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进取冒险：不猛进，斯倒退矣

谈进取冒险：不猛进，斯倒退矣

东方圣人孔子提倡以中庸处世，儒家文明千古流传，西方智者亚里士多德主张以中庸治世，共和政体影响西方后世，显然中庸的理论对东西方文化都有重大意义。梁启超则说：“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人生与忧患俱来，苟畏难，斯落险矣。”他认为天下根本就没有中立的事情，如果不勇猛向前，就会产生退后。人生随处忧患汇聚，如果一个人畏惧困难，就会置身于万分艰险当中，陷入泥潭之中。梁启超认为中庸之道本无错，但已经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遍观万国，山河动荡者，莫如中国，饱受列强的欺凌，国势险象环生，文化科技落于人后。因此要改变传统的中庸之道，勇于进取冒险，走上报国救亡图存的道路。

进取之上下求索

在梁启超看来，进取冒险是一种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由道义积累出来的，而一个道义缺失的人总是血气不足，缺乏底气。在他眼里，进取冒险的性质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生于希望，第二生于热诚，第三生于智慧，第四生于胆力。

同时梁启超认为，人生莫不有两世界，在空间是实际界和理想界；在时间是现在界和未来界。实际和现在都是行动中，而理想和未来都是希望。由此可见，实际是理想的一种衍生物，人类没有理想，就没有如今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类文明都是理想衍生而来的。人类与动物相比，所以能统治世界，就因为人类有理想，因而生出希望，产生未来，而某种希望越强大，所产生的进取冒险心也就越强。

在这样的“进取”思想理论指导下，梁启超参与戊戌变法，然而戊戌变法仅存103天就惨烈失败了，谭嗣同高吟着：“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血溅轩辕，而梁启超满怀绝望东渡日本，对自己的理论产生怀疑。随后，他在日本接触了大量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著作，犹如醍醐灌顶，在思想中注入新的精华，精神焕然一新，眼界也更为开阔。由此梁启超认识到，戊戌变法之所以昙花一现，从表面上看是因为顽固派固执己见，并从中作梗，从根本上说，则是与国民素质不高密不可分。

从此以后，梁启超的“进取”精神主要投入到改变国民教育，培养“新民”等方面，大张旗鼓地倡导抛弃封建奴性，改造旧的国民性。他认为，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下，只有帝王一人凌驾万人之上，享有绝对的自由，而广大被统治者毫无自由可言，奴性思想根深蒂固，势必造成国民性的扭曲。

随着梁启超的西学知识越来越丰富，他开始从文化的深层结构上讨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他看来：“凡一国强弱兴废，全系国民之智识与能力，而智识能力进退增减，全系全民思想，思想之高下通塞，全系国民之习惯与所信仰。然则欲国家独立，不可谋增进国民思想，不可于其所习惯，所信仰者，为之除其旧而布其新。”一个国家的兴盛与衰落，是由国民的知识与能力所决定的，而知识能力又受国民思想限制。思想高下取决于国民的习惯与信仰。这里所说的“习惯”和“信仰”，就是指文化的心理结构。梁启超倡导民众求知进取，以西学弥补传统文化的不足，逐渐发掘出新的思想文化。

梁启超分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逐渐从物质、制度层面摆脱出来，进入文化的深层结构来探讨中国落后原因，这不仅是他思想上的一个巨大进取，也引导当时的民众积极进取，成为时代的新民。从1902年起，梁启超以“新民”为题在《新民丛报》上发布文章，系统提出新观念、新思想，最后汇集成册，名曰《新民说》。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进取冒险”就是新民说的主要思想，新民思想博采众长，集东西智慧于一身，包揽内容丰富多彩，分别体现在尚武，冒险，进取的公民精神；倡导爱群、为公、利他的合群之徳，主张争取个性自由，根除奴隶性等，这些思想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梁启超对于进取思想的追求崇尚，不如说是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局面带来的一系列条件反射。不论是他的君主立宪说，还是自由民主说，都带有明显的进取精神，他所在乎的是中国的命运，任何能使国民摆脱西方列强压榨的方法，他都会认真吸收兼容，于他而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假使国家不复存在，他的努力不就是徒劳无功？即便是这样一种激进的进取，仍是难等可贵。

冒险精神的力量

梁启超曾谈及曾国藩，说他外表踏实谨慎，但可贵的是内里有一种冒险精神，而这种谨慎踏实的冒险精神正是国家所需要的品质，是理智的冒险，并不是出于盲目的，实际上经过了反复的谋划和规划。中华民族最需要的，正应当是这种精神。

梁启超说过：“欧洲民族之所以强于中国者，原因非一而其富于冒险精神，殆其犹要着也。”欧洲的民族强过中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富有冒险精神，他认为冒险进取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类文明发展的保证。“人有之则生，无之则死；国有之则存，无之则亡。”西欧各国的强盛和许多知名人士的成功都源于进取冒险精神，晚清的中国人，恰恰缺少这种关乎民族存亡，个人命运的进取冒险精神。所以梁启超大声疾呼，着重发展于此，致力于唤醒国人的进取冒险精神。

《新民说》中所提倡的竞争意识和冒险精神，是梁启超思想的精华所在。中国自周秦以后，社会性质几乎没有变化，由于长期君主专制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使中国失去了竞争的斗志。竞争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个残酷的事实，竞争是冷漠的，但又是自然界和人类必不可少的，正是这残酷的竞争为自然界和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原始动力，而国家丧失了竞争力量，就只能挨打被人宰割。

梁启超认为，人类群体的竞争可以分为“外竞”和“内竞”，也就是民族国家间的竞争，以及民族国家内的竞争。外竞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促进国家自强不息，内竞主宰国家繁荣昌盛，能在本质上增强社会群众力量。这两种竞争对于推动社会的进步都有重要意义。与竞争密切相关的是冒险进取的精神，在他看来，欧洲民族之所以在国际竞争中成为强者，原因众多，但富于冒险精神却是尤为重要的，中国人似乎与生俱来便缺乏冒险进取精神，传统文化中的尽人事、听天命，清静无为等思想根深蒂固，而梁启超衷心地希望国人能勇敢一次，充满进取冒险精神。

虽进取冒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但唯有如梁启超般知进取、勇冒险的理念，才能打造一个不平凡的个人，才能真正理解列强入侵的时代，强国报国不易。正是他的思想倡导之下，众多有识之士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崛起，共同承担着振兴国家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