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开国元勋的最后岁月
遵照朱德生前的意愿，康克清把朱德历年积存的20306.16元银行存款交给党组织，作为他最后一次向党交的党费。朱敏回忆说：“父亲曾经说过——‘我是无产阶级一员。我的东西都是公家的，我死后一律上缴，只有我读过的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你们可以拿去学习。’”
◇1975年1月13日，朱德主持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朱德主持了开幕式。周恩来带着重病在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作报告的时候，周恩来的身体十分虚弱，但是坚持站着作完了报告。
从三届全国人大到四届全国人大，中间相隔十年，又重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决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使经受了多年“文化大革命”磨难的人民心中又燃起新的希望。
朱德在这次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这时，他已是89岁高龄的老人了。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在庄严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们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党和人民委托我们贯彻执行宪法规定的职权，责任重大，任务很艰巨。我们一定要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完成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朱德题字：革命到底
朱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随着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不断显现，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同一大批第三世界国家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频繁的外交往来，使朱德的工作更加繁忙了。周恩来是在发现癌症两年后的1974年6月才住院的。四届全国人大后不久，周恩来病情加重，朱德知道这时自己要多承担些工作，来减轻这位老战友的重负。朱德承担了大量的外事活动，频繁地会见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议会领导人以及友好代表团，在他逝世前的一年半时间内，他单单出席接受国书的仪式就达40多次。
以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身份领导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朱德，精神更加振奋，就像年轻了几岁。为了表达自己坚定的革命意志，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朱德多次提笔写下“革命到底”的条幅以铭志。
1975年7月11日，朱德正准备到北戴河去休养，身体稍稍恢复的周恩来边在病房内作“八段锦”运动，边让卫士高振普打电话：请朱老总在去北戴河之前先来见见。
前几天，朱德曾经想去看总理，但因为总理当时的身体不太好，不愿让年近九旬的朱老总看到自己在病榻上的样子，就没有请他去。当时，朱德也不想影响总理的正常治疗。当得知朱德去北戴河需两个多月才能回来，周恩来担心到那时自己的身体状况不会比现在好，于是热情地向朱德发出了邀请。
下午5时50分，朱德走进总理的会客厅时，看见周恩来已经换下了病号服，远远地迎了过来。朱德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声音有些颤抖：“你好吗？”周恩来回答说：“还好，咱们坐下来谈吧。”
朱德的动作有些迟缓，当卫士走过来扶他坐到沙发上时，周恩来关切地问：“要不要换一个高一点的椅子？”朱德说：“这个可以。”……
这天，朱德同周恩来交谈了20多分钟。周恩来知道患有糖尿病的朱德有按时吃饭的习惯，为了不耽误朱德吃饭，6时15分，两位老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了。警卫员搀扶朱德上车，周恩来一直目送汽车远去。
朱德同周恩来有着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谊。1922年，朱德在德国由张申府和周恩来介绍入党。50多年来，他们一起度过了无数个生死与共的日日夜夜。朱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竟是他同周恩来之间的最后相见。
周恩来的病情不断恶化，毛泽东的病情也在加重。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科技、国防、教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在短短9个月里，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各个领域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邓小平取得的成就，朱德是十分欣慰的，他称赞道：“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很好。”
然而，邓小平雷厉风行进行的整顿工作从一开始就受到“四人帮”的阻挠和破坏。后来，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9时许，周恩来所在病房外的电铃忽然响了。这不是平时的电铃，而是为遇紧急情况专设的电铃。不好！大家快步跑向病房，几乎同时看到监护器上的心跳显示：心跳70多次。一直是100多次，忽然掉到70多次，陈在嘉大夫急得说不出话来。周恩来心跳在继续下跌，60次、50次、30次……
◇1960年11月5日，朱德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
医生们按照原定的抢救方案，采用了所有措施，呼唤、人工呼吸……都不起作用。陈在嘉哭了，她在监护器前坐不住了，方圻大夫替她守着。荧光屏上，时而显示一次心跳，渐渐地看不到心跳了，只见一条直线。总理，人民的好总理，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60多个春秋的伟人，带着全国人民的敬仰，离去了。跳动了78年的心脏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停止了。
这天上午，中央政治局又在举行“帮助”邓小平会议。与会者有的神情严肃，正襟危坐；有的仰身而靠，闭目养神；有的品茶吸烟，悠然自得。张春桥有条不紊地说：“……这几天我又反复学习了主席近一时期的重要讲话，倍感亲切，很受启发。我认为主席的讲话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二是关于教育和科技革命；三是关于对当前运动的意见。而这三条都是针对小平同志的错误所言的，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为了挽救更多的犯错误的同志，也为了使广大干部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我建议将主席的这些谈话整理成文件，适当的时候向全党印发，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
江青晃了晃拳头，高声接过话头：“主席的这些话，不亚于1966年《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一炮打得好！”
姚文元慢声细语地补充：“我有个想法，是不是把小平同志的检查附在文件后面？小平同志对主席的批评、对自己的错误，是不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不是对全党要有一个交代？请大家考虑。”
邓小平阴沉着脸，粗声硬气地说：“你们讲的，我都拥护。如果主席同意，我的检查也当然可以印发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