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死生：佛教业报轮回

谈死生：佛教业报轮回

梁启超认为佛教虽主张业报解脱，但是反对旧教的灵魂说，因此对于轮回主体，佛教不称之为灵魂，而称其为羯磨，他还根据佛教的“无我”说和“十二因缘”说断定，一切众生本来就有“真如”“无明”二种藏识，相互熏陶学习，业力总体演变为“器世间”，而业力个体演变为有情世间，有情世间就是芸芸众生的世间。按照心理学的说法，我们所处的世界，是由人心所造：社会由全社会的心理所造，个体由个人的心理所造。梁启超特别强调，世界由人心所造，并不是说人心不死，而是人心所造的诸“业”不死。

佛教业报轮回说与其他说之比较

梁启超主张的正本清源，具有非凡意义。人生在世皆有所作为，亦有所造业；从现象上看，业乍起乍灭，无所留存，而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其“性格”说，因果连续，永生不灭，是己身及同类将来生活的基础，我们今日的言语举动、所思所想，都会流入到总体的羯磨之中，永不消失，将来我身和我的同类将食其报。这就是梁启超认为的佛说的业报轮回。

梁启超在这里提到了将来的“我身”，不是要宣扬迷信的个体肉身的来生，而是就全人类、一族、一国来说的，他认为人类世代相传，可个体生命消灭后，还会作为质能不灭的宇宙一分子继续存在。他在后文中用质能守恒学说（能量守恒定律）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是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

梁启超将严复的《天演论》中介绍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说与佛教的业报轮回说相融，认为业报轮回与进化论“若合符结”。生物进化说认为人物草木都遵循同一规律：生物个性有遗传和变异，生命不止，代代有进化，不变者是遗传，稍变者为变异。今日众生，类别众多，各有特性，他们都是生存竞争之结果，从本质上说，是以往无限岁月种种境遇累积而成。

严复的《天演论》曾指出母子相传的不是魂魄，是物性。梁启超从物性相传中推出结论，进化论所说进化，不但是有形实体的进化，更是无形之精神的继承，从生物进化到社会及国民心理，都体现着这一法则，他觉得所谓国民心理、社会心理，实际上就是前此国民、前此社会已离世之人遗传子孙的特性。可以用佛教的“业力”来解释这种特性。

梁启超说，从遗传学来说业力，每人在人生中具三种业力，递相遗传。“以我为例，我受我祖父的业力；我从出生到老受现世社会种种熏染而又造新业，所以我便兼具我祖父及我本人之业，成我之特征（此为生物学上的遗传与变异）；而我又以或善或恶、有意或无意之种种事业，再熏染社会。”

他认为不管圣贤豪杰还是大奸大恶之人，在历史上均有大影响，因业力不灭，历千百年而让后人品尝其当时未实现的果报。同理，全社会中无数的庸人，其业力同样留居全社会中而发挥应有之作用。

佛教业报轮回论的真正含义

梁启超进一步指出，以进化论和科学原理来分析，儒家的善恶报应与佛教的业报轮回根本相通，只是一偏一全。梁启超说，儒家不讲灵魂，只说报应，儒家所说报应不管是善恶的报应，还是名誉的遗传，本质是都是“精神”的轮回报应。因为生命不外乎两界，一个是物质界，一个非物质界。物质界为个人所私有，非物质界为社会所共有。非物质界的我小可通于家，次则通于族，次则通于国，大则通于社会人类。因此个人之羯磨，则个人食其报；一家之羯磨，则全家食其报；一族、一国、一世界之羯磨，则全族、全国、全世界均食其报。

梁启超总结说，儒家的家族报应主张的是身后的子孙家族受报，佛教的业报轮回主张的是业力的报应，这两者虽然不相违，但是否破坏了佛教伦理呢？梁启超认为佛教讲的业，有么匿之羯磨（共业），有拓都之羯磨（不共业），所以，轮回受报的不一定就是不共的业，还有共业报，或是两者并报。儒家和进化论涉及的只是不共业的轮回报应，而佛教则对共业的报应还有严密的论证。

佛教认为，众生作业必然产生果报。果有有漏、无漏二种，报有正报、依报二种。“漏”者流也，有漏就是生死流转，无漏指断除生死流转。有漏业因分善、恶两类，善法召乐果，恶法召苦果。无漏果是由无漏善业因所召的果报，如成就菩萨和佛。有漏果和无漏果又有正、依二报。所谓正报，是指有情众生的自体；所谓依报，是指众生所依止的国土世界。从业力上说，佛教说的业分共业和不共业，不共业是指众生个别的业因，只影响自身。共业是指所有有情众生共同所造的善恶业，既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按照佛教的十二因缘理论，一切众生堕入生死轮回的最初因缘是“无明”，因无明而造业力，故六道轮回亦即业力轮回。

按照佛教关于正报、依报、共业、不共业的理论，个人在宇宙中虽然为匆匆之过客，但其所造诸业不仅贻诸个人，亦将贻诸社会。个人得报可为正报，社会得报可为依报。其造福者得善报，其造恶者得苦报。善报、苦报可见于现世，可见于来世，亦可生生世世见之。若执着于有限的一生受报，是执着于渺小之我、肉身之我。

个体的小我必死，个体的小彼必死，但因为质力不灭，个体的生命和个体所含物质的各分子，又必将随个体生命之死而融入宇宙的总体生命中。梁启超倡导奉献小我以成就大我的精神，来阐发佛教的业报轮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