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第三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经过多年的努力，张居正终于做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开启了他的内阁首辅生涯。

在明朝的众多首辅中，张居正应该是最为有名的一个。他巩固权力，结交宦官，获得后宫的支持，最终开始了他长达数十年的万历改革。

徐阶的教诲

嘉靖二十七年时，已经做了一年翰林院编修的张居正升任右春坊右中允，正六品官职，负责记注和撰文的事宜。从张居正一进京时，徐阶就十分欣赏他。张居正不仅一表人才，风度翩翩，而且还性格果敢，沉稳有城府，这得到了徐阶的器重，并且将张居正视为志同道合的好友。

嘉靖十八年时，立太子的事宜提上日程，在世的三位皇子载壑、载垕、载圳，根据先后顺序，世宗立载壑为太子，并且将载垕、载圳封为裕王、景王。但是在10年后，载壑去世了，这时候根据宗法应该是裕王载垕成为太子。但是因为世宗听信了一些道士的说法，认为立裕王不吉利，便将立太子的事情搁置了下来。徐阶多次在和世宗的谈话中维护裕王，并且还特意安排了张居正做裕王的讲官，从中能够看出徐阶的用心良苦。因为在将来世宗百年之后，根据宗法制度，裕王就会是皇位的继承人，而张居正就可以因为讲官的身份进阶为大学士。

张居正不仅受惠于徐阶的器重和提携，还有徐阶政治斗争上的方法。徐阶扳倒严嵩可以说是官场斗争中教科书式的学习样本。

当严嵩排挤夏言时，徐阶当时选择的是谨言慎行。这曾经让张居正感觉到不解甚至是愤怒，他写信给徐阶说：“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不亦难乎？”又劝徐阶“盍若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年少的张居正对于徐阶的谨慎行事表示不解，期望着徐阶和严嵩父子能够正面地决战。徐阶看到这封信时并没有多说什么。难道是徐阶害怕严嵩吗？不是，而是因为在严嵩气焰日盛时，世宗相信严嵩父子，任何人的进谏、弹劾不仅不能将严嵩父子扳倒，更可能的是置自己于不幸的境地。

在邹应龙弹劾严嵩的奏章已经呈报皇帝之后，徐阶还是和严嵩表面交好，他主动到严嵩的府第前去拜访，并且安慰严嵩。对于当时已经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的严嵩，这种安抚来得很是及时，让他非常感动，在说到后面时，严嵩甚至还一度将妻儿老小托付给徐阶。在严嵩被剥夺了相位之后，徐阶仍然和严嵩保持了书信往来，当然也没有忘记私下将严嵩的党羽一网打尽。徐阶用行动说明了什么是政治家。

在嘉靖三十七年，曾经有徐阶的同乡吴时来、门生董传策、张种三人弹劾严嵩父子，很明显这是徐阶安排的。不承想，当时正值世宗宠信严嵩期间，世宗在收到三人弹劾严嵩父子的奏疏时不但没有去调查，反而非常愤怒，将三人严厉惩处，将三人进行了廷杖之后投入监狱。

后来，在严嵩被惩处之后，曾经有山西巡抚张槚上疏皇帝，要求赦免曾经弹劾过严嵩父子的吴时来、董传策、张种等人的罪行，但是世宗不仅没有赦免，还将张槚进行了严厉的惩处。

从这当中可以看出世宗的性格，他不允许别人对他的行为进行点评，特别是旧事重提，因为这会有损他天子的圣明。徐阶非常明白世宗的性格，所以他选择了不提旧事，他比任何人都明白现在时机还没到，他的内心比任何人都着急，他一直没有忘记三个人，但是他现在只能选择隐忍。“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徐阶已经成功地将严嵩父子赶下台，待他站稳脚跟、时机成熟时再去将三人解救出来。如果现在贸然地去请求皇帝给三人复位，接下来不仅没办法将三人成功地解救出来，怕是他首辅的职位也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后来到了穆宗时期，徐阶成功地将吴时来、董传策、张种三人官复原职。

徐阶的隐忍和全局战略给张居正的印象深刻，后来张居正面临着与徐阶同样的情况，张居正正是凭借着和徐阶学到的人生智慧能够在人生的境遇中能屈能伸，失意时保持昂扬斗志，遇到险阻时不慌张、不退缩。

在嘉靖三十三年，朝廷被严嵩父子控制着，即使有着满腔抱负想要施展的张居正仍然是无能为力，内心的苦闷和压抑可想而知，张居正选择了回乡休养。

对于像张居正这样的有大格局的人是不可能完全不关心时局的，相反因为回到家乡，他会对外面的时局、政治更加地关心。做一个像伊尹一样的大政治家，是张居正一直以来的追求，暂时的苦闷并不能让他将自己的理想放下，相反，因为已经有了几年的官场生活经历，这让张居正在看到家乡的百姓们生活艰难时，他有针对性地思考普天之下的百姓的生计问题。最后他明白百姓想要生活富足安定，需要解决田地分配不均等、贫苦百姓生活艰难、土地兼并等问题。乡间的生活，让张居正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农村生活的艰难，国家已经有很深的弊病，这些弊病如果不能解决，最终将会腐蚀大明王朝这个帝国的躯体。

到嘉靖三十六年时，已经沉寂了三年的张居正要重新上路了。这三年里他思考自己的发展，同时也思考这个国家的时局，他明白他注定是无法只能保持远观的状态，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有一方舞台供自己去施展。

蓝道行的“预言”、邹应龙的弹劾、徐阶的致命一击，使得严嵩终于在把持朝政20多年之后，离开了首辅的位置，被削职为民。徐阶成为大明王朝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徐阶在政治上取得的胜利，对于张居正来说，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因为徐阶很欣赏他，因为他渴望有更多施展抱负的机会。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下令重新修著《承天大志》，其中徐阶将张居正定为了这场修订的核心人物，是除了徐阶自己之外权力最大的人物。到嘉靖四十三年，《承天大志》修著完成时，荣耀也随之而来，张居正被升任为右春坊右谕德。

在嘉靖四十五年时，当时的户部主事海瑞冒死进谏，上奏的内容中言辞激烈，毫不避讳地直接攻击世宗，指出世宗不仅不理朝政、醉心道教，而且还不辨忠良。依照世宗的性格，海瑞这样指斥自己的行为，太过犯上，有损皇帝的尊严，这样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他将海瑞投入监狱，为了防止天下人说自己心胸狭窄，没有将海瑞处死，但是如果不是世宗后来驾崩，海瑞恐怕这辈子都得在大狱中度过。张居正体会着政治的实际性和名誉之间的关系，他明白，如果想要走得更远，他不仅要学会处理各种纷繁复杂的关系，同时更要提高每一次行动的准确性。海瑞值得尊敬，但是不值得效仿。他要做的是政治的强人，而非义士。

大明王朝复杂的政治背景给了张居正绝佳的学习机会，他亲眼看着这个王朝的兴衰，也在谋划着自己未来的格局，他一步步走在前进的路上。

这一年，大明王朝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在位45年的世宗皇帝去世了，这也就意味着王朝将面临一次重新洗牌。

这一次，因为首辅大臣徐阶的关系，张居正也在逐渐走到权力的核心。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世宗去世之后，张居正协助徐阶草拟遗诏的内容，而且张居正是唯一的一位。遗诏是很有讲究的，里边不仅要将新皇帝即位之事写入其中，更重要的是大臣们可以凭借这一机会来改革王朝的弊政。当年的杨廷和就是凭借着武宗去世、世宗即位的37天真空期，成功地尽心改革，为王朝提供了济世良方。这一次徐阶同样也这样做了，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将世宗一朝发生的“大礼”案和“大狱”案被株连陷害的官员全部起复。

公元1567年，隆庆皇帝朱载垕即位，是为穆宗。穆宗是世宗和杜康妃的儿子，16岁时朱载垕就藩裕王。之后裕王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母亲杜康妃并不受世宗的宠爱，裕王常年见不到自己的母亲。父亲世宗呢？因为当时道士们告诉世宗，裕王和世宗是两条龙，所以根据“二龙不相见”的说法，10多年的时间世宗都没有看望过裕王朱载垕。

本来朱载垕并没有即位的可能，母亲不受宠，自己不是长子，自己又和皇帝相冲，这么多的因素交织到一起，他这辈子似乎都没有翻身的可能。但是奈何他的两位兄弟都早早地去世了，在29岁时，朱载垕即位。朱载垕对于道士祸乱朝政的行为早就极其反感，加上前面说到的“二龙不相见”，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世宗一朝的道士王今等都进行了逮捕，并且下令处死。他对在世宗一朝因为直言进谏而获罪的海瑞非常地赞许，非但没有追究海瑞对于世宗的出言不敬之罪，并且还无罪释放了他，最终海瑞官复原职。

随着穆宗的即位，张居正也因为在裕王府的侍读经历升任礼部右侍郎，之后又升任吏部左侍郎，并且兼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进入内阁。这当中一定离不开徐阶的强烈引荐。迈入了内阁就等同于张居正的政治生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能够更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在内阁的六位成员中，张居正无论从年龄上还是经历上都远远地排在其他人后面。首先徐阶、陈以勤郭朴、高拱都比张居正要大，只有李春芳和张居正同年，但是李春芳两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内阁，张居正只能屈居最后。

张居正同他的老师徐阶一样，知道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的做事风格。张居正知道现在正是他学习的好时机，所以他不仅用心地学习朝廷的方方面面，还非常恭敬地对待内阁的其他成员，很快就获得了其他成员的好感，而这就为接下来张居正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打好了基础。

高拱的离去

隆庆二年时，44岁的张居正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递上了他的《陈六事疏》，这道奏疏中指出了当今帝国的三大危机：吏治不振、财政匮乏、边患严峻。这是张居正经过了深入的思考之后，对当时的时弊提出的矫正之良方，而这距离他上一次奏疏已经过了19年之久。

嘉靖二十八年时，当时刚刚25岁的张居正写了一封《陈六事疏》，这是张居正在嘉靖年间写就的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奏疏。当时的张居正还只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尽管奏疏中陈述了当时朝廷存在的严嵩专权、边患危机等六大问题，但是当时严嵩父子牢牢地把持着朝政，而高拱还没有掌握权力，徐阶谨慎隐忍，尽管这道奏疏发现了朝政的问题，但是因为人微言轻，张居正并没有在奏疏中将当时朝政的问题指向严嵩，更没有深入地剖析，所以奏疏最终的结果是世宗不管不问，不了了之。

19年中，张居正细心观察，耐心磨炼，终于他等到了这样的时机。19年中他也曾经觉得无能为力，他经历了严嵩专政，心有余力不足，只能任由朝政被其把持，作威作福。他也看到了像杨继盛等一批官员相继被罢黜、被流放，但是仍然无能为力。他曾经急切地想要有报国的机会，但经过磨炼之后的张居正知道时机是会垂青自己的，只不过时间久了一些。

现在的张居正44岁了，他的心智成熟了很多，政治经验也很丰富，所以他对于大明王朝的社会看得更透彻，眼前的这些实际问题让他去寻找解决的良方。

《陈六事疏》中张居正主要分析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省议论

这一条将张居正务实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看来，朝廷中的言论过多，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朝廷间的争论太多、官员的辞藻华丽。总结起来就是官员流于夸夸其谈的过多，而实际做事情的很少。很多官员对于朝政中的事情往往争论不休，往往还自相矛盾，争论过多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往往在表面上做文章，流于形式。一些官员表面上清正廉洁，实际上贪欲旺盛。而有的官员刚刚上任还未对一个地方完全了解，就大谈特谈，一些百姓认为对方谈论得很好，最后官员就只用心说，却完全忘了他说的是什么。因此张居正强调“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要求各衙门不要夸夸其谈，尽量明白晓畅地陈述事情的弊病，并且切实执行，不得推诿。

身处仕途之中，张居正太懂得官员的浮躁心理，他明白想要朝廷焕发生机，首先要改变官员作祟的虚荣心。张居正自己是务实的风格，他格外强调政策要一步步地执行，这也使得之后的万历新政在他的坚持下执行下去。

二、振纲纪

“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世宗在位时，醉心方术，无心处理朝政，当时的首辅严嵩把持朝政之下谋取私利，奸佞小人趁机溜须拍马，朝廷上乌烟瘴气，政治秩序已经被破坏殆尽，这时候张居正提出要重振纲纪，是必须的并且是必要的。

三、重诏令

官员们往往在表面上做文章，并不在意诏令的执行情况。关于不执行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官员桌上的文书都已经堆积如山却并不处理，有的官员则是一味地推诿，最终耽搁拖延太久。张居正明白大明王朝的所有事情归结起来都是“人”的事，所以他认为想要将朝廷的弊病一个个革除，需要的是官员们的配合，为此他提出对于处理诏令的时间进行限制，规定期限内不能完成的官员，作为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

四、核名实

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本应该是严格按照朝廷的制度来的，但是因为奸佞小人把持朝政，所以善于逢迎的官员机会就格外地多。他们对于上级官吏极尽逢迎之能事，凭借不正当的途径获取权力，甚至他们可能连基本的任职资格都不具有。买官卖官的现象更是屡禁不绝，有的财政官员竟然都不知道出纳数字。张居正建议，官员的考核和任用一律要经过严格的审核，尽量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赏罚都能严格地按照制度来行事，地位和权力的授予要以功业为标准。

五、固邦本

固邦，也就是兴国，想要重新振兴大明王朝，这就要让官员们都能勤政爱民，使耕者有其田，百姓能够安心农事生产，减轻徭役负担。对于鱼肉百姓的豪强地主，张居正建议要进行严格的控制，否则豪强兼并霸占了农民的土地，地方官府还不断地加重农民的负担，造成的结果是百姓生活更加地艰难。

六、饬装备

连年严峻的边患问题深深地困扰着大明王朝，装备的废弛、士兵作战能力的下降，边防之事成了当务之急。隆庆元年的秋天，蒙古俺答汗率领6万骑兵侵犯边境，进入了大同等地；这时候另一部分人马力量更加强大，进犯蓟镇，北京再次处于边防的危机之中。一些官吏和士兵因为作战能力下降，还未跟俺答汗交手就已经吓得逃之夭夭。到了十月份，才将蒙古军打退。作战能力的下降使得大明王朝和外族交手一次就如同得了一场重病，痼疾一身的大明早已禁不起这样的折腾。

这一次的奏疏呈递上去之后，穆宗对此的批阅是：“览卿奏，皆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悃，所思详议以闻。”尽管这一次的奏疏是张居正极尽心思的观察和思考，奏疏更是将明朝的弊病阐述得清楚明白，但是仍然难逃石沉大海的命运。皇帝将奏疏交给了大臣们，可没有皇帝的旨意，大臣们也只是将奏疏议论一通，然后做着原来的事，所以并无益于政事的真正解决，朝政的风气并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

穆宗皇帝完全没有振兴王朝的想法，所以他还是照常不误地在朝廷中不分昼夜地玩乐，先是从国库中拿出6万两白银换取黄金，之后又拿出30万两白银购买珠宝，即使当时大臣们纷纷劝谏皇帝还是要慎重行事，穆宗仍然坚持要10万两。冒死劝谏皇帝安心朝政的吏部给事中石星也被廷杖。而这些都不是张居正能够左右的，即使他有着满腔的经邦济世之才，如果没有一定的权力做支撑，那么他所有的才华也只能随水东流去。

张居正需要更好的时机，从少保到少傅，又从少傅到少师，从隆庆元年到隆庆六年，他的地位也在慢慢地上升。

在隆庆六年的一天，穆宗身体突然中风了，之后他尽力坚持，但是仍然没有抵挡住命运，年仅36岁的穆宗去世了。

穆宗去世之后，朝廷中的势力分为两股，一股是秉笔太监冯保，另一股是首辅高拱。

明代的票拟多是由秉笔太监进行批阅，冯保一直担任秉笔太监，但是在他之外还有掌印太监负责皇帝印玺的使用，冯保想要升任掌印太监。但是当时握有权力的高拱却极力推荐他人，这让冯保心生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