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三起三落 - 帝国的智囊团·大宋名相 - 姜峰 - 其他小说 - 30读书

第四章三起三落

第四章三起三落

赵普大器晚成,到40余岁才出任宰相,又因为种种原因两次罢相,但却总是可以重登相位,直到最终死于宰相任上。整个过程当中,赵普经历太祖、太宗两朝,身影出现在北宋初年各大历史事件中,同时亲手策划并亲身参与了很多机要大事,对北宋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不断攀登人生顶峰,一向机敏谨慎的赵普也曾犯下错误,但是他又能够及时改正和补救,并始终屹立不倒。

罢相

前面已经说过,赵匡胤之所以能够代周建宋,在五代十国的乱局中脱颖而出,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他重用文官,其中又以赵普的作用最大。而在其他政权中,无不以武夫横行霸道,即便有文臣存在,也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赵匡胤平定天下之后,更是下令武将读书,这在当时还掀起了一阵读书热潮。看到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每日手不释卷,赵普等一批文官无不大感欣慰,因而在他们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都愿意拼尽全力。

然而,赵普虽然知识渊博且实干能力卓著,但是对书本上的内容却知之甚少。比如宋朝建立之初,赵匡胤想找一个从来没有人用过的年号,借以彰显自己的盖世功业,这件事自然又落到了赵普手中。为了让赵匡胤满意,赵普和部下一起商讨多时,最终议定“乾德”二字,果然深得赵匡胤欢心。用至第三年,赵匡胤于某日临幸一位贵妃,早起见其梳妆打扮时,忽见一面铜镜上写着“乾德五年铸”字样,一时大为惊奇。后来查明,四川曾经有个短暂存在的小政权,用过“乾德”年号,那面铜镜正是来自这个小政权。赵匡胤因此打趣赵普不读书,并劝他多读些书,莫负了自己“文治天下”的期许。

因此有人说,赵普不爱读书,经赵匡胤劝说才开始读《论语》。事实上,赵普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酷爱读书,《论语》更是早年就读得烂熟于胸。及至成年入仕,经过战场洗礼和宦海沉浮,《论语》一书更是被他理解得透彻无比。后来,赵普曾与成为皇帝的赵光义谈论如何治理天下,其间说道“臣有《论语》一部,半册助君打天下,半册助君治天下”,借以劝诫赵光义以文治天下。后世对赵普遂有“半本论语治天下”之评,实为断章取义者为之,又遭后人以讹传讹。应该说,宋朝始终坚持“文治天下”,赵匡胤更是定下“不杀文士”的祖训,赵普的功劳不可谓不高。

一说赵普不喜读书,因而与赵匡胤生隙,更为无稽之谈。赵普得赵匡胤重用,第一位原因在其私情,第二位原因在其谋略,第三位原因在其老成,至于读书识字,不知要排出多少位去。何况,此时的赵匡胤既得天下,便可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多少读书人不可得?赵普乃是文官集团的首领,手握宰相重权,麾下读书人数之不尽,岂能因为咬文嚼字的功课未做足,就被赵匡胤嫌隙。因而我们说,赵普不仅好读书,并且经常劝诫别人多读书,而赵匡胤正是他劝诫的主要对象之一。

要说赵普和赵匡胤之间的嫌隙,却也是有的,甚而可以说是矛盾,但实际上乃是因为权力之争而产生。史料记载,赵匡胤曾经让赵普举荐一人,赵普照例拟定文表名单,并且在朝议的时候如约递上。其中有一人被赵匡胤厌恶,因而未被任用,结果却遭赵普一而再、再而三地举荐。赵匡胤为此大怒,将名单拿去撕成粉碎,赵普却不急不闹,默默将碎纸拿回去粘好,第二天仍旧呈上。赵匡胤拗不过赵普,只得将此人擢用,赵普方才作罢。后人提及此事,多言赵普耿直,赵匡胤英明,或同表君臣二人如李世民和魏征,实乃欲盖弥彰,因为此事恰恰说明赵普和赵匡胤的矛盾已经公开化。

不一日,赵匡胤像往常一样来到赵普家做客,不期撞见桌上放着的十瓶金瓜子。很快查明,乃是吴越王钱俶的行贿钱,意图通过赵普向赵匡胤说情,不要夺取其吴越之地。赵匡胤由此对赵普产生怀疑,尔后提防之心日重,直到将其罢相。然而,史书并未说明,志怀天下的赵普为什么会收下区区十瓶金瓜子,一向机敏严谨的他,又如何会让赵匡胤本人撞见这十瓶金瓜子。实际上,金瓜子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或者说是赵匡胤的一个借口,围绕皇权和相权的斗争,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赵普拜相之初,赵匡胤因为倚重他的地方甚多,才给了他巨大的权力,赵普也由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宰相。但更深一层的原因,乃是赵匡胤和赵普存在共同的敌人,等到他们共同的敌人被消灭殆尽,赵匡胤和赵普之间的矛盾,或者说皇权和相权之间的矛盾,便逐渐显露出来了。事实上,赵普不见得没有范蠡和张良急流勇退的智慧,只是他已经被权力绑架,不得已才与赵匡胤一步步走向决裂。当时,群臣递给赵匡胤的奏书,都要经过赵普之手阅览。而赵普必先行审批,对于那些不同政见,甚至出言诋毁自己的奏书,他自然会不同程度截留,如此岂能不引起赵匡胤的高度警惕。

与此同时,赵普嗜权的另一个负面作用也显现出来,那就是与其他大臣之间的权力矛盾。有史料称,赵普曾经网罗罪状,公开弹劾王仁赡。要知道,以赵普的位高权重,想要弹劾谁,完全没必要亲自出马,只要有人代为出面,他就可以用宰相职权进行处置。赵普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是因为王仁赡多次单独进宫面圣,而此前单独进宫面圣的几乎只有赵普一人。至于赵匡胤为什么这样做,显然是为了培植力量牵制赵普,以备将来尾大不掉。由此可以看出,赵普的做法,与其说是弹劾王仁赡,不如说是他想裹挟整个文官集团,借而向赵匡胤示警。可惜,赵普以宰相位自居惯了,一时被权力欲望冲昏头脑,因为赵匡胤根本不可能就范,他的想法和做法都太失水准了。

不知不觉中,朝野上下冒出了很多与赵普为敌的人,有些人是明着来,也有些人是暗中操作,实在让他防不胜防。除此之外,赵普的亲信部下,也纷纷被赵匡胤借故调离,至于代替他们的人是否还能对赵普言听计从,便可想而知了。接下来,赵匡胤的动作更加明显。枢密使李崇矩和赵普关系密切,二人是儿女亲家,两大家族可谓荣辱一体。没有任何征兆的,李崇矩因为一个未经查证的罪名,忽然被罢了官。紧接着,曾经因得罪赵普而遭罢免的文官武将,纷纷得到重新任用,有些人甚至进入国家中枢机构。

与此同时,弹劾赵普的奏书蜂拥而至,赵普再怎么截留也无济于事了。就像是约好了似的,弹劾赵普的奏书刚刚送到赵匡胤手里,御史台对赵普的调查就开始了。很快,更大范围的赵普亲信势力被查处,他的根基由此被强烈撼动。反观中央政权,薛居正和吕馀庆先后进入最高机构,在赵匡胤的支持下,他们得以和赵普平分相权。赵普深知,赵匡胤已经决意弃用自己,且由于赵匡胤行事缜密,他并没有组织起像样的反击,因而只能听天由命,在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八月即遭罢相。

应该说,赵匡胤并没有把事情做绝。他罢免赵普的理由是“均劳逸”,意思是赵普一生担任宰相之职,太过劳累,此时应该得到适当的休息,最好是完全地休息。然而,赵普并不打算轻易放弃,位极人臣的他已经尝到权力带来的巨大荣耀,因而被权力欲望深深吸引难以罢手,如此不明不白地退出历史舞台,是他绝对不能接受的。当然,经历无数沧桑的赵普并没有选择奋起反击,而是顺势沉寂了下来,在隐忍待发中准备东山再起。

最有力的盟友

赵普罢相之后,被贬为河阳节度使,远离了北宋的权力中心。按照赵匡胤的想法,他应该从此安分守己,在心满意足中过完余生。可惜,这只是赵匡胤一相情愿的想法,赵普被贬之后非但没有善罢甘休的想法,反而积极推进着一个惊天动地的计划。当时,赵普的势力已经被赵匡胤打得七零八落,但这些势力并没有得到彻底剿灭,这些人像赵普一样静静蛰伏在各个角落,只待时机成熟,就会跳出来汇成洪流,形成滔天之势。更为重要的是,赵普本人参与了北宋政权的建立和稳固,对于政权内部的玄机再清楚不过了,基本上什么事都瞒不了他。应该说,赵匡胤的仁慈,在很大程度上帮了他,但是在赵普这里,这份仁慈则成了害他的毒药。

当然,如果赵普想要通过自己的势力反击赵匡胤,将无异于螳臂当车,何况他的势力已经被打残,且正被赵匡胤高度警惕中。在这种情况下,赵普作出了准确的判断,那就是一边韬光养晦,一边暗中联络那些与赵匡胤存在矛盾的势力,以期对赵匡胤发起致命反击。这个时候,赵普的想法已经很明朗,既然不可能通过正常手段上位,就只能通过自己的手腕达成所愿。可惜,赵普举目四望,整个北宋政权内部能够和赵匡胤抗衡的,或者敢于和赵匡胤抗衡的人基本没有,联合北方的辽国发难赵匡胤,又不在赵普的考虑范畴内。作为当时最受瞩目的政治家之一,这点见识赵普还是有的,何况郭无为的下场已经摆在那里。

经过苦苦等待,再拨开重重迷雾,赵普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意,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最有力的盟友———赵光义。赵普和赵光义以盟友关系共同对付赵匡胤,这一想法乍看上去简直有些痴人说梦。作为赵匡胤一奶同胞的亲弟弟,同时又深受赵匡胤的信任,赵光义自然是北宋政权最坚定的拥护者,怎么可能和赵普一起对付赵匡胤。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赵光义是北宋政权的坚定拥护者,但他并不是赵匡胤集团的坚定拥护者,这一说法看似矛盾,实际上则透着血淋淋的事实,而这个事实的名字就叫作利益。

赵光义是武将,政局稳定之后便被隔离在国家核心权力之后,如果他想要进一步争取自己的利益,没有一位朝中重臣的帮助是无法想象的。而赵普虽然执掌朝野权力多年,却唯独没有染指兵权,他想要成事,得到一位得力武将的支持至关重要。当然,北宋的武将密如繁星,对付皇帝这样的事又必须保证机密,那些没有胆量和能力,尤其是利益无关者,根本没有考虑的必要。因此,赵光义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恰好此时的他也和赵匡胤之间生出嫌隙,赵普自然有办法让他生出异心。不管怎么说,在赵普和赵光义共谋举事的那一刻,北宋王朝除了居于核心和正统的赵匡胤集团,另一个足够强大的集团便宣告形成了。

其实,以赵匡胤的智慧,对于自身皇权的漏洞,能够堵住的都已经堵住了,但问题最终出在了他最为倚重的文臣武将身上,真可谓防不胜防。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赵匡胤虽然有篡夺后周之举,但是其人足够仁德,极少对人举起屠刀。包括后来降服的大批敌国君主,也只是被他接到了京城供养,哪怕是用武力强行征服的人也不例外。而赵普被弃用,虽然未被赶尽杀绝,心中却怨恨大于感激,他不甘心就此远离政治核心,卷土重来势在必行。那么,赵光义又为什么要铤而走险,选择和赵普一起对付自己的哥哥呢?

在我国古代社会,同一朝代的皇位继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叫“父死子继”,另一种叫“兄终弟及”。如果从在位皇帝的主观意愿来讲,基本上都偏重于前者,也就是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匡胤也是这种想法,从他已经作出的相关安排来看,在他百年之后,继承皇位的人应该是他的皇次子赵德昭。换句话说,北宋王朝的皇权,将在赵匡胤一脉传承延续,赵光义一脉将永远作壁上观,至少在法律和名义上是这样。在赵普鼓动之下,赵光义的心思活转了:既然皇位更替程序里有“兄终弟及”一条,为什么自己不努力尝试一下,争取过一把皇帝瘾呢?

史料记载,赵匡胤的母亲杜氏在临终前,曾经把赵匡胤叫到床前,赵普在旁记录遗言,杜氏情绪激动地问赵匡胤:“知道你为什么能做天子吗?”

看看身边的赵普,赵匡胤心中一百个明白,但是为人至孝的他也动了感情,只能敷衍了事说:“都仰仗太皇太后(指杜氏)隆德。”

杜氏已经没心思说这些口水话,直入主题说:“你能做天子,只是因为后周世宗皇帝早死,继位的皇子年幼,后周大臣和武将们怀疑幼主的能力,因而才让你有机可乘。如今,我将要离开人世,实在不愿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因而你一定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弟弟(指赵光义),不要传给未成年的儿子(指赵德昭)。(杜氏死时,赵匡胤34岁,赵德昭14岁,但杜氏不可能知道赵匡胤享年多少,也就不可能预知赵德昭以多少岁即位,因而此说杜撰痕迹明显。)”

赵匡胤在这种情况下能说什么呢?只能支支吾吾地表示同意,再说一些诸如让杜氏注意身体,必定长命百岁之类的话。

赵普从旁记录,然后将记录内容封入金匮,是为“金匮之盟”。

对此,我们暂且不论杜氏有没有眼光看出她所说的继位问题,或者说是不是赵普和赵光义教她这么说的。只说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赵普乃是一个外人,就算杜氏能够看清这一问题,并且想要管这件事,也应该是召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即赵匡胤和赵光义,怎么可能让赵普参与其中呢?更为蹊跷的是,皇位继承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赵光义,居然不在现场。而赵匡胤虽然对母亲孝顺至极,但是在皇位继承的大是大非上,恐怕不会如此轻易就范。事实上,从此则史料记载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可靠信息,即在皇位继承问题上,赵光义和赵普动用了杜氏的名义,再无其他。

宋开宝九年(976),赵匡胤病体沉重,眼见时日无多。皇后派出亲信王继恩去召皇四子赵德芳入朝,名为安排后事,实则抢夺皇位。而这个时候,局势已经紧张到空气凝固,赵光义和赵普更是通宵达旦不敢入睡。而被皇后寄予厚望的王继恩,早已被赵普策反,一出宫门就直奔赵光义府中送信。实际上,就算他没有被策反,当时的开封城已经被赵光义和赵普牢牢控制,仅凭一个王继恩实难有所作为。赵光义得到消息,立即在王继恩的带领下闯入皇宫,皇后见事情有变,毫无主张,只是求赵光义不要伤害他们母子。赵光义应允,并许以富贵,皇后便退出寝宫,挡在赵匡胤面前的最后一道防线就此消失。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史官只用了四个字记载———烛影斧声,第二天赵匡胤就驾崩了。可笑的是,后世有很多人对“烛影斧声”四字乱加解释,以表明赵光义得位之正,实为自欺欺人之说。当然,也有人责怪史官不负责任,非要把一场宫廷政变写得如此含糊其辞。对此,我们倒应该设身处地为史官考虑一下,赵光义既得皇位,史官们便是他的臣子,能够将事件含糊其辞地写出来,已是他们所能做到的极限了。而赵光义又允许这样含糊其辞的记载留世,表明他想与当朝后世的明白人保持心照不宣,诸君自可见仁见智了。

对于此次皇位继承事件,还有一个评述混淆视听,就是所谓的“千古疑案”。其实,但凡疑案,不过是有人欲盖弥彰,其目的也不过是遮己之丑罢了。我们只要找出这个人,再找出他惧怕的事情是什么,疑案皆可大厘理清脉络,有些简直可以水落石出。现代刑侦法则当中有一条“利益就近”原理,就是在找不到嫌疑人的情况下,试看当事人的死对哪个人最有利,借此找出嫌疑最大的那个人,结果总是十拿九稳。“烛影斧声”之后,赵光义荣登皇位,赵普也由此重获相权,个中玄机不言自明。

终亡任上

一般认为,赵光义登上皇帝宝座,论功行赏,赵普以最大功劳得封宰相。实际上,帮助赵光义登上皇帝宝座的功臣绝不只有赵普一个,就算赵普在此次事件中的作用最大,也不可能在赵光义眼中功劳最大。因为赵普只是他的盟友,而并不是他的亲信势力,二人早年甚至有过嫌隙和矛盾。换句话说,赵光义并不信任赵普,怎么可能将宰相重权交给他呢?何况,赵普为什么会被赵匡胤罢相?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专权,赵光义的权力欲望比赵匡胤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又怎么可能任用有专权“前科”的赵普为宰相呢?

事实上,赵光义之所以任用赵普为相,一个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赵普还有利用价值,即铲除赵匡胤的残余势力。赵光义用非正常手段上位,赵匡胤的势力不可能善罢甘休,而赵光义如果亲自出面剿灭他们,很容易激起更广泛的批评和更猛烈的反扑。在这种情况,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做他的挡箭牌,并且帮他将赵匡胤的残余势力一一铲除,对于赵光义来说,无疑是最理想的事情。那么,最合适的人选是谁呢?不用想也知道,这个人就是赵普。试想,如果没有这一层原因,赵光义在继位之初,很可能就会对赵普痛下杀手。他不缺少这样做的勇气,也不缺少这样做的决心,尤其不缺少这样做的动机。

应该说,作为获得相权的回报,赵普在帮助赵光义铲除赵匡胤的残余势力时,真可谓不遗余力。当时,对赵光义皇权威胁最大的,自然是赵匡胤的几个儿子,因为他们更有理由继承皇位。史料记载,赵匡胤的四个儿子当中,除了皇长子赵德秀和皇三子赵德林早亡,皇二子赵德昭和皇四子赵德芳,都是非正常死亡。在此,又可以看出赵光义的歹毒,因为按照“金匮之盟”,皇位由赵匡胤传给赵光义,接下来要传给赵廷美(因避赵光义讳改名),然后就是赵匡胤的三个儿子。结果皇位尚未传到赵廷美手中,赵匡胤的儿子先死,可见事情的蹊跷。而这个时候,仍然在世的赵廷美作何感想,也就不言而喻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赵廷美做人做事恭谨之至,以至于赵光义一直找不到对付他的借口。但是在赵普介入此事之后,局面立即有了改观,由于他操持秘密工作多年,很快搜集出了大量对赵廷美不利的“证据”,并且送到赵光义案头。可惜,这些“证据”无关痛痒,大都只是一些诸如生活作风之类的问题。于是,赵普又指使亲信不断诬告赵廷美谋反,事情说得“有根有据”。赵光义终于得以将赵廷美撤职查办,贬为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使其从此远离中央政权。然而,赵光义用“兄终弟及”的名义坐上皇位,只要赵廷美不死,就必须把皇位传给他,否则就会失信于天下。但是赵廷美已经遭到贬谪,赵光义又不能再让他以非正常方式死亡,局面一时之间又陷入僵持。

不过,赵光义一筹莫展的事情,对于赵普来说却是小事一桩。既然赵廷美恭谨至极,没有什么把柄可抓,转而去抓其下属的把柄即可。很快,赵廷美的一大批亲信势力,被赵光义用各种名义定罪。而既然下属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他们的主子也就难辞其咎,赵光义终于可以对赵廷美下手了。经过群臣朝议,赵廷美对属下有监察不力之失,按照国家律法可以处斩。赵光义不想把事情做得太明显,只是撤除了赵廷美的一切官职,并且将他软禁在私宅当中。赵廷美也知道自己处境堪忧,不知道哪天就要被拉出去砍头,郁郁之中病倒在床,没挨多久便撒手人寰了。

帮助赵光义解决掉所有绊脚石,赵普看似又可以大权独揽了,但即使是他自己也十分清楚,赵光义绝对不会让他一支独大。果然,就在赵廷美死后不久,赵普就发现自己的处境有些不妙,情况和他在赵匡胤时期为相后期如出一辙。很快,在消除赵匡胤残余势力时,赵普辛苦建立起来的权力,就被赵光义一砖一瓦地拆除了。赵普再不敢有专权的奢望,只是企图保留一点宰相的权力和尊严,但是直到此时他才明白,无论是在太祖朝还是在太宗朝,真正让他走入绝境的不是专权,而是“兔死狗烹”。赵匡胤的残余势力被剿灭,赵普的利用价值即宣告失去,当年就被赵光义罢了相。

很难相信,此时的赵普仍然没有放弃对相权的追求,而这一次,他把目光投向了赵光义的次子陈王赵元僖。赵元僖是赵光义最看重的儿子,很有可能成为皇位的继承人,而他之所以能够占此优势,赵普显然居功甚伟。原因很简单,如果不是赵普逼死了赵廷美,皇位还将按照“兄终弟及”的方式传递,根本不会轮到赵元僖。当然,这一原因只在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赵普和赵元僖主动修好,给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应该说,赵元僖明面上是敬佩赵普,实际上却是想倚重他的势力,以便让自己在皇位争夺战中增加胜算。连赵元僖这样的晚辈小子都开始玩弄权术,赵普终于看清,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不管怎么说,赵元僖在赵光义面前替赵普极尽美言,逐渐改变了赵光义对赵普的不良印象。与此同时,赵普也在积极向赵光义靠拢,比如在赵光义亲征辽国的时候,兵锋受阻,战事被拖延了下来。这个时候,赵光义已经有心退兵,但是这样做会折损天子的威严,一时只是苦于没有适当的理由。赵普深知赵光义骑虎难下的微妙心态,因而接连上书要求撤兵,赵光义找到台阶下,对赵普深为感谢,因而升了他的官。赵元僖以此为契机,积极运作赵普重任宰相,并最终得到赵光义的应允。就这样,赵普第二次被赵光义任命为宰相,同时也是赵普一生当中第三次出任宰相,时年已经66岁。

不过,赵普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宰相职权只是个虚职,赵光义已经大权独揽,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实在不多。这个时候,赵普的权力欲望已经渐渐变淡,为官更是兴趣聊聊,再加上他意识到天意不可违,便想从此退出政治舞台。于是,赵普以年迈体病为由,接连上书赵光义,要求回乡养老。赵光义最初还担心他到地方之后做大为祸,确信其并无异志后,才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拜赵普为太师,封魏国公。此时,赵普已经是70岁高龄,人生旅途也已经接近尾声,名利得失真正成了过眼烟云。

宋淳化三年(992)七月十四日,赵普卒于洛阳,享年71岁。

赵光义闻讯后,追封他为真定郡王,谥忠献。次年二月,赵普遗体葬于洛阳邙山,结束了辉煌无比又颇具争议的一生。今天,我们综观其政治生涯,前后共约五十载有余,大体算得上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于巩固北宋政权,结束动乱纷争的五代十国,以及开创宋朝三百二十年国运,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惜,在把持国家权力之后,他不幸陷入了权力的斗争旋涡之中,虽然前后三次拜相,成就却一次不如一次。其人生轨迹,也在不自觉中偏离了最初的梦想,并没有做出造福百姓的政绩,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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