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梁漱溟儒佛会通的新孔学

（第四篇阳明心学的内在发展———当代新儒学

从儒学在今天的发展来看，梁漱溟堪称当代新儒家之首，也是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最活跃的人物之一。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梁漱溟，因高寿而使他看到20世纪末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发生的变化，而且有机会以平静的心态反省自己的一生。

学术界认为梁漱溟在思想领域的最大贡献，首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而后是《中国文化要义》。前书批评新文化运动“向西走”，宣称自己要“向东走”，世界的未来有待于中国文化的复兴。

后书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张扬自己多年来进行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但是，梁漱溟在1980年与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艾恺对谈时，对自己思想文本的解读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学者的看法也大相径庭。

他不再坚持“向东走”，也不再反对“向西走”，甚至自己也有到欧美去走走的想法。他向艾恺多次强调，当时尚未出版的新着《人心与人生》，才能真正代表他的思想精髓，地位要高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中国文化要义》。该书完成以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今日可死而轻快地离去。在《人心与人生》中，梁漱溟细致地解读辩证法与唯物论、主动性与能动性、计划性与理智，是对写作此书的那个时代最通行哲学的张扬。有人说，梁漱溟晚年对自己一生的评估，认为佛家的跟儒家的学说是自己思想的根本，他是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来看待自己的。他承认自己是一个佛教徒，但对自己是一个儒教徒也不否认。行菩萨道的大乘佛法就是不舍众生，不住涅盘，要到世间来，搞乡村建设、乡村运动；在政治上奔走于两大党之间，就是为国家的事情。因此说他是儒家，是孔子之徒也可以，说他是释迦之徒也可以，因为这个没有冲突，没有相反。一、梁漱溟的人生经历与道德操守

梁漱溟，1893年重阳节（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九）生于北京。初名焕鼎，字萧名、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名，后又取字漱溟，有时将溟写作冥。祖籍广西桂林，但在1849年梁漱溟曾祖父做了直隶正定县令后，梁家便移居北京。梁漱溟兄妹四人，哥哥焕鼐，妹妹焕洁、焕绅。

梁家始祖，是元朝建立者忽必烈第五子和齐克之子，名字叫也先帖木儿。到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时，梁家已经中衰。刚猛、狂狷是他们祖上留下的基因。梁济中过举人，做过几年小京官，但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贫困与压抑中度过的。梁漱溟提到，拮据时要靠典当母亲的妆奁来维持生计。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1918年农历十一月十四日，父亲梁济自杀于积水潭，为清朝殉道，时在六十大寿前一日。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很大，“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1898年，梁漱溟开始在家接受启蒙，但是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后，父亲受开化思潮影响，再没有让他按照惯例往下读儒家的四书五经，而是让私塾先生教他《地球韵言》。梁漱溟从中知道了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1899年，福建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小学堂”首次招生，梁漱溟到校学习。后来又先后进南横街公立小学堂、启蒙学堂、江苏小学堂学习，间或在家塾中度过。1906年，梁漱溟进北京最早的新式中学之一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1911年毕业。这个中学对梁漱溟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我自14岁进入中学之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对人生问题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至后来被人看作是哲学家。对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投身于中国社会改造运动，乃至加入过革命组织。总论我一生八十余年（指14岁以后）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而这两个问题的开端和确立，便自中学时代始。”毕业时报考北京大学，没想到落榜了。他发奋说：

我今后一定要够得上叫北大请我当教授！

清帝退位，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被派到后来是国民党机关报的《民国报》任外勤记者和编辑。接触社会，使他发现现实政治中的丑恶现象，与自己的政治理想反差太大。他本来是一个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的青年，但看到现实后深感苦闷和失望。“在此期间内，读书少而活动多，书本上的知识未见长进，而以与社会接触频繁之故，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所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1913年春，梁漱溟辞去记者之职，回家潜心佛学，过起隐居生活。他十六七岁时想出家为僧，29岁放弃这个念头，但他一生有七十多年是吃素的。

1916年，梁漱溟发表《究元决疑论》，其立论方法和广博知识获学术界好评。这年年底，蔡元培看到《东方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邀请梁漱溟这位年仅24岁的中学毕业生到北大当讲师，讲授印度哲学。他走上这样一步，思想起了变化，不再想到庙里去当和尚，而是跑到知识界，跟知识分子在一起。同知识分子在一起，难免就有知识分子之间那种好胜之心，就是彼此较量。这个好胜之心是身体的，是身体的就容易有那个两性的问题，身体问题来了，梁漱溟这个时候也就想结婚了。

1917年10月，他到北大正式上课。他对蔡元培表示：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在讲授印度哲学之余，他开设唯识哲学、儒家哲学、孔子铎旨等课，并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唯识述义》（1920年由北大出版部出版）两书。1920年秋，梁漱溟开始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1921年暑假，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到济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达四十余天。这年秋，演讲稿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出版，标志着梁漱溟“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1924年秋，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席，到山东担任曹州六中校长，并筹办拟议中的曲阜大学，目标是把它办成中国传统教育的中心。但他在山东时间不长，办学的想法放弃了。1925年春，他回到北京，先编刻父亲的遗文《桂林梁先生遗书》，后为追随他而来北京的朱谦之等十几个曹州六中学生讲学。

1927年上半年，梁漱溟产生了“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想法。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开始了与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工作类似的乡村建设运动。1931年至1937年，他创办了乡村建设研究院，以山东邹平为实验基地，对当地的政治、风俗习惯、户籍管理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他的革新思想和成功经验，在国内外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六年间为乡村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乡村建设研究院管辖的两个实验县，普遍设立乡农学校，实行教育机关与政权机关合一，以此改造乡村组织。另外，还在培育良种、推广农业技术改革、举办各类合作社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这期间，《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由北平村治月刊社出版）、《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由山东邹平乡村书店出版）和《答乡村建设批判》（1941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等着作先后出版。

1937年，梁漱溟发表《告乡村工作同仁同学书》和《乡村工作人员抗战工作指南》，号召乡村建设工作者团结一致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动员和组织民众密切配合正规军与游击队同日寇作战。

1938年元月，他赴延安考察防务，与毛泽东阔谈两周。于哲学方面，毛泽东以乡村建设为改良，而以阶级革命为尚。梁漱溟以为中国历代之社会结构与西方中古不同，贫贱富贵，其实循环流转，当务之急，应以伦理本位对抗西方之个人本位，以职业分途中和家族立场；所谓马克思及阶级论，实与中国国情不甚相合，故不应妄学西方。

二人于是互不服膺。1939年10月，梁漱溟同沈钧儒、黄炎培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通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和《简章》。1940年12月，他又与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等在重庆集会，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简章等文件，梁漱溟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后，梁漱溟被派往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争取社会舆论支持；9月18日，《光明报》创刊。10月16日，梁漱溟起草并发表《光明报》社论，称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要“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1941年12月香港被日军攻占后，梁漱溟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撤回。1942年在广西，他一面写作《中国文化要义》，一面从事同盟的组织活动。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梁漱溟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并任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梁漱溟是民盟出席会议的9名代表之一。1946年5月初，他出任民盟秘书长，调停国共争端。7月，梁漱溟以民盟秘书长身份发表谈话，谴责“刺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是特务所为”，并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8月26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代表梁漱溟报告李、闻暗杀案调查经过》，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罪行和国民党当局对李、闻惨案调查的百般阻挠。11月，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全面爆发，民盟失去调停者作用，梁漱溟辞去民盟秘书长，到重庆北碚勉仁国学专科学校讲学，并继续《中国文化要义》的写作，1949年6月完稿。

1949年11月底，梁漱溟受邀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950年1月中旬回到北京。毛泽东邀他参加政府，他因保持“中立不倚”的态度，存在心里的话则是担心“国民党会不会卷土重来”，而加以拒绝。在“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的思想指导下，向毛泽东建议设置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未获准。4月起，去河南、山东等省考察。1951年春，赴西南土改。10月，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2年5月，上书毛泽东，表示“极想到苏联留学，整理自己的思想及所研究的东西”，如认为“不是不可造就的话，希望给我这种机会”，未获准。1953年9月8日，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论工农差距，比工人于九天，而农民于九地，次日受到毛泽东的激烈批评。毛泽东驳论，因为梁以重工业为大仁政，重农业为小仁政，故以梁漱溟为破坏工农联盟者。

13日，与毛争执于怀仁堂，不欢而散。梁漱溟以为毛泽东、周恩来对他“发言意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16日，与会复述己见，并云己非为破坏云耳。17日，周恩来与会作证梁漱溟曾拥护蒋介石，“追问过去政治行动”。毛泽东遂以梁漱溟为反动。18日，午后开会，梁漱溟登台发言，气势甚盛。说：“我根本没有反对总路线，而主席却诬我反对总路线。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收回他的话。毛主席立刻厉声说：告诉你，我没有雅量！我正待再说下去，会场内群众哄然而起，要求扯我下台，不容我再发言。……敬听几位斥责我的发言。发言者计有陈铭枢、史良、荣毅仁、许德珩、章伯钧、李维汉等六人。”18日，午后与会欲发言被阻止，决定把问题交付全国委员会。据艾恺引述：“‘我看你满身臭气！’毛泽东突然夺去发言者的麦克风，对他一连串声色俱厉的痛骂。”是年起，举国批判梁漱溟。毛有言在先，仍为政协委员不辍。1955年，中国科学院举行批判会，院长郭沫若说：解放前于上海某次会议，曾与梁漱溟邻座，彼以肘击己，阻己发言。今日梁漱溟如此反动，当严加镇压。云云。这时被批判的梁漱溟，又不得不参加同时进行的批判胡风运动。是年，梁漱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统一。1956年2月，梁漱溟在政协作了正式检讨。其后数年，唯调研各地，通读马列而已，从此在中国政治舞台和学术思想界销声匿迹达27年之久。

在“文化大革命”中，梁漱溟遭到迫害，被抄家、游斗，夫人被殴打。1966年8月24日，红卫兵抄家，古玩字画等尽付一炬。红卫兵总司令部设于有电话的堂屋，他全家只得促居南舍。夜不能寐，挑灯而作《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据其学生李渊庭说，他所撰《人心与人生》被红卫兵抄走，他便致信毛泽东：“若此稿毁却，我生于斯世何益，云云。”不久被退还。9月，往太平湖吊唁老舍，据说为吊唁者第一人。1970年，政协恢复政治学习，睹宪法草案中有林彪为接班人、不设国家主席等款，愤而反驳，拒不附议。

中央以其一贯反动，不足为怪。1973年，撰《中国———理性之国》一文，学生李渊庭等以为有谄媚之嫌。1974年2月22日，于政协演讲《今天我们如何评价孔子》，以唯物史论分剖孔子。又指林彪非人，断不可与孔子并列。且为刘少奇、彭德怀鸣不平，复遭历时7月余的批判，凡百余次。1978年2月，于第五届政协当选常委，呼吁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据传此举亦为中国第一人。

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重新恢复了政治和学术活动。1980年他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他的一些着作如《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以及《梁漱溟教育文录》、《我的努力与反省》、《忆往谈旧录》、《朝话》等文集也先后出版或再版。他不顾自己90余岁的高龄，又重返大学讲坛，出任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多次给学员讲授《中国文化要义》、《略论孔子及其后儒学术传衍流布的分歧与它的时盛时衰》等大题目。1988年4月，为祖坟扫墓，感风寒。6月23日，因尿毒症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漱溟逝世后，其论着被编为《梁漱溟全集》（共八卷），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一生狂狷，“我算是陆王派”

梁漱溟因为彰显出儒家的经世精神和独立人格，相对于沉寂了多年的儒学来说，他被美国学者艾恺称为中国之“最后的儒家”，对此他自己是不接受的。其实，他以其独特的生命关怀傲立于世，树立起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相对于当今儒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活跃来说，更应该是当代“最初的儒家”。

梁漱溟的一生具有独特性：自称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在北京大学讲哲学；自己说没有读过四书五经，结果讲儒家哲学，成为新儒家代表人物；没有读过大学，结果去教大学；生长于都市，却愿意长期从事乡村工作，为农民立言。

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的梁漱溟，秉承“独立之意识和自由之精神”，在20世纪一定阶段知识分子的集体软弱之下，显得很特别。儒家知识分子所具备的批判意识和狂狷性格，贯穿了梁漱溟的一生。他自述说，自己胆子大，不论当前情势如何险恶，总是神色自若，如同无事；旁人都有慌张的时候，自己总没有慌过。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不用担心。

1942年，梁漱溟从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他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信说：“孔孟之学，现在晦塞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类生命有认识，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国文化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证其得失。此除我外，当世亦无人能做。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第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梁漱溟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此话遭到包括熊十力在内的许多人的讥评，狂妄、固执、刚直、清高、真诚……各种形容词加诸梁漱溟。

梁漱溟镇定地回答朋友说：狂则有之，疯则未也。

1950年，他给外甥邹晓青的信说：“……既有‘四顾无人’之慨，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1976年给田慕周的信说：“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西学术文化的使命。……吾自是一‘非常人物’，莫以俗人看我也。……我的着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出数十年也。……总之一句话：负有使命而来，使命既完，便自去耳。”1966年9月10日，他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并转毛泽东，表示：“主席此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当红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有人评价说：在五四运动时期，挺身屹立，力挽狂澜，在西潮凶猛冲击之下，极力维护中华传统命脉，要“继绝学，开太平”，还要把儒家精神在乡村建设中落实下来，这种理想和风骨极令人敬仰。但是当时在全国上下一片现代化的口号声中，谁要像梁先生一样，为古老的传统把脉，为这个早产早熟的文化寻找出路，要中国民族最后觉悟自救，自然容易被讥讽为反动的、反科学的、乡愁病的或是阻碍进步的时代错误等等。梁漱溟成为当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其命运自然注定是崎岖多荆的，美国学者艾恺认为梁先生处在中西文化对立，传统与现代新旧交替的夹缝中，一陷不起，大有从此将成为中国当代儒家心声的“绝响”之意，遂定其书名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把自己一生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时期：西方功利派、佛教出世主义、儒学。他申述说：“假使无柏格森开其先，或者唯识学还不好讲；印度化在晦塞的东方本无以自明，唯以有进化论后所产生、所影响之科学如生物学、心理学及其他，所演出、所影响之哲学如实验主义、柏格森及其他，而后佛家对宇宙的说明洞然宣达，印度化才好讲，唯识方法才好讲。”

实际上他主张儒佛会通：“我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这观察文化的方法，也别无所本，完全出于佛家思想。”“佛教宗派很多，唯识属法相宗。一般省略称相宗……这一派学问最扎实，尤其以玄奘翻译出来的东西，传出来的一字不苟。……玄奘、窥基，留下来的着作，把印度十家大意汇合起来，成为《成唯识论述记》，这是重要典籍。我一生几十年功夫全用在这部书，吃饭、睡觉都离不开它。这一派学问最扎实、严谨，一丝不苟，我老抱着这本书。”梁漱溟用唯识学的观点重新诠释儒家哲学，通过儒佛会通，把佛教出世的认知系统转化成为儒家积极入世的实践哲学。梁漱溟说“假使我循旧社会常例先读儒书《论语》，早接触得夙来的中国式人生意趣，那么，我将不易察觉世界上有如此上三方社会人生文化之划然各具其特色异彩。我或将囿于见闻之一偏而从吾所好；或将疏忽其间的分异焉。此所以早年未读儒书实为我思想演变上一大关键也。”“我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我内心仍然是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变的是我的生活。”“孔子的生活，只是毋我的生活，只是不分别我执，初非真破了我执，其直觉的认我依旧有的，更无其他我执。”“分别我执不经破除是不能无的，此破除之功全假理智；他盖由理智分别而立，由理智分别而破。孔子的直觉生活实以理智为之先，此不可不知也；其理智之运用仍由直觉为之主，此不可不知也。所以我们说他是多一周折的，更进一层的。”5梁漱溟继承王阳明的实践道德说和王艮自然主义思想，注重眼前当下的实际应用，他一生的实践，都是搞农村建设的事功。他从佛家转入儒家的转折点是王艮的称颂自然给予他的启发：“我曾有一个时期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于初转入儒家，给我启发最大，使我得门而入的，是明儒王心斋先生；他最称颂自然，我便是如此而对儒家的意思有所理会。”他主张“归结还在行动”；“我实在没有旁的，我只是好发生问题；———尤其易从实际人事上感触发生问题。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从而有行动发出来”；“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而已。

志不在学问也”。但他这样“重视心体的确立与创造，难免偏于个体心的强调，而忽略了历史心与文化心的阐明，导致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受限于狭隘个人主义框框与唯我独尊的心态”。

梁漱溟总结自己的思想基础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所从来之根柢。”他一生致力于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融合在一起，认同熊十力“‘发愿’与‘见体’是吾人一生最要紧的事”的观点，坦承“‘见体’之体，是儒家底抑佛家底”，“我所深爱者当然就是自觉能动之心（即本体）”。他把整个宇宙看成是人的生活、意欲不断得到满足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赋予中国传统哲学的“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生活即是在某范围内的‘事的相续’。这个‘事’是什么？照我们的意思，一问一答即唯识家所谓一‘见分’，一‘相分’———是为一‘事’。一‘事’，一‘事’，又一‘事’……如是涌出不已，是为‘相续’。为什么这样的涌出不已？因为我们问之不已———追寻不已。一问即有一答———自己所为的答。问不已答不已，所以‘事’之涌出不已。因此生活就成无已的‘相续’。这探问或追寻的工具其数有六，即眼、耳、鼻、舌、身、意。凡刹那间之一感觉或一念皆为一问一答的一‘事’”。他认为：

“尽宇宙是一生活，只是生活，初无宇宙。由生活相续，故而宇宙似乎恒在，其实宇宙是多的相续，不似一的宛在。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不满足罢了。”在《人心与人生》里，梁漱溟不再使用“意欲”概念，而以柏格森哲学的“生命”取而代之，他对“生命”概念进行提炼，认为心与生命同义，“人心是宇宙生命的最大透露”。“讲到人，离不开人心，要必从人心来讲，乃见人类之首出庶物。非然者，只从其机体构造、生理运行乃至大脑神经活动来讲，岂非基本上无以大异于其他许多高等动物乎。”“人类生命盖有其个体生命和社会生命之两面……即人生以求人心，若只留意在个体生活上而忽于其社会生活间，则失之矣。”心是宇宙生命发展的顶峰，人心既是一种创造意味，不是可坐享的，又是相通不隔的，人心与生命同样是一种趋向或可能。

在东西文化观上，梁漱溟把人类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种类型，称“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与向前看和向后看的西方和印度文化有别。“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面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这三个不同的路向，非常重要，所有我们观察文化的说法都以此为根据。”“西方文化走的是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在儒家的道德功夫论里，他特别看重“慎独”二字，以为此道是孔门修己之学的精髓：“修齐治平都在诚意上用功，都在慎独；慎独是贯内外的活动，亦即修身为本之实行。”他的慎独之彻底，不用说平时的言行，连自己隔夜做的梦都要认真地加以检点。1951年4月7日，他在日记中自责“梦中念头可耻”；8日又记：“思议大学修身为本疑问若干则，夜梦起念可耻马上自觉。”这样严厉的道德自律，一般人很难坚持下去，只有梁漱溟这样胸怀大志的人才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要求自己。翻看他的日记，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修身养性的信息。

晚年他对艾恺说：

我常常对人表示我不是一个学者。

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我西文不行，科学一定要学外国文，我的西文不行。所以讲到学问，我只能够歇一歇，我说我不行。

就中国的学问说吧，中国的学问、中国的文化，论底子我是很差的，我已经说过了，我没念古书，可是中国的古书里头好的、精髓的，帮助我很多，我还是能够领会。梁漱溟坦承自己是陆王派，但在思想上倾向于佛家，而实际的生活，是希望跟着王阳明走。他所佩服的人，有章士钊、章炳麟、梁启超，在哲学思想上最喜欢的，是法国的柏格森。梁漱溟对儒家和佛教进行了区别，认为孔子、儒家是站在人的立场说话，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人身上；可是佛家，是超过人说话，说来说去，归结点不归结到人身上，而归结到超过人的那个地方，所以他们好像很不同。不过也有同的一面，就是“无我而救世”，众生的痛苦就是他们的痛苦，所以奋不顾身寻求拯救，而这也正是梁漱溟一生的真实写照。

三、宇宙是一个大生命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发挥孔子哲学，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他依据陆王心学和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对孔子哲学进行重新诠释，创造出中西合璧的“新孔学”。柏格森认为，生命是一不断实现着“生命冲动”的永无休止之流，是一种宇宙的运动，而生命的冲动就是“绵延”，柏格森又称之为自由的创造意志；其向上冲动创造精神，也创造生命的形式，而其受碍后向下附落则形成物质。生命是运动，物质是运动的逆转。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倾向相互克服又相互存在于一体，就形成了有机体和世界。梁漱溟受柏格森哲学的影响，认为宇宙本体是生命，尽宇宙只是一个生命，生命的不断变化产生出外在的现象世界。

梁漱溟看重一个“生”字，认为：“这一个‘生’字是最重要的观念，知道这个就可以知道所有孔家的话。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认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孔子的人生之所以是快乐的，因为他“原不认定计算而致情志系于外，所以他毫无所谓得失的；而生意盎然，天机活泼，无入而不自得，决没有那一刻是他心理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是绝对的乐”。因此“生”是代表儒家道理的最高范畴。孔子的学问就在自家的生命和生活上，而不是其他。由此梁漱溟也把生命看作自己思想的根本。“在我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从生物的进化史，一直到人类社会的进化史，一脉下来，都是这个大生命无尽无已的创造。一切生物，自然都是这大生命的表现。”但是，“能代表这大生命活泼创造之势而不断向上翻新者，现在唯有人类。故人类生命的意义在创造”。

“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文化）最根本的就是伦理思想———人生哲学”；“我们所说小范围生活的解释即是‘现在的我’对于‘前此的我’之一种奋斗努力”。人类之所以充分具有这大生命的创造性，是因为人的生命中具有智慧，生命智慧的创造包含着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成己和成物。“成己就是个体生命上的成就，例如才艺德性等，成物就是对于社会和文化上的贡献”；“只有那自己生命上日进于开大通透，刚劲稳实，深细敏活，而映现于无数无尽之理致者，为成己”。成己是内里的创造，成物是外面的创造。人类文化的产生、发展，一天一天向上翻新进步不已，自然靠的是外面的创造———成物；然而，“为外面创造之根本的，却还是个体生命，那么，又是内里的创造（成己）要紧了”。

梁漱溟建构起生命（意欲）本体论，并以此来解释文化及其发展轨迹。

梁漱溟指出：“人类文化有三步骤，人类两眼视线所集而致其研究者也有三层次：先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次则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再其次则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初指古代的西洋及在近世之复兴，次指古代的中国及其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再次指古代的印度及其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最好的文化就是增盛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反之，最不好的就是那减低阻碍人的生命活动的（文化）。”“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

在他看来，生活的样法不同，文化也就不同。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文化差异“不过是他那为生活样法最初本因的意欲分出两异的方向，所以发挥出来的便两样罢了”。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是各不相同的三大系文化。“意欲”是文化的根本，是决定文化方向的最初本因，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正好各一路。“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是第一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质而言之，我观察的中国人是走第二条路向；印度人是走第三条路向”。世界上这三大系文化“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文化是前途最为光明的文化，“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纪］人要抛弃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无识的人之恭维不算数）；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却又不敢菲薄。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即有价值也不为人所认识，除非晓得了他所以必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前曾略说。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次第重现一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