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国家思想：孝于亲，忠于国

谈国家思想：孝于亲，忠于国

1840年，英国用鸦片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造成了巨大的国力亏空，紧随而来的坚船利炮让中国不得不暴露于世界，饱受战火摧残，这从根本上粉碎了愚昧无知清政府的“天朝”迷梦，中国危在旦夕。就在这走投无路、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时刻，先进知识分子们救亡图存，开始了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林则徐“开眼看世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大批的仁人志士开始探索中国的自救之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中体西用，提出了新民说，并阐述其救国思想。

忠于国

爱国主义贯穿于《新民说》的内容中，是梁启超伦理思想的最高律令和第一原则，他对于国家的这种认识来自于西方价值理念。

在梁启超的眼中，朝廷应该为国家服务，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忠于朝廷的前提是忠于国家。但是，朝廷乃一个国家的总办，只要朝廷以人民利益为基准，那么忠于朝廷就等于忠于国家；相反，如果朝廷在危难之际，置国家于不顾，那么推翻朝廷就是忠于国家。

梁启超认为，“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颠也。”大意是说，君主应该比百姓更加懂得忠国，人民只有报效国家这一义务，而为君者必须肩负忠国与爱民的义务，真正带领人民忠于国家。中国人以“忠”看待主仆关系，实在是很奇怪的事情。在梁启超看来，对于国家，君主比百姓更应该遵循忠道，这是君主的基本责任，同时君主还兼负有民“托付之义务”。封建伦理把君主说成是“民之父母”，提倡“愚忠”，而梁启超则提出君主不仅要对国家尽义务，而且还要为人民尽义务。这两种观点，反映了封建伦理观念和资产阶级伦理观念的根本区别。

在梁启超看来，先进的爱国主义与封建传统完全不同，封建国家是君者统治的，天下“莫非王土”，君王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所以“忠国”和“忠朝廷”是同义词。但在甲午中日战争后，时局发生了变化，软弱腐朽的朝廷已经无法等同于国家，中国想要实现富强之路，唯有先改变朝廷。所以梁启超提出“新民”，激发民众的爱国心，而不是“忠朝廷”之心。这是对祖国的热爱和民族前途的忧心，反映了与封建伦理观念不同的资产阶级伦理观念。

正因为梁启超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概念，由此而引发出全新的教育理念，希望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为武器，对封建国家观进行尖锐的批判和改造。由此可见，梁启超提倡的爱国主义，是要求所有人都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而不是忠于腐朽的封建朝廷。封建朝廷极其腐败保守，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时刻，忠于腐败的朝廷，只会让整个国家沦亡。

在提倡“忠于国”思想时，梁启超特别注重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一再强调，中国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建立独立民主的国家，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认为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世史的中心问题，现在要救中国，已经没有其他办法，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民族主义国家，让全国百姓都建立正确的爱国主义思想，忠于国家，为国家谋利。

梁启超援引日本的经验，认为日本正是因“国家思想，发达甚骤，自主独立之气，磅礴于国中，能汲取欧西文明，食而化之”因而在国民教育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进而民族昌盛，国家富强。所以，梁启超主张学习日本，建立新型民主国家，接着兴办教育事业，培养一批新民，“使之结为团体以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并且认为这种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民”的基本特性和品质是“公德”，拥有“国家思想”和“权利义务思想”，拥有“自由”和“自治”的权力和能力，具有“进步”“合群”和“尚武”等特点。

从实质上分析，梁启超所谓“新民”，即资产阶级新一代，“新民”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的教育观点。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把中国衰弱的主要原因，归于封建旧教育培养出愚忠的人，认为这种旧民缺乏国家观念，只有个人利禄思想，再加上清政府的腐败卖国，会造成整个国家的灭亡。

孝于亲以公德为前提

梁启超提出“孝于亲”理论的基础，是他在《论公德》中提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梁启超的这一观点，突破了传统封建以血缘宗亲为纽带的伦理观，“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

他用中国“旧伦理”的“五伦关系”和西方“新伦理”阐述自己的道理，“五伦”中的家庭伦理有“父子”“兄弟”“夫妇”，社会伦理有“朋友”，而“君臣”则是唯一的国家伦理。中国的“五伦”关系侧重家庭，社会伦理侧重“朋友”，没有针对陌生人，而国家伦理定位“君臣”，有朝廷没有国家，这就造成中国人重私德而轻公德，公德所重视的关系即群体、民族、国家，这些在“五伦”中几乎都是空白。

因此，梁启超提出“孝于亲，忠于国”，是以公德为前提，将私德公德进行完美结合，将道德一体化，最终的目的是形成公、私兼具的“新民”，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所以他说：“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私德为个人道德修养伦理孝治，人与人交往的行为准则，而公德是一种“利群”的道德。

从梁启超利己利群的理论来看，他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合理的，提出“天下人亦孰不爱己呼？孰不思利己呼？爱己利己者，非圣人之所禁也”。只是个人利益要与群体利益相得益彰，将群己之利合为一，让人们认识到“利己心与爱他心，一而非二者也”。

至此，梁启超提出“孝于亲，忠于国”，是让旧思想的人民明白，个人依赖于群体，百姓依赖于国家，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从国家中得到保证。以“孝于亲”一家兴，来论证“忠于国”的强国理论，国亡则家亡，家亡则个人沦落。梁启超使提出个人利益与国家兴亡系为一体，倡导非常明确的价值观：“做一个对国家有益的人。”把传统的五伦之爱推及到对国家的责任，为后世的民族复兴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孝于亲，忠于国”是梁启超在国家危难之际提出的价值观导向，既继承了传统思想，同时又提出个人与国家、小家与大家的关系密不可分的新主张。其主张从人之本性出发，告诉世人将公义与私利相结合，不仅“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且“国之亡，则家之亡”，鼓励人民在国家处于困境时站起来，共同抵御侵略，兴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