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功德：人人相善其群

谈功德：人人相善其群

公德与私德的概念最早起源于18-19世纪，主要由英国功利主义创始人边沁提出，密尔则尾随其后加以阐释。边沁曾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这本著作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功利主义原则，称逻辑学为人们行动得到最大幸福的艺术。密尔紧接着边沁的思路，进一步阐述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概念。

梁启超从边沁、密尔这些人的著作中了解到公德与私德的概念，结合实际情况，引入了自己的思想，在国家面临内忧外患的危机关头，他于1902年写下了闻名的《新民说》，这其中就有《论公德》和《论私德》的重要内容，并且最早提出了公私德。其中，他这样定义了两个概念，就是著名流传千古的两句话“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公德和私德及其相互的关系，论证了公德和私德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公德和私德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以期来提高国民素质，造就新民，来为国家尽责。

道德的两面性

梁启超认为，“公德”和“私德”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因为一方面，把私德推行到外部，就成为了公德，这也正是梁启超所说“公德者，私德之推也”；另一方面，将公德收于内部，即成为私德。所以说，“私德”与“公德”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是人培养德行不可缺失的重要内容。梁启超说：“无私德则不能立，合无量数卑污虚伪残忍愚懦之人，无以为国也。无公德则不能团，虽有无量数束身自好廉谨良愿之人，仍无以为国也。”他认为培养“私德”能让人立于社会而无愧，而人人都拥有“公德”，则能起到“利群”的作用。

梁启超把传统道德中的“独善其身”看作是培养私德，而“相善其群”则是确立公德。事实上，私德不仅是自我的德操，也是个人与他人如何相处，即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道德；公德则是一个人应对群体的道德，是私德的一种外化与升华。针对于公德的“利群”作用，梁启超概括总结为三方面：第一，“固吾群”，就是可以提高社会的凝聚力；第二，“善吾群”，可以改善社会，让民心和谐；第三，“进吾群”，能够提升全社会的素质和道德水平。

所以，梁启超在《论私德》中指出：公德的本质是“一团体中人公共之德性”，而公德的作用是“个人对于本团体公共观念所发之德性”。在梁启超看来，没有私德的人，无法成为有公德的民众，更不能因此建立和谐社会。因此“是故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公德和私德不可割裂，梁启超发出了掷地有声的断言，私德浊下的人，不可能有良好的公德。

树立公德兼济天下

梁启超分析的“公德”和“私德”的关系问题，不仅对近代社会发展有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对当今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他在“论公德”中提出：“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也就是说，人之所以成为人，不仅能够独善其身，管好自己，也应该拥有兼善天下的胸怀，为他人服务的公德心。

中国传统文化对私德有许多精辟论断，比如“君子温良恭俭让”“忠信笃敬”“知止慎独”“养浩然之气”等，古代圣贤有一套培养私德以及增进私德的方法，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阐释得极为完备。但是关于公德的论述，古代文献比较少见，所以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最缺的道德之一就是公德：“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私德”而轻“公德”，梁启超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提出“公德”，对推动民族主权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梁启超提出的“公德”包含两部分内容：其一是社会团体的共同道德，其二是个人和团体之间关系的道德。“公德”的根本内容和目的是“相善其群”，即“利群”，这也是新时代国家得以建立的根本。在讨论公德问题上，梁启超尤其强调官员要兼济天下，一名官员如果只注重个人的“私德”，以“清、慎、勤”为准则，那就等于将自己等同普通百姓，难以担负国家委派之重任。官员“既有本身对于群之义务，复有对于委托者之义务”，兼济天下，承担为国为民、为天下社稷的责任与义务，这才是官员的公德心。

官员的公德心也就是兼济天下的责任心与使命感，所以，官员在培养个人私德的同时，还要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损害百姓利益。以国家和百姓利益为己任，秉公执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因此，梁启超极力宣扬“公德”，中国若要成为伟大的民族国家，必须先培养出为公德献身的群体，而“公德”能使人民与国家联结一体。人人坚守公德心，都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就会实现社会和谐、国家强大、民族昌盛。

当代公德悉心遵守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自古重视私德，却缺少公德心。中国虽是礼仪之邦，但礼节都集中在血缘亲情的生活圈子中，注重自己如何做人，在待人接物和进退出处，都非常讲究礼仪，但是在公共生活的领域，在不相识的陌生人中间，往往放纵自己的行为。

现代文学家梁实秋在《排队》一文中，论述了这一现象。他写道：“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友走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这个例子说明，许多人在公共生活与社会交往中，往往缺少公德修养，在公共场所中不讲公德，这在梁启超看来，也算是个人德行的缺失。

现代人往往把“公德”简单地理解为遵纪守法，比如过马路看绿灯等等，虽然这些行为是现代公民的基本道德素养，但离公德的内涵仍然相去甚远。《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意思是说，礼不仅指玉帛，乐不仅指钟鼓，玉帛代表了礼物和乐器，鸣钟鼓，赠礼物，是礼乐的形式，而不是礼乐之本。

梁启超认为，中国传统礼乐的本义是“敬”与“和”。无论公德还是私德，都存在于传统的“礼文化”中，礼的实质是内心的道德自觉，不是仅看外在形式。因此真正的公德是对公共规则的内心认可，需要全体国民对公共秩序自觉维护和遵守。同时，拥有公德心，就要心中有他人，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尊重他人，爱护公物，自律自省，谦让宽容。这样，才能体现出公德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