像梁启超为师。可是婚后7年，这对新人在一起的日子只有短短4个月。婚后，求学不成，她就在家里请了家庭教师，教授英语、地理、中文和历史等。她等着丈夫回家的时候，学问的持平可以减少他们之间的陌生感，可以让她与丈夫平等交流，使丈夫刮目相看。
丁言昭女士为张幼仪作传，曾给书起了一个恰切的副题——在传统与现代中挣扎的女人。张幼仪嫁给徐志摩，很大程度上是遵从兄长的选择：“想到了母亲的苦心，想到了四哥的慈爱，自己有什么理由不嫁给四哥相中的男人呢？”婚后为了侍奉公婆，她又放弃了完成学业的念头，凡此种种莫不见出其因循传统的一面。离婚后徐志摩写信给她：“自由离婚，始兆幸福，皆在此矣。”徐对张不可谓不绝情，但这番表白却也真挚，与此后张幼仪的人生际遇相印证，“始兆幸福”之语大致不差。张幼仪传统女性的“现代新生”让人感佩不已。1927年，张幼仪担任上海云裳服装公司总经理，后来又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董事……
在徐志摩周围的那些女性中，张幼仪可能是面容最显模糊的。徐志摩的冷淡与离弃，会让人想到她以泪洗面的柔弱，但是在徐志摩的侄儿徐炎眼中，张幼仪分明是个女强人，他评价张幼仪说：“她性格刚强，严于管束，大时尤甚，富于手段；很有主见，也很有主张，且相当主动……”徐志摩讨厌张幼仪，鄙夷地吐出一句：“乡下土包子”，但是梁实秋却称赞她“极有风度”，风流倜傥的罗隆基甚至对她一见倾心。这其实来自于她对现代新潮女性思想的接受，来自于她与她生活的时代的握手言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从某种程度上讲，也许正是读书的渴望和追求改变了张幼仪一生的命运。
\/双面\/
明朝张岱的《公祭祁夫人》中的眉公曾说：“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在传统的旧中国，女人无须具有任何知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等俗语给女人的一生做了最贴切的注解。张幼仪的父母得知徐家是江南富商时，甚为欢喜。徐家开办有电灯厂、蚕丝厂、布厂、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等，虽然旧社会存在着重农抑商的风气，但是如此殷实的家境，徐志摩颇有才华又有理想，还是独子，进门的媳妇避免了大宅门妯娌间的周旋与排挤，乍看这么好的条件，显然是张幼仪最好的归宿。张幼仪在新婚之夜本想要告诉徐志摩，她感谢命运的安排，因为现在她是徐家的人了，她愿意好好地侍奉他们的父母。但是，她所受的传统教育不允许自己在这个时候先开口。
几十年后的现在，对于现代知性前卫的女性，婚姻只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必经之路，女性的自我价值已经在当代得到完全释放。生育已经不是女人的责任，而是一种权利。可是那时，女人的第一功能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第二功能是侍候公婆丈夫、操持家务。她们渴望的美满家庭就是等待男人的恩赐，张幼仪和徐志摩结婚7年，一直都在等待这个男人回家，开始是丈夫3年的国内辗转求学，然后是美国、英国。她自从进了徐家门，也许就注定要为这个男人付出一生。挑起夫家的责任，这是张幼仪家庭教育她的。她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又接受过3年的现代教育，虽然比不上谢道韫、李清照这些文学大家，但是传统的家教让她学会了做一个贤妻良母。只是聪慧的她又有两副面孔：她传统，但是她也现代；她接受新思想，但是也克制；她渴求接受知识和教育，但是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做一名小学老师，教书育人。也许是因为她非常理性现实，她很清醒，她们生活的年代，社会并不承认她们的才华，因为那个时代不相信女子的才情，只相信簪花、云髻、水袖、莲步，再加上精巧的织锦、刺绣等手艺，所有人都认为只有如后者那样，才是一个真正贤良的淑女，才不用发愁找不到婆家。张幼仪因为一双天足曾经被大家揶揄，找不到好婆家。这也是她第一次向这个世俗抗争必须付出的代价。
人一旦读了书，有了学问，有了见识，整个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都会发生巨变。封建社会流行男尊女卑，小脚女人们被禁锢在深宅大院中，男人们推给她们堆积如山的家务，外加生孩子的“使命”。张幼仪在结婚后，向苏州第二女子师范递交了继续完成学业的申请，却被无情退回。如果是在现代，拥有这种求知欲的女子，想必也是能有所造诣的。可是，那时的社会却把她推到了大门外。旧社会的大家闺秀们虽然生活有人伺候，从来不愁吃喝，但是她们的人身自由也是被剥夺的，思想也就随之惨遭禁锢。那时女人不是天生而为女人的，是因男权文化下的历史环境及社会习俗造就而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男人总是主人，女人总是奴隶。长期的文化奴役使得女性从一出生起就要接受她是“劣于男子的第二性”的潜移默化的教育。她们被教导不需要学习新知，只需懂得如何取悦男人，对男子应当尊敬、崇拜和服从，学会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因为大部分女人都得依靠男子来取得生存的资源。
女人缺乏知识以及由知识支撑的能力而造成的依赖状态给男人们的胡作非为提供了温床。丈夫徐志摩的任性、漠视，也曾让张幼仪坠入孤苦的境地。就算是有修养的男人，他也一样有自己的迷茫和困扰。徐志摩单纯热情，充满活力，文质彬彬，儒雅善良，但是他讨厌旧体制，讨厌束缚和奴役的旧社会，渴望自由，所以他“爱屋及乌”。这是她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的事实，张幼仪成了时代的牺牲品。
直到20世纪50年代，张幼仪找到真爱，她一样困惑。她多次给二哥、四哥写信，因为她觉得需要如父的兄长帮助自己来做这个最后的决定，“三从四德”的思想还在她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她始终都在读书进步，却始终都在传统封建礼教与现代女性主义之间徘徊、挣扎。她敢于无畏地追求姐弟恋，但是结婚大事上仍然不丢弃礼节，需要经过哥哥和儿子的批准才得以完成。
四哥多次在同意与否中徘徊，最后决定让聪慧的幼仪自己定夺，然而她又提笔给大洋彼岸的儿子徐积锴写信：“母拟出嫁，儿意云何？”儿子的回复情文并茂：“母孀居守节，逾三十年，生我抚我，鞠我育我，劬劳之恩，昊天罔极。今幸粗有树立，且能自赡。诸孙长成，全出母训……母职已尽，母心宜慰，谁慰母氏？谁伴母氏？母如得人，儿请父事。”有时候，子女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其母亲的风度和人格，由此也不难想象出张幼仪是何等女子了。
第四节凑出来的天作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