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英雄：历史者，英雄之舞台

谈英雄：历史者，英雄之舞台

中国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个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正如《史记》之中所写，本纪列传，所写之人颇多，无不为英雄人物。梁启超认为：“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然而现如今，思想家如此之多，却未能有一人能够做到让一群人真正的团结起来，共同休养生息，共同进步，时代缺乏这样的英雄。

梁启超这一番史学思想背后是几个主要的政治概念的形成与衍化，即“国家”“国民”“群”和“社会”。他研究旧史家，发现史学家们只写帝王将相而不写国民历史，而这种观念已经为广大人民所接受。梁启超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英雄并不是帝王将相，也不是以暴力改变现状的人物，在一切国民历史中，能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国民，无论他是什么身份，都可以称为“英雄”。

正如我们所知，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这个时代的英雄，一个和平时代尚且会出现英雄人物，领导国家走向更好的未来，更何况在危亡时刻，国家遭受危险，内忧不断，外患频发，更需要有英雄的引导。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国家内部军阀横行，土匪猖獗，而外部列强割据，侵占国家主权，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能够凸显时代英雄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梁启超自身也是一个时代英雄，他研究涉猎很广，包括治学、政治、历史、宗教、法律、文学，甚至教育、科学等等，拥有开阔的视野、开明的思想。他积极参与变法，试图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他致力于中国教育，大力培育人才，善于发掘年轻一代中的“英雄”。梁启超相信，国家强盛需要人民的觉醒，而人民的觉醒，需要英雄的指引，合力改变社会环境的现状。

创造环境

梁启超认为，社会改变要颠覆制度，要靠革命，要依赖制宪，而英雄可以创造出这样的改革环境。梁启超所说的英雄是指有魄力有眼光的知识分子，而不是以武力暴力革命的军阀。他曾经说：“今史家多于鲫鱼，而未闻有一人之眼光，能见及此者，此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成立也。”这个观点是很有道理的。以前的中国不是没有过革命，但是革命中无论是学生还是工人农民，多是会被军阀和帝国主义利用。这其中最大的因素是民智未开，人们的思想还没有解放。而且通过革命，大多数人牺牲了，但是他们用生命换来了什么呢？死的又有多大价值呢？假如真的通过革命胜利了——以百倍的代价，那么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又能剩下多少，什么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呢？总不能举着枪杆共商民生、搞文明吧？那样的话，一个国家又该变成什么样子呢？

梁启超是一位开创新环境的英雄，他的救国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刚开始他跟康有为一起，支持保皇派，在渐渐地认清社会现状之后，他就转而支持改良派了。他的思想是与时俱进的，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他在封建社会里主张立宪，主张解放思想，并领导了一系列的思想革命运动。

梁启超以《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当时的“史界革命”，因而他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新史学》中，梁启超激烈地批判历史上一些史学家，除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人之外，大多数的史家多是碌碌无为，“因人成事”，没有实事求是地记录历史。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对于当时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认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大力提倡白话俗语，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在他看来，用文言作文章太过古板僵化，不利于普通民众的理解，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于是在他写文章的时候，便首先采用白话俗语写作，故而他的文章内容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让人眼前一亮，并且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文字语言的改变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而梁启超还发起了“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的尴尬地位，而新文体和新文学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门。

发现英雄

梁启超认为“舍英雄几无历史”，确实，我们的历史就是由英雄人物支撑起来的，而英雄人物就在于人民之中。梁启超曾经发表过一系列的文章，从亚里士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改革家，他们个个都是时代英雄。梁启超为自己建立的目标是，在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社会中寻求一种新生力量，也就是所谓的“新民”英雄，为所属的群体带来奋起的希望，因为有了希望才能有动力，人们才会去努力建造自己向往的国家。英雄的行为带有个人对相关群体的责任意识，这种存在行为的意义不仅体现在个体与群体、“小我”与“大我”的辩证关系上，也体现在个体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对立与调和中。

个体独立与合群是梁启超大力倡导的两个重要人文精神，也是时代英雄具备的两种特征。梁启超认为，个体独立与合群这对看似对立的德性，实际上却相辅相成、内在统一。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任人欺凌而不成其为独立国家，就在于国民缺乏独立的德行，一个人的德行会对他的民族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全国上下都担不起责任，每个人都放弃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