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恶毒的报复

第四章恶毒的报复

呼风唤雨的张居正去世了。

从23岁就进入官场到死去，他练达果敢，对于官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够第一时间有所反应。并且随着阅历的增加，他已经对官场之事经驾轻就熟，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他最终被报复、被清算的命运。

多年独自掌握大权的经历，让张居正已经愈发地有些偏执，让他毫无疑问地认为自己是最能驾驭大明王朝这驾马车的人。但是张居正不知道，他的专横跋扈和身边人的贪腐已经让很多人将他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

在张居正死后，无论是万历皇帝还是那些曾经和他共事过的官员都感觉到时机到了。张居正死了，很多人却并不会因此就放过他，他们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报复行动。

万历新政

如果说“神童”的称号让张居正人生的前半程名扬当世，那么人生最后10年的这场改革则让张居正彪炳史册。当人们评价这场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到十年的这场改革时，总是喜欢用一句话来评价张居正，那就是“世间再无张居正”，这是非常高的评价。张居正的赫赫功绩更是让他成为封建王朝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之一，其余的两个人分别是协助秦王完成统一霸业的商鞅和宋朝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

张居正有一个称号叫“救时宰相”。很多历史学家在谈到明朝后期时，会讲到如果不是张居正的这场改革，可能明朝早已经灭亡。那么，当时的社会状况究竟是什么样子，张居正又是怎样进行改革的呢？具体还要从明朝后期的社会状况说起。

封建制度在经历了最初的确立、发展、趋于完善，到了明朝，无论从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发展，都已然发展到了最高峰并逐渐开始衰落下来。

开始走向衰落的大明王朝，封建制度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已经开始逐渐显现，农民起义的数量比之前更多、规模更大，这样的衰败场景都发生在大明王朝，而在之前这样的场景不曾出现过。

隆庆皇帝在位的时间很短，仅仅6年，但是在位的6年时间里，这位皇帝最大的特点是放权、好色。他对于朝政并不关心，安心将权力交到群臣的手中，然后尽情地玩乐。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提到，要“省议论”，就是对当时朝廷生态的最形象描述，每当有大事发生的时候，隆庆皇帝尽管坐在最高权力的位置上，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像一尊雕像一般一言不发，而是听任重臣争来争去，有的大臣竟然认为当朝的皇帝是哑巴，这是多么荒唐，又多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这和他的父亲世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父子俩相同之处是都无心朝政，但是世宗要远远地比穆宗更有策略，也更懂得帝王之术。世宗时朝廷上的规矩非常多，尽管他一心沉浸在方术中，但是大臣们都谨言慎行，因为一旦有失礼的地方，招致的可能就是灭顶之灾。皇帝不在朝廷之上，但是却非常深刻地震慑着每一位大臣，大臣们处理政事认真严谨，不敢懈怠。但是穆宗却俨然另一番光景，只见早朝时大臣们议论纷纷，皇道尊严荡然无存。

尽管穆宗毫无作为，但是因为他勇敢地放权，幸运的是在隆庆年间出现了很多非常有能力有作为的大臣，如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他们用自己的才华和谋略延续着王朝的生命。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有能力的内阁大臣较多，所以内阁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首辅位置的斗争接连不断，在首辅这把交椅上很少有官员能够坐得长久，先是徐阶代替了严嵩，接着高拱又赶走了徐阶和李春芳，直到张居正代替了高拱成了内阁辅臣，首辅的位置才由张居正坐了10年。

这时候的明王朝已经积聚了太多的弊病，问题盘根错节，各种矛盾交织，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吏治腐败

我们前面讲到了首辅走马观花式的上任、去职，相互之间的倾轧和斗争非常激烈，因为世宗、穆宗时皇帝的不作为，内阁首辅是朝廷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们之间的相互斗争通常导致的是整个朝廷的震颤。朝廷中的其他大臣们往往依附于权力更大的首辅，而首辅之间斗争通常就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派别之间的斗争。官场上贿赂成风，卖官鬻爵，地方官员想要获得晋升，都需要准备好金银财宝或者丝帛等前来拜见，“关系”成了官场上的通行证，而原来的制度基本成了“摆设”，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锦衣卫等监察制度的确立，使得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人心惶惶，明朝的官僚体系已经腐败不堪。

官僚体系的破坏，朝廷的乌烟瘴气造成的结果就是吏治的腐败。不仅统治阶级之间斗争激烈，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样尖锐，因为所有的统治阶级的矛盾最终都会演化成社会的矛盾，激化之后造成的是百姓的被压榨、被攫取，只能是更严峻的社会矛盾。

二、经济上，国库空虚

当时的地主阶级大肆地兼并土地，农民阶级的土地被霸占，但是徭役负担却没有丝毫的减轻，甚至还有增加的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失地的农民生活更加地艰难，缴纳赋税变得更加地艰难，国库的收入连年减少。据统计，在嘉靖时，很多人家只有一丁，但是需要缴纳的赋役却有一百七八十人之多。农民生活贫困，没有粮食缴纳赋税，国库的税源便成了很大的负担，但是皇宫中因为人口的连年增加，财政上出现了亏空。这让统治阶层大为担心。隆庆元年，当时的尚书报告皇帝，根据朝中计算得出的银两数，如果照今年的支出情况，也就只能支撑国家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很快就会过去，但是朝廷面临的问题却不能解决，这不得不让统治阶层心急如焚。

三、军事上，抵抗不力

明朝政府面临的问题非常多，既有来自农民起义，也有来自蒙古边境的侵扰。战斗中，明朝的士兵们作战能力明显不如农民起义军和蒙古军，很多士兵甚至在听说要作战之后都会害怕，他们早已经丧失了起码的战斗力。另外一方面，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也提到过，明朝的军备废弛，很多作战武器非常落后。

但是这一时期的农民起义对于封建王朝的打击都不是最致命的。因为尽管农民起义的数量不少，但是远不及明武宗时期，甚至低于明朝初年，并且在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他们多是分散的力量。

之前我们说到过，张居正为了稳定局势不仅搞好和李太后的关系，意在谋求获取后宫和最高权力的支持，同时他还将朝廷之中的反对力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消除。这样一来，张居正改革的阻力就小了很多。其实为了改革的成功，张居正还不断地加强和太监冯保的关系。

张居正的聪明之处不仅在于他头脑灵活，还在于他能够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张居正之前就吸取了王安石改革中受宦官掣肘的教训，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他同太监冯保之间密切联系。

宦官在明代的宫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和皇帝的关系最为亲近，因此对皇帝的所思所想最了解的人未必是妃子，更多时候是太监。徐阶和高拱在前面提供的教训就是要和宦官搞好关系，而且张居正一贯在乎的是实际的效果。宦官专权的情况已经延续了很多年，他自己改变不了，所以只要冯保不干涉他的改革大业，那就可以了。

当时冯保任命锦衣卫中的徐爵入宫，代阅奏章，张居正派了自己的仆人前去和徐爵结为兄弟，来拉拢和冯保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当他知道冯保想要在神州建坊时，张居正派人前去帮忙。这样的帮扶让冯保大为感激。

张居正非常明白，必要的退步是为了更大的进步，所以他在平时会给冯保好处。这是因为张居正谋求的是一个更大的局，他要保证冯保一定程度地放权。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下，张居正的改革的确是因为冯保的支持，无论是对于后面的稳定地位还是控制局面进行改革都有一定的帮助。

在将各种关系疏通之后，张居正进行了一场改革，这场改革可以说是在明王朝面临着危机时的一场自救，于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

在长达10年的改革中，张居正进行了以下几个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

一、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改革赋役制度，商农共同发展

明朝之前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的所有者来征收田税，同时按照人头来征收徭役。这样做从理论上和法制上是公平的，人人公平。但是问题是到了明朝时候，封建地主阶层，包括皇族、勋臣、大官僚他们依靠特权，不断地侵占农民的土地，并且他们还买通官府，谎报田数，大量的国家土地被地主阶层占有，但是财政的收入却出现亏空。特别是到了嘉靖年间，土地数量更是已经到了明初的一半，人口却大为增加，大量的土地流入了大官僚手中，却还能逃过缴纳赋税。从万历五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丈量土地的清查，其中查到漏税土地竟然达到了80余万顷。

面对这样的局面，张居正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改革：

首先将原来的征收实物改为一律征收银两。当时征收的实物包括粮食、丝绢，分为夏、秋两季征收。征收实物面临的问题就是当地的官员可以趁机作弊，而这是无法规避的。并且大量的实物在运输上也是一个大麻烦，通常在运输途中损坏的和本身的运输费用需要花去一部分，使原有的征收赋税就大为减少。

除此之外，当时的农民们还要服役，包括各种徭役。“一条鞭法”的内容就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所有的税赋都改为征收银两，这样不仅使得官员难以作弊从中渔利，而且解决了失地农民的负担，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同时，不再按人头征税，而是改为按实际的土地数目征税，这就很好地解决了一些大地主阶层大量侵占土地的问题，还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多农民不用再束缚在土地上，而是可以寻求多种方式进行获利，这也就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扩大了货币的流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一条鞭法”的推行大大地增加了明朝政府的收入。根据统计，当时国库的粮食储备达到了1300多万石，这可以供给大明王朝5年的食用。

不仅如此，张居正还疏通河道，将原来的荒地转变为耕地。当时黄河每到夏季就会形成洪涝，为此，张居正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治理之后的黄河南流方便，很多之前的荒地转变为可以耕种的土地，保障了农业的发展。

二、整顿吏治，实行考成法

张居正的这次改革可以说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我解救运动，将陷入了危机之中的大明王朝解救出来，实现富国强兵。富国的基础是发展经济，强兵的基础仍然是发展经济，以此来充实边疆的作战实力。但是国家当时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危机，由此导致的是社会的危机局面。但是经济的缓解有赖于国家的有效运转，而最最关键的还是官员的问题。一些官员以攫取私利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相互之间争权夺利。所以其实核心的问题还是国家机器的问题，想要发挥国家机器的职能，就不得不改变吏治。当时张居正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实行考成法。

所谓“考成法”，具体的规定是这样的，在各个衙门中都分别做三本文簿，然后在其中一本中记录下所有需要做的事项和完成期限，以这一本为底本，随时记录，到了月末的时候进行注销。去除掉底本之中不需要进行考察的事项，然后再在另外两本中将事项同样记录下，其中一本送到六科去，六科会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相应的注销，对于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的，进行上报，再由衙门对于记录的情况进行问询，责令对状。另一本就送到内阁，作为一个记录，内阁进行月度考察和年度的考察。除此之外，还设置了监督的内容，命令抚按官对于上述的事项进行监督，如果有故意延迟完成的情况，进行举报。

这样一层层地设定期限，层层地考核、监督，凡是在规定期限内没有完成的，都进行一定的惩罚，这项规定在今天就是企业中的绩效考核。张居正的远见可以说是超越时代的。

在表面上看，考成法在整顿吏治的内容上就仅仅是增加了三本文簿，并没有什么其他举动。但是这正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他认为朝廷的废弛并不是机构的设置上出现了问题，政治上之所以废弛在于对于官员缺乏相应的考核和监督。那么考成法，要求凡是有政务都要进行落实，不能只求虚浮的数字，而要注重实效。官员如果只做表面文章，只注重说一些敷衍的话断然是不行的。官员的政绩就是他们升降的依据，原来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得到了克制。

同时考成法还将权力大大地集中到内阁的手中。明朝后期的社会局面混乱，权力分散，但是考成法就将内阁放到了六科之上的权力层面。他们根据手中的文簿可以大大地监督六科，这也就使得权力独揽，之后的改革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

三、军事上起用戚继光等军事人才，展开互市贸易

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起用了一批英勇善战的武将，并且还对他们非常地信赖和爱护，将这些武将们视为自己的兄弟，大加赞赏。

这中间就包括名将戚继光，因为善于用兵，多次打败倭寇，他的“戚家军”名声非常地高。在戚继光到任之后，他视察了边疆的情况，他明白积弊的问题已经太多了，他将面临的问题一个个进行了记录，然后上奏朝廷，寻求解决的方案。

戚继光刚刚到达北边时，北方的军队非常地松弛。看了这种训练情况，戚继光认为第一步就是要严肃军纪，整饬军队的风气。朝廷中有一些官员提出，戚继光之前都是训练南方的军队，他并不熟悉北方的实际情况，所以他的训练方法并不一定适用于北方。但是张居正却力排众议，一定要任用戚继光。

戚继光到任之后，他先是调用了浙兵3000多人来充实队伍。浙兵历来训练有素，军纪严明，很多北方兵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大雨倾盆，3000名浙兵在雨中训练，从早上就开始，直到这天的下午，这让很多北方兵汗颜，从此之后明白军纪为何物，并且开始服从军令。

戚继光在边疆地区，还有很多的创建。他根据地形来决定作战方案，平原地区他选择用车战，在山谷地带又采用步战，近边地区采用了马战，这样的作战方式既有针对性，同时又可以紧密结合，作战时，几十辆车衔接到一起，形成圆形或者方形进行防御。进攻时又先以骑兵冲在前面，用来阻挡敌人的进攻；当将敌军吸引来之后，又配合以火攻；敌人进入了射程之内时，战车上的火器就开始作战了。当敌人疲于应对火攻时，掩藏在战车后面的士兵们冲出，进行攻击；敌人的队伍混乱之后，骑兵重新杀出阵营，将敌人进行整体合围歼灭，这一整套的作战战术不能不说是戚继光的创造。

此外，张居正还采取了边境互市的交易，这是他从当时的军事状况出发给出的解决方案。在当时，无论是明朝政府还是俺答汗双方都没有获胜的十足把握，这时候如果能够通过互市的方法，双方展开贸易，那么就不失为安定边疆的有效方法。

改革的成与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