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奇才出世

第二篇寇准——千秋是非谁评说

寇准是一个正直的人，是又有才能又正直的人，是个胆子又大又有才能又正直的人。上一个这样的人名叫魏征，但寇准却并没能遇到属于他的李世民。于是，为大宋朝立下无数功劳，当了无数次“救火队长”，但却还是只能落得个毁誉参半的名声，千秋功罪只能留待后人评说。这不仅是寇准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第一章奇才出世

寇准的名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各种艺术作品中，他的出镜率很高。应该说，在宋初的一大批历史名臣中，寇准是一朵奇异的花朵。有些人对寇准的评价很高，认为他对北宋有再造之恩，并且将他喻为忠臣良相的楷模，可谓推崇备至。然而，一些完全不同的标签同样粘贴在寇准身上，不学无术，好大喜功，奢华腐败，甚至晚节不保。归根到底，乃是因为他少年时期的特殊经历，如此才在成年之后形成了独立的个性和高傲的品格，以至于引起当时后世的颇多争议。

少年梦

宋建隆三年（962），寇准出生在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寇家虽然世代读书，但当时天下初定，读书人还没有得到大规模起用，寇准一家实际上乃是以务农为生。寇准出生的具体日期是阴历七月十四日，按照我国传统习俗，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十五日便是中元节，俗称鬼节。在这一天中，家家户户都要请道士做法式，以便让恶鬼得到超度，同时让亡魂得到安息。为了增加气氛，各种民间传统节目也会集中上演，因而大街小巷当中都是一派热闹的景象。按照我国史家的惯用套路，但凡大人物出生，都会被抓住一些神乎其神的预言性事件不放，诸如梦日入怀、金光乍现、紫气腾冲、香阵透天，等等。为此有好事者认为，这一年的中元节，正是为了迎接寇准的诞生。

事实上，寇准出生的年代，似乎比他出生的日期更有意味。众所周知，赵匡胤建立北宋政权是在宋建隆元年（960），而寇准出生在宋建隆三年（962），所以寇准几乎和北宋王朝同时诞生。应该说，北宋王朝的建立，已经隐隐有结束五代乱局的趋势。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寇准的早年成长经历中，整个社会的局势发展，是由乱世走向治世的。所谓“久乱思治”，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整个北宋王朝，尤其是经历了多年战乱的底层人民，对于未来自然是充满希望的。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人们沐浴在新王朝的阳光下，已经摒弃了五代十国的旧习气，同时新时代的坏习气还没有养成，社会风气可谓一片澄清。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显著提升，对于寇准及整个寇家来说，都是再喜庆不过的事情。寇准有如此成长氛围，至少在大环境上是幸福洋溢的，这自然有助于他建立起远大的理想，而且是属于读书人的理想。

至于寇准的成长，基本和大多数人一样，首先是来自父亲的影响。寇准的父亲名叫寇湘，据史料记载，他不仅在后汉朝中过进士，而且是名副其实的状元。只可惜，当时社会正处在五代乱局之中，武人掌权，文人大多不得志，寇湘的状元头衔到底有多少含金量，实在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过，寇湘的个人命运尚算不错，因为在他成功考取状元之后，很快被后汉皇帝刘知远的长子刘承训聘为幕僚，这就让他一举进入了国家核心权力阶层。

可以想见，按照当时的社会传统，皇帝的长子最有可能立为太子，也就是国家的准皇帝。寇湘作为刘承训的幕僚，只要取得一定成绩，从而占据一定地位，就可以从此登上政治舞台，甚至实现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即当上国家之宰相，这不禁让寇湘的心中燃起一团熊熊烈火。遗憾的是，寇湘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刘承训在招纳他不久之后就离世了。不仅如此，整个后汉政权也很快灭亡，寇湘在短期内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也就此消失。遭逢巨变的寇湘报国无门，仕途无望，直到长子寇准出生，才重新燃起希望，他要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栋梁之材。

如今，当我们翻开史书，有关寇准早年的记载并不多，广为搜罗，只有两个小故事见诸记载。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寇准8岁的时候，当时的他已经开蒙，被寇湘送入私塾读书。一天，私塾先生指着窗外隐隐可见的华山，让学生们引而为题，即兴作一首诗。轮到寇准时，他已沉吟良久，起身道：“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意思是说，华山很高，普天之下没有山能够与之比肩，而唯一比它高的就是天。既然华山乃是“万山之上，一天之下”，寇准以华山自比，实际上就是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私塾先生听后自然大为惊叹，一个8岁的孩子能有如此志向，且自然而然地融于诗句中，其才华志向实在令人称奇。

后经私塾先生将此事传出，可谓越传越神，等到传入寇湘耳中，自然是莫大的荣耀和欣慰。事实上，寇准的头脑固然聪明，读书识字和吟诗作对也都不在话下，但能够建立如此高的志向，无疑是寇湘终日教导的结果。与此同时，寇准作为世代书香家庭的长子长孙，身上甚至被寄予了整个家族的希望，而且越是聪明就越容易被大家寄予厚望，其担负的压力应当也不算小。通常情况下，在巨大压力下长大的孩子，要么极端反叛，要么极端孝顺，但不管是哪种可能，都躲不过极端二字。值得庆幸的是，寇准的性格属于后者，也就是极端孝顺，这些都对寇准未来的仕途发展影响巨大。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寇准12岁的时候，父亲寇湘已经不幸英年早逝，寇准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由于受到家族照顾，母子二人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寇准没了父亲的束缚，反而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由于年少贪玩，寇准整天在外面疯玩，书也读得越来越糟糕，这自然惹恼了对他寄予厚望的母亲。寇湘离世之后，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寇准身上，再加上让寇准读书成才是寇湘的遗愿，母亲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荒废学业。

一次，寇准把书读得稀里糊涂，却又要跑出去玩。母亲当时正在称东西，对于寇准的做法实在气不过，顺手就抄起一样东西朝他扔了过去。然而，当寇母意识到自己扔的东西是什么后，立即吓得面容失色，因为这样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圆滚滚的铁疙瘩———秤砣。万幸的是，由于寇准躲闪及时，秤砣只是砸中了他的脚。但即便如此，少年寇准还是忍不住疼，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母亲终日劳碌，再加上她心中疼惜寇准又怒其不争，并且勾起丧夫之痛，一时竟也跟着哭了起来，且越哭越凶，大有把心中委屈都哭出来的意思。

如此一来，反倒把寇准吓坏了，因为母亲从来都是以坚强示人，从来没有在他面前哭过，更别提哭得如此歇斯底里了。我们说，对于一个孩子来讲，最不能忍受的就是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眼泪，这通常也是给我们童年留下印象最深的两样东西。寇准见母亲哭得如此痛彻心扉，想想只有好好读书才能让她欣慰，并且在将来长本事，有出息，以便报答她。这样一想，寇准便如梦方醒，从此发愤读书。其实，我们从第一个故事已经可以看出，寇湘已经在寇准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经天纬地的种子。只要这颗种子生根发芽，寇准就会朝着父亲为自己定下的目标，不断前行。

当然，寇准的真正发迹，还要从他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毕竟当时像他一样的莘莘学子数不胜数。就当时而言，寇准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其父寇湘在前朝的那一段仕途经历，显然也不能帮上什么忙。还好，他给了寇准聪明的头脑，同时也给了他远大的理想和无上的智慧。正是凭借这些用金钱和权势换不来的东西，寇准才创造了此后的辉煌和传奇，而一条帮助他放飞梦想的独木桥，已经在不远的未来等着他。

科考之路

《琵琶记》诗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在宋朝乃是无比普遍和真实的写照。由于五代十国对知识分子的排挤，大部分读书人都已经进入社会最底层，过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务农生活。而这种务农还与今天不同，彼时大多是到地主家做工，一年辛苦劳累下来，不仅没有盈余，很可能还要欠下很多债务。北宋建立之后，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幅提升，“鲤鱼跳龙门”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很快恢复，这就让读书人有了重要的社会上升通道，因而改变了千万学子的命运，而这些学子中自然就包括寇准。

科举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赵光义一朝的考试比较密集，他继位之后的四年时间里便举行了三次科考，寇准参加的即是第三次），每次至少要花费一年的时间，总共分别为解试、省试和殿试三道关卡。这三场考试，每次都会刷掉大量考生，因而也可以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竞争之激烈。其次是“解试”，于第一年的秋天举行，地点分布在全国各地，由各州政府主办。考生通过此次考试之后，就可以进京参加“省试”和“殿试”了；首先是“省试”，于第二年正月举行，这里的“省”并不是指今天省份的“省”，而是指尚书省的“省”，具体是由尚书省下属的礼部主持；最后是“殿试”，在同年三月举行，且顾名思义，此次考试要在宫殿中举行，而主考官正是当朝皇帝。

由皇帝主持最后一场科举考试，有一举两得之功用，首先是能够最大限度避免主考官作弊，这样的事情在各个朝代都有，而且是绝对的可大可小；其次，皇帝也可以通过正常考试和考生建立私人关系，在古代社会，被主考官录取的考生被视为主考官的门生，在官场之上，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私人关系，用于维护各种各样的群体利益。而如果有皇帝主持考试，被录取的考生就成了天子门生，将有助于维护和巩固皇帝的权力。因此，在我国历史上的各朝各代，皇帝都非常热衷于主持殿试，宋朝当然更不例外。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19岁的寇准经过充分准备，终于开始了他的科考之路。值得一提的是，寇准在参加科考之初，就与大多数人不同。至于具体的不同之处，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属于一位“借考生”。按照宋朝的科举考试制度，考生参加解试必须选择本州，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地级市，因为寇准应该在华州参加解试。但是寇准却没有按照常规去做，而是到了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参加解试，原因很简单，在大名府参加科举考试成功的概率要比华州大。

至于这次考试的结果，还为寇准赢得了一次小小的辉煌。由于名声在外，当时在大名府参加考试的学生中，有两个人赢得解试第一名（即解元）的概率最大，其中之一就是寇准，另外一个人叫张咏。但就是这两个人，在考完试之后首先做的事，居然是联名给主考官写信，要求如果自己考得解元，就要把它让出去，并指名要让给一个叫张覃的考生。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主考官居然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最终果真让张覃做了解元。

一般认为，寇准和张咏之所以要让解元，是因为张覃在大名府的名望极高，他们两个人都非常敬重张覃。换句话说，张覃考取解元是众望所归，如果其他人考取解元，不但不会受到大家推崇，反而会招致骂声。事实上，这样的说法显得过于苍白，既然大家是来参加考试，就是要争取名额和名次，根本没必要推来让去。因而真正的原因，只要了解一下寇准、张咏和张覃三人的籍贯，就基本水落石出了。简单来说，寇准和张咏都是外地来的“借考生”，而张覃则是本地人。本地人考取本地的解元，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寇准和张咏遵循了这样的道理，也因而成功通过了此次考试。

第一次参加解试就高中通过，这让前往京城参加省试的寇准信心满满，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异于给他泼了一瓢冷水。来到开封之后，有人告诉寇准，赵光义不喜欢过于年轻的人。当时的寇准只有19岁，即便在殿试中成绩合格，也可能会被赵光义淘汰掉。正在寇准发愁的时候，有好事者给他出主意，就是把填报的年龄改大几岁，由于寇准的长相比较老成，如此自然能够增加通过考试的概率。应该说，这是寇准面临的重要考验，其重要程度甚至要比科举考试更大，因为这意味着他会不会为了达到目的而放弃原则。

寇准想都没想，立即就给出了答复，《宋史·寇准传》这样记载他的回答：“准方进取，岂欺君乎？”意思是说，皇上想让我通过我就通过，不想让我通过我就不通过，怎么能为了通过考试，就弄虚作假，欺骗皇上呢？给他出主意的人无言以对。要知道，当时的考试机构并没有像样的检测设备，如果寇准想要谎报年龄，在技术上很容易做到，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回答得如此坚决。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寇准的性格中已经融入了极强的原则性，这无疑将在他的未来人生中起到极大作用。

然而，寇准的原则固然值得表扬，但是他将要面临的风险却丝毫不会因此减少。要知道，赵光义不喜欢年纪轻的考生，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通过殿试的考生，马上就会被安排工作，很多人甚至要担任国家重要机构的官员。如果年纪太轻，哪怕考试成绩足够好，也将很难胜任。更可怕的是，所谓科举考试，有时真的要靠运气，一位与寇准同科参加殿试的学生，就是因为年纪太小（只比寇准小一岁）被淘汰。而且这一次遭淘汰之后，他就再也没有考中过，以至于一生都在郁郁寡欢和穷困潦倒中度过。

因而我们说，寇准之所以能够一路通过解试、省试和殿试，虽然不失光明磊落，但实际上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这个时候问题又出现了，既然寇准的年龄同样很小，为什么赵光义没有淘汰他呢？一般认为，寇准的父亲过世较早，他是从责任和压力中长大的，这样的人必定会比较持重。另外，寇准的身型比较高大，而且经常锻炼，看上去比较有气势。赵光义之所以不喜欢年轻人，是因为他不喜欢年轻人的稚嫩，既然寇准身上丝毫没有稚嫩的痕迹，自然也就没有被赵光义淘汰的理由了。而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科举考试，他的自信，他的为人固执和光明磊落，也就陪他度过了一辈子。

巴东令

通过考试之后，寇准很快就被派往归州巴东（今湖北恩施）做县令。这里虽然地小人稀，但是对于寒窗十年的寇准来说，也算是有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了。对于我国传统的读书人来说，治国平天下就是一生当中最大的追求，寇准以20岁的年纪得赵光义钦赐进士，赴巴东治理一方，心中的意气风发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过，现实和理想总是有距离的，巴东作为一个边远小县，可以让寇准作为的地方并不多。这个时候，寇准具有原则性的一面就表现了出来，那就是不管面对的情况如何，都要认认真真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史料记载，寇准治理巴东期间，所凭只有两个字———“恩”与“信”。每逢需要百姓纳税和服役的时候，寇准从来不用每乡每户地去催，只要他命人把写好的名单贴在城门口，该纳税或该服役的人马上就会按照国家规定去做。这样的记载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能够看出寇准的政治才干，至少他是被老百姓所信服的。要知道，当时的税收工作并不是那么好做，很多有官僚背景的大户甚至经常抗税，老百姓看到他们不缴税，自然也不愿意交税。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寇准是在理顺了诸多关系之后，尤其是对老百姓施加恩信之后，才达到这种政治局面的。

不过，巴东是一个非常小的县城，所有住户加起来也不过百余，基本上只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自然村，而且还是规模比较小的。在这样一个县城当中做官，寇准真正要负责的事情其实并不多，哪怕有一些官商勾结的抗税者，也很容把问题解决掉。因此可以断定，他在巴东做县令期间，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清闲的。而寇准既是理想远大的有志青年，又是精力充沛的年轻后生，自然不会允许自己虚度光阴，所以即便没有事情可做，他也要找出一些能做的事情来做。

寇准首先想到的是修缮县衙，毕竟县衙代表的是国家权力，如果显得过于陈旧破陋，于官民脸上都是无光的。当然，这里所谓的修缮县衙，不仅没有达到劳民伤财的地步，而且完全是寇准带着衙役们亲手完成的，事实上也只是改善一些年久失修的设施。修完了县衙的各种设施，寇准又开始种树，并且在巴东县引起了一阵栽树的热潮，最后他还亲手在县衙内栽植了两棵。后来，这两棵树一直活了很多年，至今仍是巴东著名景点之一，很多崇敬寇准品格的后人都曾去拜祭，并且写下了不少称颂的诗篇，其中就包括著名的大学士苏东坡。我们由此也可以窥见，无论是当时的百姓，还是后来人，都对寇准怀有极高的敬意。

修缮县衙和栽植树木虽然风风火火，但所需时日却并不多，寇准在此之余还是有大把的空暇时间。于是，他开始去游览巴东县内各处名胜风景，其中最常被他光顾的是秋风亭和白云亭，这两处景点被他修葺之后，同样成为当时、后世著名的旅游胜地。后来到南宋时期，著名诗人陆游曾到过白云亭，很是称赞了一番。应该说，巴东的很多地方，都被寇准的高贵人格镀上了一层光辉，以至于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或者说是一种不一样的个性。

当然，所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寇准最初游览巴东风光的时候，还能够从中感受到美妙，时间一长也就觉得兴趣索然了。于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加充实，寇准开始把大量时间和精力倾注到读书和创作上。读书很好理解，四书五经，动辄成册，都是当时文人最基本的读物。至于寇准的文学水平却很少有人了解，尽管他在诗作方面的造诣非常高。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恐怕要拜很多艺术作品所赐，那些臆造甚至是虚构出来的寇准的艺术形象，实在无法让人把他和诗文联系起来。

下面，我们来摘录一首寇准的诗作：

春日登楼怀归

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

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荒村生断霭，古寺语流莺。

旧业遥清渭，沉思忽自惊。

应该说，寇准在巴东为官期间所作的诗，既表现了他的孤独寂寥，也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以上这首《春日登楼怀归》就具有代表意义。有了这首诗的文采情怀，我们就有必要简略更正一些艺术作品中的错误，比如最常见的，人们对寇准的称呼———寇老西儿。

众所周知，我国自古对山西人有“老西儿”之称，通常在前面贯上某人的姓，比如某人姓张，就叫他张老西儿。一方面是因为山西在太行山以西地区，一方面是因为山西人喜欢吃醋，而醋的古称即为醯，取其谐音就成了西。可是老西儿和寇准都搭不上关系，那么他又为什么会在很多艺术作品中赢得这一称号呢？

原来，按照我国古人的传统，在某人功成名就之后，便不再称呼他的名字，而是用各种各样的尊称。寇准后来成为宰相，又立下巨大的功勋，人们自然要遵循这一惯例，因而称呼他为“上谷寇公”，或者简称为“上谷公”。因为在历史上，上谷地方的寇氏一脉曾经极为兴旺显赫，不熟悉他的人便以为他是上谷人，而上谷就在山西境内（至于寇准和上谷寇氏有没有血统关系，今天已无法考证）。如此一来，便有越来越多的人以为寇准是山西人，由此人们才称呼他为寇老西儿。当然，艺术作品中塑造的寇准形象和真实的寇准形象相比，还有很多谬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们只需知道艺术作品当中的寇准形象和真实的寇准形象大相径庭即可。

三年之后，寇准在巴东县令上任期已满，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需要调他到其他地方继续做官。这一次，他被调到了河北大名府的成安县（今河北成安），职位还是知县，相当于平调。而这个时候，寇准当年的同学已经出现大批京官，甚至有数人做到中央官员，寇准的前途看似越来越黯淡。尽管如此，寇准还是兢兢业业地在成安知县任上断案收税，并且始终不忘自己的远大志向。对此，史料中有这样一条记载，能够充分说明寇准对自己未来前程的信心。

当时，有亲戚劝寇准为父亲寇湘举办葬礼，因为寇湘虽然已经离世十余年，却一直没有举办葬礼，也没有下葬。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少见，因为在古人看来，为离世亲人办葬礼是非常隆重的事情，首先必须选定良辰吉日，其次规模一定要盛大，最后还要使用和死者身份相符的规格，或者说规格越高越好。如果家属觉得不符合自己的意愿，葬礼是可以无限期推迟的，死者遗体则寄存在寺庙当中，直到家属觉得可以下葬时再去领取。亲戚劝寇准给父亲举办葬礼，是觉得他已经当上了县令，完全有能力，也完全有名分让寇湘下葬。

对此，寇准予以言辞回绝，他说自己的父亲曾经中过状元，至少要用国家级别的礼仪才能下葬，因为生逢乱世才不能如愿。为了让父亲瞑目，自己一定要当上宰相，为父亲争取来皇帝的封赐，到那时候才能将父亲下葬。若干年后，寇准的母亲已死，他在洛阳为自己的父母举行了规模盛大的葬礼，也算实现了他早年的理想和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